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表明，出生在中国的一个贫穷家庭中，低收入家庭成员达到社会平均收入需要7代人。

经合组织的试图揭示社会不平等挑战，即社会流动性缺失的挑战，经合组织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平等挑战方面发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许多国家的家庭和社区，似乎被永远困在无法进入上升通道的社会底层。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孩子们出生在最底层、收入上升机会少、改善职业地位机会少，虽然他们的名义收入可能看起来超过了他们的父母和前几代人，但是他们的实际地位和财富排名，可能远远落后于其父辈，这种落差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却是实际存在的现实。

因为不平等，也意味着收入分配最高的那批人及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在收入分配最高的那个层次待很长时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需要五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他们国家的平均收入。

一、阶层固化、社会流动基本停滞

经合组织的研究发现，鉴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缺乏， 最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北欧像丹麦、芬兰和挪威等发达国家可能只需要2到3代时间，而像哥伦比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则需要7代或更多代时间，但是发达国家的速度明显要快于新兴国家。

根据经合组织的说法，中国和印度的贫困家庭至少要7代才能克服贫困，而在巴西，至少需要9代人，像在哥伦比亚的下层家庭平均收入要高达11代。经合组织的结论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主要是由于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

三分之一的孩子有一个低收入阶层的父亲，而其他三分之二的孩子，其向上行流动也仅限于跨入邻近的收入群体。太多人都认为他们被抛弃了，他们的孩子没有任何机会获得成功。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最弱势的群体来说，当然，也只有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社会才可能会有这种包容性。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收入分配流动性前景往往更弱；而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收入分配流动性前景则更好一些。在北欧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社会流动性高；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社会流动性低。对于许多1955年至1975年间，出生于低学历、低收入的家庭的人来说，收入流动性还比较高，但对于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已经慢慢变得停滞不前，很多国家的社会阶层变得基本固化，人们想要逆袭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社会流动性缺乏引入关注

在许多国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差，世代一直贫穷的现象越来越多，父母的财富积累和地位优势也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于寻求改变的机会感觉越来越悲观，通过努力可以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见。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上述看法与实际情况比较相符。其实，衡量社会流动性有许多维度，比如收入、职业、健康或教育。例如，对社会流动性比较悲观的国家，实现改善家庭社会阶层的目标，往往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子女的教育投入，而且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其社会阶层。当然，实现社会流动性的期望，也受到国家政策以及自身努力因素的影响，这些观念本身很重要，因为它们具有经济与社会意义，也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在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情况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当底层阶层收入分配缺乏向上的流动性，也意味着国家错过了许多潜在的人才，或国家只能继续保持欠发达状态。这也意味着许多投资机会不断消失，未发展的行业和企业永远也看不到光明，这也破坏了生产力进步的可能性。只有在对暂时落后的生产力十分包容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增长。

与此相反，当顶层阶层人群收入分配缺乏向下的流动性，他们的收入更多的可能会转化成为各种固定资产，比如房产商铺，也意味着他们成为那持续依赖高额租金的少部分人，这部分高额租金使得社会底层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流动性，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巨大影响，社会财富持续集中到那少部分社会顶层当中。

由于教育、职业、收入或健康的不平等，社会底层及其孩子，奢望实现在社会顶层及其孩子的那种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顶层囤积优势机会对社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不仅剥夺了社会底层的机会，还会浪费实现整个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广泛地说，有证据表明，如果个人或家庭有实现向上流动的前景，往往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如果个人或家庭突然向下流动或丧失社会地位，往往也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并降低个人或家庭的自尊。虽然这种个人或家庭的流动性，会突然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可向上流动、也可向下流动社会机制，对整个社会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能够有效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信任感与获得感。

三、实现社会流动性是如何运作？

社会流动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一方面，它可以理解为父母与子女或子女之间的流动性，这是所谓的代际流动性；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个人一生中不同时间段的流动性，这是所谓的代内流动性。尽管大多数人思考的可能更多的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流动性，而在评估他们的流动性机会时，又更多的倾向于比较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成长方式，与他们父母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

此外，绝大多数人都把社会流动性理解为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但在实践中，高流动率可以反映出向上流动机会与向下流动机会，其存在的风险其实是一样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存在大量的向上流动机会，也就是说，在许多国家，我们得比我们的父母更好：我们受益于更高的收入水平，我们经常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住在更好的房子里、我们拥有更好的家电、我们享受更优质的服务等等。受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这种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社会绝对流动性实现了整体上升。

在过去十年中，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大幅放缓，但由于持续的生产率提高，仅考虑收入方面，这种增长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其他重要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进一步重大改进的空间较小，而新兴经济体却拥有更多的改善空间。随着国家整体收入不断达到达到更高程度，在某些方面，如教育或健康方面的进步必然会放缓：不是每个人都想或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健康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改善。

因此，相对流动性问题在公众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在多大程度上容易受到相对流动性缺乏的影响？他们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在收入、教育和职业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地位，还是健康比我的同龄人更好好或更差？因此，既要考虑社会绝对流动性的变化，也要考虑社会相对流动性的变化，特别是后者对我们的实际影响可能更大。有一种比喻形容的很好，流动性就像一辆自动扶梯，每个人最终都能上去，但有些群体却永远比其他人更快，因为自动扶梯的速度、以及因此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的可能性，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所有人当中。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提供了有关社会流动的新证据。它涵盖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流动性，以及一个人一生中的个人收入流动性及其决定素。从收入，教育，职业和健康的不同方面来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流动性较低，而且一个人一生中个人收入流动性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底层和社会顶层缺乏流动性，“收入天花板”阻碍了许多人的上行流动，而“收入天花板”则与社会顶层对机会的囤积程度有关。缺乏社会流动性会产生严重地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通过制定政策，使社会更加流动，保护家庭免受收入下行地冲击。如何改善代际社会流动性和代内社会流动性，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考验。

经合组织表示，各国需要制定政策，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基础教育，健康和家庭政策方面，尽量为弱势儿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降低经济困难对他们未来的影响程度。提供优质的、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以及交通，以及改善城市规划，也有助于减少城市中弱势家庭的区域性集中。减少继承税和减少赠与税，并设计具有适当税率和减少豁免的累进税制，将有助于增强社会流动性。

部分摘录自经合组织（OECD）报告：破坏的社会阶梯？如何促进社会流动？（A Broken Social Elevator? 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