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曾荫权，像香港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一样，需要面对诚信破产的局面，因为行为失当，涉及两项贪腐指控，被判入狱12个月。
同样的，曾荫权和董建华，他们都当众做了假扮无辜的自我批评。同样的，即使承受这样的屈辱，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很难让他们争得同情。
香港管治缺失，是从前几任行政长官，就开始的。他们会抛出大量意见和承诺，用意在主导政策的方向，和赢取公众信任。但是，他们却偏离香港的现实、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
以董建华和曾荫权为例，他们最终都选择公开自我批评，坦言自己有哪些重大缺失。梁振英也承认自己，无法面对第二个任期。
2002年，政府实行「问责制」后，这些行政长官的不足，更加突显。大家对这些高级官员的资格，都不怎么信服。
董建华政治才能不足，从一开始便很明显。
他是位富商，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态度，也跟香港大多数商界领袖一样。比方说，他认为公共机构，在管理和效益这两方面的表现，肯定比商业机构次一等。
到了2003年，中国领导人无法容忍董建华的无能了。董建华失败了，他缺乏从政的本事。
国务委员唐家璇，那时评价他是个企业家，并无从政经验。唐家璇作出这样的判断，杀伤力非比寻常。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外交部部长，对于香港所依循的西方管治模式，有着丰富经验。
最终，董建华的诚信，蒸发到一定程度，他自己也感到，必须作出最后一搏。2005年，他在立法会施政报告中坦承：正是他的这些缺陷和不足，影响了政府制订政策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
这些自我批评的话，准确地简述了董建华不称职之处。之后，他在半年内就以健康理由，提出辞呈。
董建华对自身不足的公开陈述，能解释香港家庭，此前经历的7年没来由的紧缩财政、收入下降、住屋状况恶化、医疗及教育开支上升等问题。
到2000年，董建华公开承认，都是因为他的个人决策，而让市民受苦。他说：我们踏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在短时间也许带来更多痛苦的路，但是，最终长期来看会更加健康。
但是，他的政策并没有令香港如他所愿，「最终会更加健康」。香港变得商业信心低落，拖累私人企业投资。一直到2006年，香港才开始全面恢复过来，而且到了2012年，经济水平还低于1997年。
对于香港一般家庭，很少逃得过这样严重的经济损失。正如董建华在2004年所承认的，几乎九成在职家庭，都惨受裁员和减薪之苦。而且，楼价下降七成，也令个人财富大大缩水。
然而，董建华下台，并没有令香港从他的错误管治方式中转过来。相反，他留下了治理不当的「传统」。他的遗毒继续存在在有害的政策当中，基本上侵入了整个公共行政体系各个方面。
2005年，董建华用健康理由请辞。香港社会，大大松了一口气。
当时的人似乎难以想象，董建华的接班人，曾荫权上台后，一般家庭的生活质量，竟然还会比董建华任内那几年更差。
像董建华一样，曾荫权对市民的幸福，漠不关心，实在超出当时市民的想象。
曾荫权是从社会阶梯的底层，一直爬上来的。尽管没有社会优势、没有商界人脉，教育程度也只是仅仅足够当公务员，他却爬到了公务员系统的顶峰。
曾荫权的表现突出，全是因为他能迅速学习技术性知识，并应用于严峻的政治经济挑战。从妥善实施，一个用以减轻政治恐慌的复杂计划，到逐渐肩负起制定海外贸易政策，和谈判磋商的责任。有这样的背景，还有在库务司累积的经验。他在1995年，凭借极佳的资历，接受任命，出任财政司司长。
到了2001年，当陈方安生突然基于个人原则问题，辞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是当时填补她这空缺的最佳人选。
但是，曾荫权不是那种能让人期待会保持政治中立、小心提防商界领袖的动机、谨慎捍卫大众利益的，那种典型公务员。
曾荫权公开承诺，会促进商界利益，也深信商界利益，必须放在首位。他1996年发表，首次财政预算案时，就曾清楚表述：我相信政府有责任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
他的目标是，提升政府决策层对商界利益的重视：公务员不应该只发挥监管角色，而是应该成为商界的伙伴和支持者。曾荫权在他余下的任期，也保持这样的想法。
曾荫权对政府与商业世界之间「正确关系」的定义，给政府的良好管治，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在他任期内，几乎在每个领域，都爆出严重丑闻：从不安全的自来水，到海洋生态灾难、从危险的楼宇，到机场的管理失当。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公务员发挥领导才能的空间、工作动力和工作所需的资源，都不断受损或遭到剥夺。
一个特别无耻的例子，是宣布减少拘捕违反《劳工法》的雇主。而且，负责提供社会服务和增加房屋的政府部门和中间人，都遭到行政长官和他部下的责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整个公务员团队，的确有理由相信，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要帮助企业运作。公众利益，则随时可以牺牲。
曾荫权2005年出任特首时，就很清楚政府需要正视的问题。他一一罗列如下：低学历、低技术员工的就业困难；一些行业工种的实质工资正在下降；中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人口老化。但是，他没有列举应对的方法。
他对社会大众，因为贫富悬殊恶化产生的广泛不满，所作出的响应，竟然是坚持声称，这件事根本没有解决方法。他说，收入不均，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
制定政策者，也不再掩藏他们的个人利益。曾荫权2001年曾解释，他坚持停止兴建公屋计划，是为了避免楼市崩盘。他坦白地说出了他的目的：要结束公共房屋可能带来的市场竞争，以免影响私人楼宇价格，包括他自己的物业。
在2011年时，公众有种印象，认为身居高位的官员，可以随心所欲改动自己的物业。香港的申诉专员公署，认为有必要详细追加调查。
专员说：从2011年开始，不少香港名人，被媒体连日大篇幅追踪报道，他们的物业涉嫌有建筑改装。申诉专员在调查中，找不到对那些名人有利的清晰证据。
屋宇署也曾经尝试，优先调查这些名人的案子，用来平息公众疑虑。专员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报告中提出：那些名人没有触犯条例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2008年，曾荫权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2012年，曾荫权像前任的董建华一样，需要面对诚信破产的局面。他在立法会，也作了假扮无辜的自我批评。但是，即使承受这样的屈辱，也难以为他争得同情。
他尝试说服公众，自己的错失从头到尾都是无心之失。他认为，人们对公职人员有了更高要求。
事实上，这些标准，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在1974年，高级警官贪污问题曝光后，对高级官员的可疑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成了常态，并催生了廉政公署。
曾荫权看不到这套准则，最后会套用在自己身上，正如他看不到自己私人物业的风波，会震惊社会。
曾荫权，因为自己对当权者，所享特权的错误认知，背负上了沉痛的代价。
他的一项刑事调查，在2012年展开。但是，2017年他才被带上法庭受审。这一延误，对香港这样重视法治的城市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曾荫权承受了不少压力，长期的等待，带来金钱和情绪两方面的负担。他还因为媒体监视自己日常活动，从而私生活遭到摧毁。不过，他的法庭审讯，很重要地显示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没有人，能逃避刑事调查和拘捕，就算职位多高、人脉多广，也不能。
但是，这些高位者的接连失败，还是让人们开始怀疑：香港政府的核心价值，有没有改变？香港政府值得信任吗？
多次失望的香港人民，能否再次信任政府，成了一个未知数。短暂的经济萧条，不可怕。
就像狼来了的故事结局一样，真正可怕的是，失去公信力的香港政府，最终，成为无人信任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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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芙，财经作家，旅居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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