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韩国人也加入了徐福研究行列，中日韩三国联手研究徐福的局面形成。金奉玉、洪淳晚、朴正锡、吴文福、李同善等一批韩国学者调查徐福遗迹，访问中国、日本，著书立说。在韩国南部的济州道和庆尚南道发现了大量徐福传说和遗迹，其中以济州的朝天浦、西归浦的正房瀑布、南海郡的锦山最为著名。

作为徐福东渡的经过地、休整地，徐福东渡船队在济州岛朝天浦登陆，在正房瀑布和南海岛的锦山刻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徐福过之”篆文。南海郡人写的《“徐福过此”揭秘》一书引用公元1864—1953年韦沧吴世昌先生考证的题记：

另外刻石文字的解释还有“徐福起拜日出”、“徐福起拜”、“徐福过此”、“徐福过之”，笔者也曾拿照片给北京的一位朋友看，他说是“祭日斯本晨”，这个解释是从左向右释文恐不为凭。韩国学者撰文论证了徐福集团与济州岛的关系、徐福与西归浦的关系，徐福在南海岛的活动，三神山与汉拿山的关系，汉拿山与瀛州山的关系，以说明徐福在寻找三神山的过程中，一度把济州岛当作瀛州山。笔者也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后来徐福发现东海还有山，故又前行探求，最后一次东渡（公元前209年）曾在济州岛休整，补给粮草，并在正房瀑布补充淡水，而且在正房瀑布刻字留念。因正房瀑布是海岸瀑布，海风蚀化快，上世纪五十年代岩石风化脱落，刻字现已不存。同样是海岛，南海岛锦山刻石是在半山腰，常年干燥，坐北面南，前眺海湾，得以保存，推断这块刻石应在正房刻石之前。

韩国南部徐福遗迹的发现，证明了徐福东渡路线走的是北路，既从黄河营古港出发，沿庙岛群岛抵达辽宁半岛，顺朝鲜半岛西岸南行，在济州岛休整，躲过海风、海流，过对马海峡，达到日本。而走中路、南路东渡日本是没有必要绕到济州岛的，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何曾到过济州？这就是最好的回答！这是徐福在当时状况下探索出来的一条最方便、最安全的循岛而行航路。三千童男童女、五谷百工加上士兵、船夫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每天每人一斤粮，每天需近四千斤粮；每人每天二斤淡水，每天需近四吨水。长达半年的航行，粮草是要先行的。循岛而行，及时补给，是徐福智谋的体现，也是东渡成功的关键。

（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当年便颁发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法令。秦在统一六国前所使用的文字是“小篆”（又称秦篆），是在大篆（又称籀文）演化而来。同大篆相比，小篆在形体上更加整齐和定型化，线条简单而均匀，在写法上不像大篆那么繁复，同时又减少了异体字。总之，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六国文字比大篆还难认，没有规律。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统一文字的标准范本，并赋予法律效力。经过规范后的小篆，被用于秦始皇东巡刻石中，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秦始皇的统一文字，既是统一，也是发展，使文字更加规范化，易写、易识，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八次访问韩国济州岛的笔者，站在正房瀑布前朦胧地感觉应当是这样。秦始皇灭齐国时，徐福34岁；公元前209年东渡时，徐福46岁；秦始皇统一文字时，徐福自幼练习的大篆字早已成形。正象中国简化汉字后，许多老人提笔仍愿写繁体字一样，徐福在国外完全可能因为怀旧而自由自在地写大篆字。然而得到解释却是在拜读了《久庵先生文集》之《徐福论》后。

（三）

久庵先生金就文是朝鲜时代著名儒学者，中国明朝武宗正德已巳（1509年）生，穆宗隆庆庚午（1570年）卒，谥贞简。《久庵先生文集》之《徐福论》、《田横论》是吴文福先生（济州东洋文化研究所长）特意转送给笔者用于徐福研究，恰好用以解开这一段徐福韩国刻石乃至徐福东渡成因之谜。《徐福论》也使笔者了解了韩国从很早开始就有人研究徐福了。

久庵先生在《徐福论》开宗明义：“欲知人之事，当观人之意；欲知人之意，当观意之所在，以意观事，则事无逃其情也。”用白话讲就是想要了解一个人所要做的事情，需要观察他的目的；想要了解他的目的，就要了解察看他流露出来的愿望和意图是什么，了解了事情的目的与原因，则事物就一定会按着发生和发展轨迹走进情理、情势之中。按照这个理论，久庵先生对徐福求仙的初衷和真实目的作了阐述：“谨按史，徐福上书秦皇，请入海求不死药，呜呼其意，岂无所在乎？夫福，智者也，智可以有为，而以智谋之，力所未及而以术济之故。”又说：“天下又安有不死之理乎？福之为此，决不在于求药而上书请之者，亦欲行其术而已。盖福齐之人，而齐之灭，在于始皇之手，则秦其仇也。为齐报仇，福之意也，而力有所未及，故归秦上书者用其智，而事未著，请与童男女入海者，售其术而事未形，事未形、未著而其意则显。其意以为六国既平，秦之所欲已遂，而其所大欲者，长生也！此可以长生之术，进而有所为矣。”久庵先生认为，天下哪有长生不死的道理，徐福是个智者，他怎么会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上书秦始皇入海求仙，是以智谋达到他力所不及的目的。徐福上书的真实目的在于，徐福是齐国人，而齐国的灭亡在于秦始皇，所以秦始皇既是国恨又是家仇。为齐国报仇，是徐福的意图和愿望，而仅靠他个人的力量去报仇又力所不及，所以用智谋，借带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长生不老之名，秦始皇是会答应的。为什么呢？当时的形势是：秦始皇灭了六国，最后一个是富庶的齐国。秦始皇以远交近攻破六国合纵，其远交策略即与远在东方的齐国修好，意图尽量把齐国放在最后一个战略目标，先攻打韩、赵、燕、魏、楚五国。待到公元前221年，眼看大势已去，齐王建听从后胜之言，不战而降，秦始皇强命包括齐国在内的六国十二万户富豪西迁，六国兵器被铸成十二个铜人。平静、太平、富庶的齐国人在秦暴政下难免心生怨恨。齐国的百姓在亡国之后，怨恨齐王建早不与诸侯合纵攻秦，听信奸臣宾客们的谗言，以至于国家因此而亡。齐国百姓为齐王建编了一首歌谣：

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齐王建降秦后，所受到的待遇与当了俘虏的其它五国君王似乎有些不同，被秦始皇指令迁居于共（今河南辉县北）。由于齐王建被迁居的共地在松树和柏树之间，所以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是松树呢，还是柏树呢？齐王建居住共地的原因，是由于大臣宾客们造成的吧？百姓们的这首歌谣，是用来怨恨、讽刺齐王建选用臣子们特别任用后胜为相，不知分辩善恶，以至于误国误民。据香港卫挺生先生考证，徐福生于齐王建10年（公元前255年），距齐国亡国的公元前221年，徐福已过而立之年，作为一名有思想、有抱负、智勇双全的著名方士，亡国之恨埋藏心头。徐福分析了形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的愿望已经达到！他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呢？在秦始皇看来，天下是由他统一的，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即将建立的大帝国，当然应他一手来缔造，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而，他自己的地位、尊号，便成了他最为关切的问题。秦始皇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名号不更，无以称其功，传后世，其议帝号。”经大臣王绾、冯劫、李斯等人的一番讨论、建议：“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改“泰皇”为“皇帝”，并下诏：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为了佐证徐福东渡为齐报仇之说，久庵先生在《徐福论》中还以张良、荆轲、勾践为例与徐福作比较：“张良为韩之意而博浪之举，非其时也！则势孤力弱，不可以独立。故其与童男女入海者，亦勾践生聚十年之意也，而意成事立，则为齐报之事。不得其意，则亦不欲臣乎秦矣。”“子房非为汉也，实为韩也，可与报之者汉也，故归之。而及其意成，名遂为汉之臣，而为韩之迹无矣。福之术，非为秦也，实欲报秦之仇。”“可以报旧仇而势未立，可以讨一秦而力未及，则不可以一匕首徒死于秦庭，如荆轲之为。故上书请行，亦欲有为于勾践、子房之为也。”久庵先生批评了张良的做法是势单力孤，不是时候。秦始皇第二次东巡，“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这次有预谋的行刺，便是后来充任汉刘邦军师的张良。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祖先是韩国的贵族，其祖父、父亲都曾任韩国相国。韩被秦灭时，张良家产甚丰，尚有家僮三百人。张良恨秦王灭韩，为给韩国报仇，刺杀始皇，变卖了全部家产。后来，张良得到一名大力士，能掷120斤重的铁椎，百发百中。行刺失败后，按周密计划，也得益于原韩国百姓的保护，张良与大力士安全转移。同样，久庵先生更不赞成“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现”的悲壮故事。秦灭六国的第三个战略目标是燕国。荆轲刺秦王便是秦灭燕过程中的一支悲壮的插曲，燕企图以荆轲匹夫之勇，刺杀秦王，一揽子的周密计划，终究不达目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越王勾践在会稽之耻后，便卧薪尝胆，亲自耕作，委曲求全，礼贤下士，与百姓同甘共苦，虚心听取谋臣们的意见，终于在十年之后战胜了吴国，扩大了地盘，称霸于诸侯。而其卧薪尝胆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流传下来。久庵先生认为，徐福通过“上书请行”的方式，是想借助秦始皇的力量作出一番比勾践、张良更有作为的惊天大事来！

久庵先生在《徐福论》的结语说：“知其意，故知其事；不知其意，焉知其事？故先审徐子之意，然后当知徐子之事。徐子之意未显于迹，则徐子之事亦随而不明。愚故曰：欲知人之事，当观人之意”。久庵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再次说明他的观点：知道他做事的意图和目的，才能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不知道他的意思，怎么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所以要先审查徐福的意图，然后才能知道徐福要做什么事。徐福的意图没有明显地流露出痕迹，那么徐福所要做的事情随之变得不明显，他的真实目的就很难让世人知道。故而笔者说：想要知道事情的本来面貌，需要观察做事人的意图和愿望才可以。 各位看官，您认为这个观点成立吗？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