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女人的本性，西方哲学界和史学界一直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矛盾评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评价女人：“本质上，她们比较冷淡和软弱，比男人更加富有同情心。”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却在政治层面彻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他说：“女人的缺点不只是软弱和缺乏毅力，最致命的是一旦放松她们，她们就会变得诡诈、残忍和野心勃勃。而且，要是女人掌控了绝对权力，将会比男人更加任性和专制。”

对于女人政治本性的这种争论，不只在西方普遍存在。早在中国汉朝时期，便有一个男人通过自己曾祖母的生平所为而深刻认识到：在面对权力诱惑时，女人所表现出来令人生畏的贪婪面目，比之男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男人便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举奠定了汉朝强盛局面的汉武大帝刘彻。

早年时，刘邦不但已近中年还只是个草寇之徒，而且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刘肥，却将小他十五岁、时年还不到20岁的淳朴少女吕雉娶回了家。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夺得天下，做了大汉朝的开国皇帝，而吕雉也自然一跃成为皇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崩逝于长乐宫，年仅16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为帝。从此，天下大权便落入了吕雉手中。

其时，吕雉哪还有当初淳朴少女的半点影子，而是早变为一个手段狠辣的嗜权毒妇。刘邦死后仅一年，已经掌控了绝对权力的吕雉，为了巩固权力、剪除异己，派出心腹之人毒死了刘如意。紧接着，她又把刘邦生前宠妃、刘如意生母戚姬以更加残忍的手段戮害——将这个当时还风韵尚存的美貌妇人制成可怕的“人彘”，并扔进茅厕中任其自生自灭。

很快，戚姬便在痛苦和屈辱之中死去。而这样诡异惨绝的死法，留给后人的自然是旷古绝伦的悲愤。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因为吕雉的恶行而戛然而止，当时光来到汉武帝时代时，已然黄袍加身、君临天下的刘彻，却并未忘记自己曾祖母吕雉的种种恶行。

因此，汉武大帝临死之际，在遗嘱中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子为储君，赐死其母”。他下令立儿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后来的汉昭帝，却力排众议含泪赐死其生母钩弋夫人，以此来谨防类似吕雉那样垂帘涉政的悲剧再次发生。

时光继续流转，而出人意料的事却在数百年后发生了。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却将汉武帝“立子杀母”的残酷制度定为”基本国策“。所以，每到皇帝册立太子时，后宫之中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就意味着太子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

而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看起来又颇为残酷的制度，直到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才突然发生转变。宣武帝元恪虔信佛教，不忍杀生，更不忍看到爱妻胡太后死于非命，于是便动了恻隐之心。因此，胡太后这个幸运女人这才止步于地狱门槛之外。

然而，历史却并未因此而翻开美丽一页。胡太后免于一死，却在儿子元翊登基后不但开始篡权干政，更过起了极尽床帏之私的荒淫无度生活。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个女人在权力争夺中竟逐渐迷失，并鬼迷心窍地与两个情夫合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北魏孝明帝元诩。

不过，真正能验证汉武帝“立子杀母”这一残酷制度正确性的，还是唐初那个女人——武则天。和吕雉、胡太后都不同的是，武则天从昭仪到贵妃，再到后来的皇太后，这一过程本身所暗藏的吊诡、血腥、阴谋，都已经提前验证了汉武帝“立子杀母”的必要性。

后来，武则天又将唐高宗李治曾经无比宠溺的王皇后和萧淑妃，用比吕雉还要更加歹毒的凶残手段折磨致死——砍掉手足制成“人彘”再浸入酒坛，美其名曰让其“骨醉”。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在评价武则天时悲痛地说道：“当屠杀已成习惯，凶手对屠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中，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我们可以看到，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女人天性中的纯良温厚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然而，历史到此却并未终结，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再次印证了汉武大帝”立子杀母“这个看似残忍制度的真理性。这个女人是谁？便是那位结束中国2000余年封建王朝的慈禧太后。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开始锐意实施变法，想要以此来富国强兵，挽救内外交困、日暮西山的清帝国。

而事实上，慈禧太后起初也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当她发现变法若是继续下去，便会动摇自己的绝对权力时，才迅速翻脸出刀，不但残酷地将戊戌六君子的头颅砍下，甚至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而失败的”报应“又是来得如此之快。

后来，当八国联军就要攻进紫禁城时，毫无应对之法的慈禧太后也只能仓惶狼狈地西逃。然而，就在这个恶毒女人自身都已难保之际，竟还不忘将光绪帝的一生挚爱——珍妃推进井中溺毙。

如果从本质上来说，汉武帝”发明“的“立子杀母”，无疑是一种极残酷的封建制度，一个又一个年轻母亲的生命因此而被葬送。可是，一次又一次被汉武大帝不幸言中的历史告诉我们：不管统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形成”绝对权力“时，杀戮和罪恶便必将产生。而对于这一点，汉武大帝却在2000余年前便已看透，自然可谓之为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