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十分敬仰和热爱之情,来纪念索延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索延昌先生是我们敬爱的长辈和导师。先生从弱冠之年开始学习中医到耄耋之年去世,一生中惟一热爱和从事的职业就是中医。
索延昌先生1918年7月出生在一个满族没落的贵族家庭里,从小体弱多病,因而励志学习中医,以求健体强身。1934年,刚满十六岁的索延昌先生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三年学习期满毕业后,他又追随几位前辈中医大夫侍诊学习,同时考取了录取率很低的中医资格证书。
1939年,索延昌中医诊所正式挂牌成立,那时他才21岁。年轻有为的索延昌先生从他自己创办诊所之日起,就开启了悬壶济世的中医生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新政权建立后,索延昌先生又很快考取了中医行医执照,在北京的几家药店坐堂行医。1956年,政府号召中医大夫进医院工作,先生积极响应,被分配到北京崇文区医院的中医科工作。进医院以后,先生很快就成为中医科的骨干医生,并担任了中医科主任职务,进而又逐步晋升为中医主任医师。
索延昌先生自从进医院以后,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七十岁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在医院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先生先后接诊了几十万患者。他以精湛的医术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衷心爱戴,成为京城患者的好朋友。索延昌先生对来自全国各地来信求医问药的患者,无论认识与否,都亲自回信答疑解惑,有时甚至直接把药寄给患者,使许多患者深受感动。纷纷来信致谢,甚至有的外地患者病好以后,还特意来京面谢。
索延昌先生在中医临床过程中,一直遵循施今墨先生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工作之余,系统学习西医理论,并在临床上运用西医病理分析,研究各类疾病,然后在用中医辩证理论确定立法方药,取得很好的疗效。1962年,索延昌先生两次登门造访恩师施今墨先生,与施老探讨冠心病的中医治疗方法,得到施老的鼓励和帮助。
1963年,国庆节时,施老专门给索延昌先生题词,阐明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索延昌先生沿着中西医结合的方向治疗半身不遂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了《中风后遗症180例治疗经验总结》的论文。该论文被选入《北京市老中医中医经验汇编》一书,并受到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优异的科研成果,不仅使索延昌先生蜚声国内医学界,也引起了海外医学界的关注。1984年,索延昌先生应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星岛日报》之邀,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医五行学说与西医神经论的关系》、《中医对冠心病的治疗方法》、《经络探索与神经衰弱的发现》、《七情与五脏关系密切》等四篇探索中西医理论相结合的学术论文,在海外引起颇大的反响。
索延昌先生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86年《新脾胃论》一书的问世。该书是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化医学理论相结合的典范。然而,最能代表索延昌先生中医学术思想的是1982年出版的医学专著《虚症论》。《虚症论》是索延昌先生从医四十余年的经验总结。这本书是继中医治虚专著明代汪绮石的《理虚元鉴》之后,更进一步对虚证进行深入探讨和全面论述的著作。《虚症论》自1982年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被北京图书馆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
由于索延昌先生对中医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和美国名人传记研究所授予“世界突出贡献人士”的称号,其业绩也被载入《国际知识界名人录》。1982年,索延昌先生作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虚症研究及老年病防治会议”。
1987年,北京市药材公司向本市59位中医专家颁发了医药“特供印章”,索老便是获此殊荣的一位。同时,北京市药材公司还特聘索老协助研制“消栓再造丸”、“偏瘫复原丸”、“安宫降压丸”等中成药。这些新药在实用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同年,索延昌先生还作为国家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自然医学国际会议”,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索延昌先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崇文区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政协委员;1984年,担任了北京市中医科研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北京市中医科研论文评审委员会委员;1995年,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
索延昌先生在为中医药事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同时,还注重中医事业的传承和发展。30多年中先后招收了20多名弟子。除单独收徒传承中医外,索延昌先生也注重院校中医人才的培养。他早年曾受聘担任北京中山学院医学部主任和北京崇文区康复医疗补校校长等职务,为培养中医人才做出杰出贡献。
1989年,70岁高龄的索延昌先生才从医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积极为弘扬中医发挥余热。1991年,经过多方面筹备,索延昌先生向卫生局申请创办了大北窑中医门诊部。1992年,索延昌先生又和北京饭店合作,创办了一个中医专家特诊部。这是全国第一家开在涉外大饭店里的中医门诊部。这个门诊部通过给住饭店的各国来宾治病的渠道,将中医文化最大限度地弘扬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索延昌先生他除正常出门诊外,还经常带领部分专家和弟子们到京郊各县农村去义诊,同时也应机关、工厂之邀去义诊。除义诊外,他还每年从门诊部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亲自到郊县山区小学去捐资助学,直到到索老去世的前一年,始终没有间断过。
索延昌先生一生的生命轨迹始终与祖国医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热爱中医、钻研中医、弘扬中医、发展中医,他坚持不懈地把中医传播到千家万户,传播到祖国各地,传播到海外,让无数的人分享了中医文化的魅力,受益于中医文化的成果。
索延昌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独到的学术思想、精湛的艺术和高尚的医德,以及扶贫救困、奉献爱心的博大情怀,是留给我们后辈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索延昌先生的未竟事业,沿着先生的脚步,把中医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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