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征服东突厥后，任命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为朝廷官员，《通鉴·唐纪九》记载“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伴，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这在中国汉族王朝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反映了唐太宗追求胡汉一家，天下一体的进步民族思想。

唐太宗：“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对败军之将，亡国之余，没有采取残暴地民族压迫政策，而是用较为平等信任仁爱之政策去笼络各民族的上层贵族。如此举措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因而太宗也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具体见于以下五点：

第一善待少数民族亡国之君。突厥可汗吉利被俘后“郁郁不得志，与其家人或相对悲歌而泣。帝见其赢惫，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獐鹿，纵其畋猎，庶不失物性”（《旧唐书·突厥上》）吉利在唐初几乎年年月月日日侵犯李唐，可谓是不共戴天之仇，可太宗在其亡国之后，怜其哀伤，为其作想，是很难能可贵的。

第二让皇室同少数民族贵族结为姻亲。阿史那杜尔是突厥处罗可汗之子。“诏尚衡阳长公主（高祖女）为驸马都尉”，还有阿史那忠，尚定襄县主。执失思力，“诏尚九江公主（高祖女），拜驸马都尉”。棨必何力，尚临洮县主等等。

第三直接让少民族将领掌管皇宫禁军。《新唐书·阿史那杜尔》里记载“诏检校北门（即十分重要的玄武门）左屯营，封毕国公”“阿史那忠......宿卫四十八年，无纤细，人比之金日磾”。魏征曾说“主上以国士见待，安不以国士报之乎”太宗如此信任少数民族将领，对方自然会感激涕零，以死报之。

第四以常人不敢奢想的殊宠施于某些少数民族将领。《旧唐书·突厥上》记载阿史那思摩“从征辽东，为流失所中，太宗亲为吮血，其见顾如此。未几，卒于京师......陪葬昭陵，立坟以象白道山，诏为立碑于化州”。

第五让少数民族将领带兵出征，建功立业。如《新唐书》记载阿史那杜尔“以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平高昌”“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杨弘礼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擢契必何力左领军将军。九年，与李大亮，薛万彻讨吐谷浑于赤水川”。

唐太宗这些举措使得少数民族对李唐向化仰慕之情一日浓于一日，对李唐的忠诚也是一日坚于一日。从阿史那杜尔等人在太宗死后，痛哭流涕，上书高宗请求殉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心态。

太宗以后的皇帝也继承了他的做法，从而使得更多的少族民族精英为大唐的兴盛强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如远震大唐国威于西亚的高仙芝就是其中一员（高丽，百济在高宗以后曾是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