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问题,再想起《百家讲坛》某教授尊司马贬安石之说,不禁想为介甫同志击鼓鸣冤。把北宋灭亡的罪魁帽子扣在王安石的头上,其用心,比起安给岳飞的“莫须有”罪名有过之而不及。
从《清明上河图》说起。
现在称为国宝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盛世危图,描绘了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的城门街市景象。作者张择端那时还不算太有名的画家,因此,这幅图根本就没让文艺青年宋徽宗看上眼。既然没看上眼,自然对其中寓含的危险也没有得到任何警示。从这幅画,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繁荣。
这么繁荣的经济景象,按理说北宋的国库应该非常厚实才对。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北宋的现状偏偏就是民富而国贫。为什么呢?因为财富都在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士族”手中。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与“士”夺财,而不是与“民”争利,因此,这次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极力支持,更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士人极力反对。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因为王安石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靠什么反对,靠的是阳奉阴违,靠的是处处制肘,靠的是李代桃僵。最后,士族把祸水引向了普通百姓,让“猪请羊吃饭,结果驴买了单”成为现实。
第二,警备松弛。
首都,应该是警备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可是,从图上可以看出,防火的塔台和进出的城门没人值守,而差役兵丁们坐在衙门口打瞌睡。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枕戈待旦的兵士如此懈怠?是因为大宋天下太平,真的无仗可打吗?
曾记否,从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开始,天下就没太平过,每年堂堂大宋还要给大辽送岁币银两买平安。这种情况下士卒还有心情打瞌睡,还有两排军营被改成了饭馆,说明政务军务荒废到何等程度,这些,究竟是谁人之过。
第三,官民对立。
宋江、方腊起义的事情就不说了,咱们还是说清明上河图的事。在城门边,税务官漫天要价,导致货主们纷纷不满,甚至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在看热闹。这说明,北宋的冗税制度何等随意,这难道又跟王安石变法有关?
还有,文官与武官在桥上争道也是一景。这说明什么,说明北宋的重文抑武的文官制度已经不合时宜。要是在五代十国,哪有文官敢跟武将争道呢?
回看王安石变法。
《清明上河图》作于宋徽宗时期,而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时期,中间隔了一个在位15年的宋哲宗。也就是说,从王安石变法到宋徽宗继位,也就是二十年上下的事。
这次变法的目标是什么?是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是以充实国库、整顿军备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法案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北宋应该会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而不是走向灭亡。
可悲可叹的是,不愿被人抬、不愿坐轿的王安石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团队里,时不时还有因利变节之人。介甫为什么总是一个人战斗,就是因为大多数官僚以一己之私为重,从来没有想过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奶酪分一块给国家,最终整块奶酪都被金人抢了去。
王安石变法确实失败了,因为宋神宗死了,因为他没有争取到更多士族的支持。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复出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废新法,不管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王安石主张的,一切都不能留。于是,不到二十年,人们看到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所绘之景象,看起来国泰民安,实际上千疮百孔。
如出一辙的案例。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组织的变法改革,与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基本一致,都是国家积贫积弱,都是外患未平内忧填补,都是大地主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于是,张居正毕十年之功,将大明朝的危楼进行了堵漏修缮,出现了暂时的转机。
坏就坏在一帮猪队友身上,在张居正去世后,立即进行了反攻倒算。这帮人打着祖宗的旗号,把大明朝重新推进了火坑。而张居正的所谓考成法、一条鞭法刚刚收到奇效,就被完整地扼杀了。按照这则问题的逻辑,是否又要把大明朝灭亡的罪责扣在张居正的头上呢?
虽然王安石有王安石的问题,张居正有张居正的问题,但是,站在忧国忧民力行改革的角度上,这两人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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