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怪石图》:抒胸中郁结之气

宋朝立国(960)以来,现今位于河北、山西一带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是隐忧,此区域在五代时就为契丹属地,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宋朝一直受其威胁。宋神宗(1048—1085)即位后,立志收复此地,询问宰辅富弼(1004—1083),却得到“当布德惠,二十年不用兵”的回答,这不是少年帝王所想。即位后第二年,即熙宁二年(1069),神宗起用王安石(1021—1086)为宰相,进行变法,改革财政来增加岁收,以富国强兵,解决收复“燕云十六州”用兵问题,但受到元老重臣韩琦(1008—1075)、司马光(1019—1086)、欧阳修(1007—1072)的反对。王安石为了能顺利推行新法,大量起用新人。苏轼(1037—1101)这位21岁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的才俊,也在30余岁时受到这波党争的牵连,被流放外地。

趙孟頫,《画苏东坡像》局部,元

米芾《画史》中有苏轼在外地任官期间的一条记录:

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

米芾将苏轼的“枯木”“怪石”在形状上的特殊表现,理解成“胸中盘郁”,“盘郁”有“郁结”之意。米芾拜会苏轼的时间点是“自湖南从事过黄州”,米芾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月任官湖南长沙掾,至元丰五年(1082)止;而苏轼因“乌台诗案”从湖州太守被贬至湖北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时间是从元丰三年二月至元丰七年三月,所以,米芾拜会苏轼的时间可定在元丰三年至五年之间,此时的苏轼在44岁到46岁之间。团练副使在宋代是武散官从八品官阶,但是苏轼无权签署公文,可说是政治监管,于是有意无意地选择“枯木怪石”的特殊形象来抒发胸中郁结的不平之气。

-请横屏欣赏《枯木怪石图》-

乌台诗案:受难的开端

苏轼一生受困于新旧党争,晚年境遇更为凄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58岁的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三年后,更被贬至海南儋州,幸好得到当地人赵梦得的照顾。元符三年(1100)大赦,苏轼迁居至广西廉州(今合浦),路过海南澄迈,想和赵梦得告别,不料赵氏却前往广西桂林。苏轼于六月十三日留下《致梦得秘校尺牍》(图1)一札诀别,说到希望能在广东海康(今湛江)相见,若否,则后会无期,希望对方“晚景自爱”,这也是苏轼对自己的期待。

1. 苏轼,《致梦得秘校尺牍》,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后苏轼有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接着从廉州迁居湖南永州,最后朝廷可怜苏轼老迈,让其回到四川成都“提举玉局观”,领俸不管事,养老终生。回程途中,苏轼于宋徽宗靖中建国元年(1101)乞求致仕,途经江苏镇江金山寺,看了李公麟(1049—1106)绘制的自己早年画像,赋《自题金山画像》为此生定论: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的外贬之地,他外贬黄州是由于“乌台诗案”。《汉书薛宣朱博传》有言:“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台为乌台、柏台。“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乌台诗案”正是以诗得罪于当朝的政治事件。

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43岁的苏轼从徐州调任至湖州时,依例谢恩,进呈《湖州谢上表》,表中提到神宗“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话刺痛了新党。《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苏轼》载:“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王安石党羽御史舒亶、李定、何正臣等人认为苏轼《山村五绝其四》“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戏子由》“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山村五绝其三》“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对神宗推行“青苗钱”“明法科”“兴水利”“谨禁盐”的不满,弹劾苏轼“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苏轼于元丰二年七月被逮捕,八月被送入御史台监狱,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可说是托孤的诀别诗了。幸赖朝中大臣与太后说情,而神宗又欣赏苏轼的才气,才免他死罪,下诏宽释,外贬至湖北黄州。

《前赤壁赋》书迹:意学徐浩

九死一生的苏轼,受到《庄子》中《齐物论》与《秋水》生死观的启发,在被贬到黄州三年后的元丰五年(1082)七月与十月,分别作出传诵千古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目前仅有书于元丰六年(1083)的《前赤壁赋》书迹(图2)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书迹由五纸接成,每纸长约51厘米,骑缝印为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钤印。《前赤壁赋》内容为苏轼泛舟江湖,心境如神仙般飘荡,行止随缘,酒乐兴起。苏轼吟诗之时,听到同舟之人悲凄的箫声,内心愀然,便问为何如此哀凄。同舟人回答:三国英豪的功业最终灰飞烟灭,感叹人事的变幻无常。苏轼应对:天地间水月的流逝盈虚尚且不定,更何况人事呢?倒不如心住此天然之境,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无尽藏吧!

2. 苏轼,《前赤壁赋》,局部,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赤壁赋》墨迹本字体较宽,用墨甚丰,字与字间、行与行间距离清楚,整体章法一片疏朗,似乎在书写时心境特别自在,精神与文章融为一体。关于此种墨丰宽厚的书风,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去世前一年)所作《题自作字》中说道“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然而早期书风未必如此。如苏轼书于元丰二年五月、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游帖》(图3),虽有些字较粗,但字形整体略偏狭长,书风仍属清劲遒媚的类型。

3. 苏轼,《北游帖》,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后三年所书《前赤壁赋》书风明显丰腴,其原因或可见于蔡京之子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的记载:

鲁公始同叔公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即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

“鲁公”即蔡京,“文正公”即蔡卞,“君谟”即蔡襄。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即调任钱塘尉,其上司正是杭州通判苏轼。神宗喜好唐代书家徐浩的书风,后来元祐初期与苏轼交往的黄庭坚《跋东坡书》云“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徐会稽”即徐浩,然而苏轼《前赤壁赋》与徐浩的书法在外形上未必一致。苏轼在作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石苍舒醉墨堂》中就阐明了“意造无法”的书学理念:“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虽然《铁围山丛谈》记录苏轼于熙宁年间就有学徐浩,但从传世作品来看,真正的落实还是以《前赤壁赋》书迹为代表。

苏轼的“多难畏事”

《前赤壁赋》书迹是苏轼友人傅尧俞(钦之,1024—1091)请求新文,苏轼遂书相赠。后面的跋文提到:“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图4)

4. 苏轼,《前赤壁赋》后面跋文,局部,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求文者傅尧俞,河南孟县人,进士出身,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元祐六年卒于中书侍郎任上。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入京直史馆,傅尧俞知谏院。王安石推行新法,苏、傅二人因反对而被外贬,苏轼于神宗熙宁三年出为杭州通判,傅尧俞则被贬为盐铁副使、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苏轼虽可在文章上超脱,现实上仍须提防政治陷害。活动于北宋末、南宋初的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关于苏轼被陷害的记载,可与《前赤壁赋》款识“多难畏事”呼应:

方其坐狱时,宰相有谮于上曰:“轼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虽有罪,不应至此。”时相举轼《桧》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

又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材,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颇同。”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上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文中所说的《桧》诗,即《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原诗为:“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文中的“宰相”是指王珪,其长女嫁李格非,生李清照。王珪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此时的宰相为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王珪取代王安石,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丰官制改革,于元丰五年(1082)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宋史》对王珪评价甚差,说其“容身固位,于势何所重轻,而阴忌正人,以济其患失之谋”。据《宋史》记载,元丰三年,神宗欲起用苏轼为史馆修撰,被王珪阻拦,以曾巩代之。元丰四年十一月,曾巩上《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于是在元丰五年下手札,移苏轼为河南汝州团练副使。手札有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苏轼上奏愿留黄州,神宗亦应允,可知神宗终究喜欢苏轼。苏轼当时被污蔑为谋逆之臣,幸有神宗的保全,才得免死。

《寒食诗》:穷途的悲叹

被贬黄州期间,苏轼亦作《黄州寒食诗》二首,表达他心境的悲凉: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当时连下两个月的雨,46岁的苏轼雨中卧病,体衰发白,提到“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燕支”又作“燕脂”,泛指红色,湖北海棠开花时,花瓣红中带白,于是此句可理解为苏轼病中听着雨打海棠,花落于污泥中。黄州时期,苏轼关于海棠有《记游定惠院》一文,开头即写“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亦有《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最后提到:“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可知苏轼以海棠自比,如此尊贵,却遭践踏。

《黄州寒食诗》第二首所描述的际遇更为凄惨:大雨淹进家门,因生活清苦而冷灶取食,冷灶取食本是农历四月寒食节才有的习俗,苏轼因生活常常如此,竟忘了寒食节的存在。他想到自己在湖北一地,远离河南的汴京与家乡四川,或许会老死于此,因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此句典出《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后引申为处于困境而绝望。苏轼以夸示性的手法,认为人生自此已是绝境,心如死灰,连途穷而哭也发不出声来,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寒食帖》:崭新的书风

苏轼《寒食诗》有墨迹《寒食帖》(图5)传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幅字号错落,依特色自成宽窄,仍属行间分明的布局,有些直画长出锋,如“年”“中”“苇”“纸”的直下长锋,形成疏密鲜明的布白。独字来看,并不稳妥,但是若将一行之中的上下数个字来整体观看,就有呼应的平衡感。书写时,字里行间的书法表现,随着心情的起伏而有所变化,从第一首诗来看,行笔仍属内敛,但写到第二首诗时,笔法转为奔放,抑郁之情溢于纸上。

此幅《寒食帖》未落年款,按常理应为元丰五年诗成之后不久即书之。然从其他具有年款的书迹推断,此件作品反而与苏轼元祐初期的书风更为接近,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书于元祐二年(1087)三月二十九日的《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图6)。

6.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舍人”为江西籍的中书舍人刘攽(1023—1089,字贡父)、曾肇(1047—1107,字子开)、孔文仲(1038—1088,字经父)。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年号元祐,皇帝年幼,由母亲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1019—1086)为宰相,召苏轼回京,先任七品中书舍人,不久升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侍读,官职为正三品。《次韵三舍人省上诗》的“云”“来”“起”“我”“雨”等字,结字同于《寒食帖》中的相同之字(图7)。

7. 苏轼《寒食帖》(上)与《次韵三舍人省上诗》(下)书风之比较

此外,被清代阮元(1764—1849)誉为“与《黄州寒食诗》为无上妙品”的《武昌西山诗帖》(图8),曾刻于《三希堂法帖》第十册。此作乃元祐二年二月苏轼于刑部侍郎范百禄宅中宴饮,亲作此书相赠,其款书为“右武昌西山赠邓圣求一首”,落款方式与《寒食帖》“右黄州寒食二首”相同;且作品中出现的“来”“春”“江”“卧”“烧”“空”等字,其写法亦与《寒食帖》十分相近(图9-1,9-2)。故可推断《寒食帖》为元祐二年左右所书。

9-1. 苏轼《寒食帖》(上)与《武昌西山诗帖》(下)书风之比较

9-2. 苏轼《寒食帖》(上)与《武昌西山诗帖》(下)书风之比较

当时是何情境触发了苏轼重写《黄州寒食诗》,现已不得知,但《宋史》中关于苏轼的记载,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丝线索,理解其背后的脉络。元祐二年,神宗生母宣仁皇太后召见苏轼,问他:前年为何官?苏轼答:团练副使。太后又问:今为何官?苏轼答:今待罪翰林学士。太后便说:为何升得如此之快?苏轼答:是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圣明。太后却说“非也”,并告知他:“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苏轼这时才知道神宗对其厚爱,使其得以不死并被重用,不觉痛哭失声,宣仁太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因此,苏轼书此《寒食帖》,或因内心隐痛被触碰,而乘兴发泄吧。

小 结

苏轼在黄州的五年,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其后半生苦难的开始。当时他受到权臣与御史的陷害,几至于死,幸有神宗的保护,外贬黄州换取一线生机。神宗欲复用,因权臣阻止而作罢。元丰五年,苏轼作前、后《赤壁赋》与《寒食诗》二首,认为自己可能会终老于此,但最后在神宗的遗命下,得以回京,从八品官的团练副使遽升至三品官的翰林侍读学士。著名的《枯木怪石图》《前赤壁赋》《寒食帖》都是与黄州时期相关而传世至今的著名书画,各有想要表达的心境,如:《枯木怪石图》的胸中郁结之气,《前赤壁赋》的享受大自然之无尽藏以及《寒食帖》的自怜与哀莫大于心死的苦楚。才气纵横的苏轼,将自身的苦难寄寓在书画上,传世而成为后人享用无尽的宝藏。

文∣高明一,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图∣本刊资料室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1. 《宋史》列传第七十一《王珪》、列传第七十八《曾巩》、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列传第一百《傅尧俞》

2. 何传馨,《赤壁遗言:苏轼书前赤壁赋》,《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12月,第285期,第 24—29页

3. 何炎泉,《苏轼书尺牍〈北游帖〉、尺牍〈渡海帖〉》,收入林柏亭主编,《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初版第一次印刷,第475—478页

4. 傅申,《天下第一苏东坡——寒食帖》,《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10月,第19期,第76—85页

5. 江兆申,《苏东坡寒食帖》,《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4月,第8卷第1期,第10—17页

6. 卢廷清,《寒食帖与苏轼黄州时期书法》,《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8月,第14卷第5期,第 100—125页

7. 高明一,《笔意:从〈寒食帖〉看苏轼受杨凝式的影响》,《故宫文物月刊》,2013年7月,第364期,第42—57页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文简体版2018年8月刊。原标题:《超脱与隐痛:苏轼黄州时期的相关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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