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事物在初生的时候,事都还是小事,都还是容易的事。但我们不能因为事物“小”就轻视它,因为事物“大”才重视它。因为“大”都是由“小”成长起来的,只有像对待“大”那样去对待“小”,才能轻松做事,成功做事。

汉宣帝时期,霍家权势很大,于是有个叫徐福的人写信劝诫汉宣帝道:“霍家掌权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的子孙人人封侯,连霍家的女婿都掌握了兵权,权势实在太盛了,连皇上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皇上如果不采取措施抑制他们的势力,说不定霍家要走上反叛灭族之路啊!”

汉宣帝把书信丢在一边不予理睬。事隔不久,霍家果然阴谋政变,幸好被人告发,没有造成大害。汉宣帝大怒,咬牙切齿地严令将霍家消灭,重赏告发的人,唯独没有赏赐三次上书的徐福。有人为徐福受到皇上的冷遇忿忿不平,于是上书为徐福抱不平。

信中说:“我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别人家去玩,看见这家的烟囱是笔直向上的,旁边还堆着不少柴草,就劝告主人说,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火灾,应该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把柴草搬到较远的地方去。主人说烟囱已经砌了几年,都是这个样子,从没有出过事。不久这家真的失火了,附近的人都赶去救火。火灾扑灭了,主人请救火的人到他家去吃酒,唯独没有请那个提醒注意火灾的人赴宴。后来经人批评之后,才把那个人请到宴席上坐了上位。”

“徐福三次上书陛下,指出霍家权势太重,应该防止他们走上谋反的邪路。如果皇上采纳了徐福的意见,限制了霍家的权力,那么,霍家就没有力量谋叛了,也不致遭到灭族之祸,国家也就没有必要拿出大量的土地和官侯分封众人。可是,陛下偏偏不赏徐福,这同遭到火灾的主人独独不请提建议的客人上酒宴一样,是不公平的。这样,以后谁还敢冒着危险上书陛下,去揭露你身边潜伏着的隐患呢?”

汉宣帝觉得这个上书人说得合情合理,就把徐福召进宫予以重赏,还让他当了个郎官。

其实不管是那个提议防火的人,还是徐福,他们得到的回报,都仍然要远远低于他们的实际功劳。因为相比起来,一个不过说了几句话,一个不过上了几封书信,又哪里比得上灭火、平叛的功劳大呢!

所以如果想要攫取功劳,最好等到火烧起来,叛乱发动起来以后再处理。但这样一来,损失就更大了。所以说,所谓的功劳、荣誉和名声,又哪里有什么正面的、实际的意义呢?又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呢?至誉无誉,善战者无功,道隐无名。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事开始的,大事都是从小事演变而来的。所以当事情还很安稳的时候就容易把持;当事情征兆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容易谋划;当事情还很脆弱的时候就容易化解;当事情还很微小的时候就容易让它消散——“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处理困难的问题,要在它还很容易解决的时候就开始处理;治理大的问题,要在局面还没有发展至混乱的时候就开始治理;成就大的功业,要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因为天下的难事都起源于容易的事,天下的大事都起源于小事。所以圣人从来不会等小事变成大事之后才开始有所作为,故而最终能取得大的成就。

因此,真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反而不会留下什么值得记录的重大事件,因为国家是太平无事的。真正善于打仗的人反而没有赫赫之功,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让战争打起来,未战已先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真正善于成大事的人看起来反而无所事事,或者只是在做小事。这就是无为。因为无为,道者多隐于无名。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如果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容易,最终就一定会碰到大的困难;如果轻易去许诺别人,最终就会不能完成而失信。所以话说太多就显得很廉价,行为太随便就显得很轻浮。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人们做事,常常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如果不论是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在结束的时候,都能始终如一地谨慎对待,也就不会再有失败的事了。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所以圣人要想阻止民众产生欲望纷争,从一开始就不会以难得之货为贵;要想阻止民众学习那些不好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会让它有落地生根的机会。

圣人从事物发展的趋势之初做起,把民众偏离于道的地方纠正过来,辅助万物自然成长。而不敢在事物长成之后,才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强行施为。

这就是“谋之于其兆未生”,在趋势刚刚形成,甚至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行动了。如此一来,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需要任何作为就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因此可以做到不留痕迹。

明明有所为,但别人以为你无所为,这就是“无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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