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远逝的天堂: 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

[美] 康拉德.科塔克 著

张经纬 / 向瑛瑛 / 马丹丹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3

人类学家们不是机械的记录工具，而是成长于一个独特文化传统之下，有着特殊人格特点和经历，怀有自己动机、感受、价值和反应的人。

一个世外桃源

康拉德.科塔克

民族志的另一面应该更加人性。无论人类学家们希望自己多么客观和科学，人毕竟不是机器。我们必然是参与观察者，参与——并且修正，无论多么微小——这个我们正在调查和试图理解的现象。人类学家们不是机械的记录工具，而是成长于一个独特文化传统之下，有着特殊人格特点和经历，怀有自己动机、感受、价值和反应的人。我们的报道人也不是机械的工具；我们对他们也要区分对待。尽管有些总令我们不快；有些常让我们嫌恶。

人类学家成长在某一文化氛围中，对其他文化心怀好奇，但他们仍会经历文化震撼，尤其是在初次田野之旅。文化震撼是指进入一个异文化情境，并在与之互动过程中所体验的全部感受。这是一种，由于离开了司空见惯，念兹在兹的本文化，而令人害怕不安的疏离感。

1962年，我计划去巴西时，一点都不知道离开了我自己语言和文化，我会变得多么一无所有。阿伦贝皮的旅途是我第一次离开美国，我是一个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纽约市长大的城里孩子。我没有一点在美国或拉美农村生活的经验，只受过一丁点葡萄牙语训练。

从纽约市直飞巴西巴伊亚州的萨尔瓦多。途中只在里约热内卢短暂停留；田野调查结束之时我们在这里多作停留，作为奖励。当飞机抵达位于热带的萨尔瓦多，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沙滩。“这不是雪吗？”我问同行队友。马文·哈里斯把我们的食宿安排在天堂旅馆，这里可以眺望巴伊亚一望无垠、壮观的万圣海湾。我对巴伊亚的第一印象是气味——熟透或是正在腐烂的芒果、香蕉和百香果的陌生气味——以及拍打无处不在的苍蝇。饭菜里奇特地混合着大米，黑豆，一块块认不出的肉，以及滑动的肉皮。那里的咖啡很浓，糖很粗。每张餐桌上都会放着装牙签和木薯粉(cassava)的罐子，像撒帕尔马干酪一般撒在每一样吃的东西上。我还记得燕麦粥和西红柿浓汤里的牛舌。有顿饭是一个切两半的鱼头，鱼眼睛还在，眼神空洞，泡在一碗亮晃晃的棕榈油中望着我。由于我自己文化中“别喝饮料”情节，我花了几天来想通矿泉水要比各种汽水都要解渴。旅馆楼下是夜总会,这个夜店的巴萨诺瓦舞曲[1]，经扰我们睡眠。

我只能大致记得在阿伦贝皮的第一天。我没有像很多在南美热带森林遥远部落或者新几内亚高地做研究的民族志调查者一样，徒步或乘独木舟抵达田野点。相对那些地方而言，阿伦贝皮并不孤立——当然只是与我之前去过的田野点相比。我与阿伦贝皮的初次接触只是一次造访，将自己安顿下来。我们找到一间破败的夏季屋，它的主人住在萨尔瓦多，我们把房子租下后收拾了一下。我们雇朵拉来帮我们做饭，25岁的她是有两个孩子的未婚母亲，还有一个女士来帮我们打扫房间洗衣物。我对第一次到阿伦贝皮的印象并不深刻。我知道在进入田野草草行事之前，我能在这个有真正厕所和浴室的天堂旅馆歇上段时间。

回到城里，贝蒂·韦格利用她对巴西语言和文化的熟知，为我们购入了行军床、水壶、煎锅、手电筒和其他必需品。我已不太记得那次来阿伦贝皮的目的以及谁与我们一同来的。哈里斯给我们雇了一名司机；我们和其他几位田野队员在阿兰布特什分开。我犹记得我们在去阿伦贝皮路上的趣事，一路上，一群小孩子跟着我们的汽车，从沙滩穿过街道，一直跟到我们的车停在位于中心广场的房子前面。因此刚到的那几天，我们一直和小孩子们玩在一起。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小孩子们透过我们的窗户，关注我们每个举动，有时发出怪怪的叫声。大多时候他们就呆在那里，偶尔会互相收拾头发，嚼一嚼头发里找到的虱子。

大卫和我来自都市文化，我们都会锁门。有次他去了萨尔瓦多，而我独自过夜。

“康拉多很害怕”，我们的厨娘朵拉说，“他害怕外面的小怪物[(bichos)真的或想象的怪物]”。她安慰我说，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忧的。骇人小怪物从来没在阿伦贝皮害过人；大多数人几乎连门都不关的。

最恼人的访客是一些偶尔夜间造访的酒鬼，他们向我们要酒喝或者要钱。一次夜深（大概晚上九、十点钟，大多数村民们都入睡了），有两个男人敲门。从他们俩的草率语气和大嗓门中，听出他们俩显然喝醉了。其中一个比较年轻，他说想介绍我们俩认识另外一个从州府所在地卡马萨里的访客。“卡玛萨里的美国人教会我朋友说英语，”那个村民说。

“哦，好吧，”我们说“我们听他说两句”。

“John Wayne”[2]，访客说。

“很好，”大卫说，“你还知道其他的吗？”

“知道，”这个男人回答道。“我靠，我靠。”

阿伦贝皮生活的声音，感情，景色，气味和味道都渐渐变得熟悉。我也逐渐适应没有餐巾纸的生活，当感冒过境，村里小孩的鼻子上就这么挂着一缕鼻涕。这个世界里几乎毫不费力，妇女们头顶18升水，还能腰肢轻摆，男孩们一边放着风筝，一边以徒手抓苍蝇为娱，老妪嚼着烟枪，杂货店主从早晨九点就开始卖卡莎萨[3]（一种朗姆酒），男人们不打渔的慵懒下午玩着多米诺骨牌。我身处的是一个以水为生的世界——海，男人们捕鱼的地方，泻湖，妇女们经常洗衣服、洗盘和洗澡的地方。

阿伦贝皮的村庄紧密，房子与房子相连。私人空间几乎稀缺商品。难怪说村民们不用锁门——谁可以偷东西而不被人发现？年轻的情侣们只在晚上才有一定私人空间。

和许多没有通电的地方相比，更为戏剧化的是，每当月圆之夜，阿伦贝皮的夜晚就大为改变。沙滩和水面反射出的月光使整个村子恍如白日。年轻人们涌到街上，或是在沙滩上浪漫。渔人在礁石下寻找章鱼和“龙虾”（澳洲小龙虾）。习惯有电和人工城市环境生活的我，为这个遥远村庄的月光与夜晚生活所吸引。当然，没有月光的夜晚同样给我很大震撼。我第一次了解“银河”之为“银河”的原因。因为，只有在天文馆我才能看到群星闪耀的天空。向南望去，遥远的萨尔瓦多灯光在漆黑天空为背景的星星映衬下显得多么黯淡，而我也第一次看到壮丽的南十字座。

即使虔诚的观星家也会为这种月光照映下的天空活动所动容。与随后来临的岁月相比，这也是阿伦贝皮一段相对缓慢与自然的历史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美好的月光和平静的海面使人们能够偶尔在夜里打渔，但船队的主要模式还是早出晚归。渔船常常在一星期里出海五到六天；作为基督徒，阿伦贝皮人以星期日为安息日。但阿伦贝皮人大多时候的生活，是在自然光下的规律作息。

另一个自然的动力，就是天气，它影响了生活的节奏。我对阿伦贝皮的访问正值大雨滂沱、海浪汹涌之季。这个时候，渔船很难经得起狂风暴雨的天气，而且返航途中，要在礁石密布的狭窄通道闪避骤风也很危险。暴风雨通常持续不到一周，但我仍然记得1964年某次持续三星期的经历。当时阿伦贝皮没有天气预报，人们便不停推测天气什么时候会转好。村民们哀叹自己不能工作。最后，他们开始抱怨饥饿问题。于是，从农场运牛，杀牛来卖。然而，很多家庭穷到连牛肉也买不起。村民们说想要吃鱼，想吃一些有肉的东西来补充咖啡、糖和木薯粉组成的食谱。天气甚至迫使我们停止了访谈。我们的调查日程充斥了大堆日常饮食——人们每日、每周、每月对各种食物的摄入量。其实我们觉得很尴尬，在村民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却询问他们平时或丰裕的时候吃的什么，其实，所有物品都要用钱来买。

热带雨季意味着长期较大的湿度，也是万物发霉的好时机。我的黑皮鞋因发霉变成了白色。彼得·戈林在1964年去巴伊亚之前买了件海军蓝快干外套。由于我们在萨尔瓦多很少办正事，彼得便将外套挂在哈瓦的衣橱，等着要穿的时候。一次派对开始数小时前，彼得发现外套上长满了霉菌，就在萨尔瓦多宾馆开了一间房，用淋浴对他的外套又抹肥皂又洗刷，穿着去了派对，没几小时就吹干了。

我们在阿伦贝皮租的瓦房屋顶在防潮（防蝙蝠）方面也不起效果。只要一下雨，我们就要避开房间里漏雨的地方，但是房间里没有一处是完全干的。在一连三星期暴风雨的那一次朵拉后来告诉我，她爱闻她小茅屋潮湿的木架泥墙（木条糊泥）的味道，她还记得在小时候忍不住去舔，甚至从泥墙上剥点来吃。她告诉我们，阿伦贝皮人有时候真的吃土。这种食土癖是一种缺肉时期铁质不足的症状。

除了每天在异域和异文化中的感受和经验，我们还参加了一些特殊活动。为了祭拜保佑家户的圣人以及为逝去亲属祈祷，一些妇女会在家里举办祈祷仪式。七月里最大的仪式便是查干察[4]（Chegana）。渔民们在主广场“渔民协会”办公的房子里，用几小时的正式歌舞重现了葡萄牙人发现巴西的历史。6月24日的“圣约翰之夜”，是阿伦贝皮全年第二重要的年度节日。（圣弗朗西斯庆典在二月举行，由于这是阿伦贝皮渔业最丰产的时节，所以庆典也更盛大。）按照圣伊比利亚传统，圣约翰之夜里，村民们会点燃篝火，喝着特制的卡莎萨（朗姆酒）调制酒。他们会做一些美味的甜品，如加糖的椰子糖（cocada），以及稍逊一筹，味道好似铅笔擦的玉米布丁糊糊（canjica）。孩子出生的时候，要喝另外一些难以下咽的混合饮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种融合了卡莎萨、洋葱、大蒜和各种异国浆果，草药的东西。

总结我在1960年代阿伦贝皮生活的感受——深刻的远离感。在那段日子里，除了一个鱼贩一直开车从萨尔瓦多来到阿伦贝皮，几乎没有其他人从外面进村。我感觉与世隔绝。只有少数几个村民们有收音机，很少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每次去萨尔瓦多，我都一字一顿地阅完《时代》周刊（拉美版）。有时候我们会赶在《时代》出刊的那天去萨尔瓦多。

即使对贝蒂·瓦格里·科塔克，这个（双重国籍）巴西人来说，阿伦贝皮也很陌生。这个村庄远离于贝蒂熟知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世故，社会分层和风格意识。贝蒂熟识许多巴西的“大传统”（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所指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文化”），而对巴西农民和农村贫困者的“小传统”文化不甚了解。所以，对我们俩和其他田野队员一样，阿伦贝皮提供了与我们以往生活状况的强烈对比。

我认为，阿伦贝皮的田野工作同样让我们，对晚近的1930到1940年代的美国农村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当时，在很多僻壤，尤其穷乡，夜晚生活仍要依赖蜡烛和灯笼。这就是商业、政府和媒体尚未将工业社会的大量利润与成本，引入农村人生活之前的景象。

我们在直接了解了阿伦贝皮人的习惯和价值观，他们如何做到收支平衡，以及如何面对好运和厄运。我们与很多人成为朋友，例如阿尔贝托、朵拉和托梅，他们的话语、故事和经历穿插在阿伦贝皮的变迁史中，他们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报道人。他们对我如同我在美国那些朋友和一些同事一样珍贵。而且，他们不是所有外来者都有机会能遇到的好人。现在，我怀着人类学家的责任感，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1]巴萨诺瓦舞曲（bossa nova）：一种类似桑巴的巴西爵士乐舞曲。——译注

[2]约翰·韦恩（John Wayne）：好莱坞明星，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是那个年代所有美国人的化身：诚实、有个性、英雄主义。——译注

[3]卡莎萨（cachaa）：是巴西农村节庆、招待客人的常用饮料，由甘蔗酿制而成。饮用方式多种多样。一般兑上汽水和果汁，为巴西特色的开胃鸡尾酒，饮用起来别有风味。——译注

[4]查干察（Chegana）：再现演葡萄牙人发现巴西的舞蹈剧，详见第十二章。——译注

文章经译者授权，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