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多多

博物馆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记忆的关键机构，其自身的历史却长期湮没在失忆与误解之中。与此同时，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实践，囿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抗，长期表现为扁平化与单向度。

近来，南通博物苑的原状陈列展与天津博物馆的“守望文明 百年荣光”复原展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史的展览的举办，无疑为我们廓清与重新认识中国早期博物馆的情况提供了可能。

7月中下旬 ，由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推出的特展“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集中展示了三馆中现藏的，原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兽类标本83件、人类学标本7类、文献图书资料17本，并选取了文物旧藏以及古代艺术品共计44件。整个展览将科学、文化、艺术与历史相融合，意图探寻中国博物馆的早期发展历程，挖掘上海深厚的文化底蕴。

1857年9月24日，在华英国人尼克逊、裨治文、师福守等18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

1859年，上海文理学会加入了成立于伦敦的皇家亚洲文会，因为此时香港已有分会，故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当裨治文在阐释组织目的时提出“我们需要存储图书和科学标本的房屋”时，就已经模糊地将创设图书馆和博物馆视为自身的重要工作之一。

1864年，金思密、伟烈亚力和巴夏礼恢复了亚洲文会，并拟定了三项工作目标：调查研究中国与邻近国家，创办图书馆、博物馆和出版《会报》。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址（今上海外滩美术馆）

1871年亚洲文会大楼建成，一楼为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且正式通过了组建博物院的提案。因为陈列空间有限，所以一间展室陈列兽类、贝类、蛇类、鱼类等，另一间则陈列禽鸟类、昆虫标本等。

1874年2月，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即上海博物院开馆，在陈列从长江流域和华北采集来的动物标本的基础上，还将收集有关中国的自然标本与文物艺术品作为其藏品采集的主要方向。由于长期遭受白蚁侵蚀，亚洲文会大楼成为危楼，遂于1928年拆除重建。

1933年，亚洲文会新大楼落成，系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装饰主义风格建筑，入口为券门，一对石狮神态威武，墙两侧对称装饰有八卦窗。不仅如此，顶部、阳台和铁门都采用了中国传统图案进行装饰。新建成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因为整体空间增大，博物馆空间也相对扩增，首层供集会所用，二层为图书馆，三、四、五层分别为生物标本室、文物陈列室和美术品陈列室。

从展陈空间的布局可知，上海博物院从最初的自然史收藏，已经逐渐扩大到自然史、古物和人类学收藏并重的格局，但总体上仍以自然史收藏为主，其历史文物和艺术品收藏都无法与后起的中国本土博物馆相提并论。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址内部（今上海外滩美术馆）

1952年，这座中国最早出现的博物馆闭馆，其二万多件自然标本、六七千件历史文物和艺术藏品，都移交至上海市文化局，后成为上海博物馆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基础馆藏。而其中的一万六千多册中西文藏书则并入徐家汇藏书楼，也为后来的上海图书馆贡献了值得称道的馆藏。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旧址内部（今上海外滩美术馆）

至此，这座由来华西人在中国创立的早期博物馆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其藏品也为此后渐次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吸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除了在溯源中国早期博物馆，以及探讨与争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时，才会提及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却很少去研究它对随后的中国博物馆事业提供了哪些借鉴与参考，又能为今天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怎样的早期经验。

缺乏智识遗产价值的“最早”争论是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挣脱简单的时间线索，去探索当前博物馆从早期博物馆那里承袭来的思想遗产。

此次“世纪典藏——上海博物溯源”特展，完全按照当年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展示格局进行了空间设计，情景式的还原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博物院的展陈效果，配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展厅建筑，的确会让人产生短暂的“穿越”之感。

但展厅中的复原性场景依旧无法掩盖历史叙事的单薄与展览中各单元陈列的不均衡。当然，这与早期研究材料的匮乏以及上海博物院不平衡的馆藏特点有关，但是一场名为“溯源”的展览，并不应该只满足于昔日场景的再现，它的发展历程、与现今上海三大博物馆的历史承续关系、传承至今的博物馆思想遗产……都应该在叙述之列。

尽管展览无力触及中国早期博物馆发展的复杂面貌，但不可否认，它像一个引子或序曲一样，将引领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发展史，而且展览中还不乏亮点。

岩羊景箱

以大熊猫、羚羊、獐、棕熊、岩羊为主体的五个生态景箱，不仅直接沿用了当年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景箱展示时所用的标本，而且景箱中的背景画以及用于氛围营造的仿制植物，均是仿照1933年上海博物院重新开馆时的景箱制作的。

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的展览中顺利复原生态景箱，与当时通过文字和图像记录下的“狩猎日记”“景箱说明”不无关系。此次特展，也将这些曾经的文字、图片作为生态景箱的展签进行了展示，生态景箱与文字跨越近百年的重逢，也为整个展览增添了一份属于岁月的记忆。

棕熊景箱

“生态景箱”其实与我们常说的源自于西方的“生境群式展览”一样，往往指：在配有人工光线的展柜中，前景通过塑料或石膏仿制石头、土壤与各色植物等，共同搭建起一处自然栖息地，而动物标本则按照特定的姿势与前景组成一处生态群。生态景箱的背景，往往是基于动物的生存环境，并结合适当想象与艺术加工所绘制的素描、水彩画与油画。

苏柯仁绘制的水粉画《大熊猫和小熊猫》，科学与艺术杂志上的配图

动物标本、仿制的生态群以及生存场景的背景画，共同构成了生态景箱。而生态景箱的出现，不仅客观的呈现了动物的形象，还能将在特定自然环境中动物的习性，生动、直观的表现出来。

在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展出的由苏柯仁绘制的大熊猫景箱

早在18世纪，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在费城博物馆中展示自然情境中的鸟类和其他小动物时，就已经配有环境特征，包括仿制的植物和栩栩如生的绘画背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瑞典和美国成为最普遍使用生态景箱的国家，其中美国的著名标本师埃克利，为推动博物馆中生态景箱以及生境群展的发展与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为动物标本剥制术带来了一场革命，让我们能在博物馆中近距离欣赏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生境群，还将博物馆中的动物标本展示提升为一种极其高雅的艺术。

大熊猫景箱

这样的生态景箱及至大型生境群展，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所有自然博物馆中的常用展示手段，在当前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动物标本的情境性展示比之从前更加生动与逼真。但我们却不难想象，80多年前，这些生态景箱一出现，带给当时的博物馆界与社会民众以怎样的震撼。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展厅

1933年，在上海博物院重新开馆的那一天，此次特展中的“大熊猫景箱”就被放置在展厅入口处最重要的展位上，当时全世界对于大熊猫这种动物还知之甚少，能够拥有大熊猫标本的自然博物馆更是凤毛麟角。

在国人不甚了解大熊猫模样与习性的年代，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的这个大熊猫生态景箱一经出现，就受到了中外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当时上海滩的热点事件。大熊猫景箱由时任上海博物院的院长苏柯仁亲自制作，他根据长期的野外观察，将大、小熊猫，这两种同属于喜马拉雅-横断山脉特产的动物一并展示了出来，不仅为整个生态景箱增添了些许故事性，还显示出当时野外动物考察的科学性。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所用的生态景箱，是同期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自然博物馆标本展示法，这与院长苏柯仁同美国各自然博物馆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交往有很大的关系。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重新开馆之际，就展出了包括兽类、鸟类以及人类学在内的众多生态景箱，且配合有教育活动，使得博物院成为当时摩登都市中的“新鲜事儿”。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早期展览图片

生态景箱的使用，不仅显示出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作为来华西人创立的早期博物馆，走在时代前列的博物馆展览眼光，更为此后中国本土自然博物馆的展示起了很好的示范与启示作用。

这些早期博物馆的精彩展示，无不强有力的告诉我们，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史，既不是可有可无的“前史”，也不是孱弱、低回的“暗流”，相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传统与思想都孕育和起步于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美]爱德华·P. 亚历山大：《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