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发轫于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的53年时间里,战乱连年,人口数量锐减,农民流离失所,经济遭到重创。但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朝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农业生产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宋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惊人,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1.5石,到了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出30%;其他经济作物,如茶、棉花、甘蔗、桑蚕等,产量也均高于唐朝;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改进,出现了专门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上的铁铧等;在水利灌溉方面也出现了龙骨翻车等工具。
宋朝农业为何有如此大的发展?和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不无关系。尽管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土地私有制,但长期以来并未全面推行。从汉朝到唐朝,土地国有制度一直存在,土地兼并被视为国之大害,历朝历代千方百计加以抑制。朝廷认为,如果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一方面会使国家税源减少,另一方面还会形成强大的豪强、世家大族阶层,对皇权构成威胁。并且,失去土地的农民还可能变为流民,铤而走险造反。所以各个朝代对土地兼并问题都特别重视,尽管不能完全杜绝兼并,但每隔一个时期,政府都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避免土地的过于集中。
但这种做法也限制了集约化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进步。宋朝开历史之先河,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 (《宋史·食货志》), 顺应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要求。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就是土地国有的授田制度被废弃,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土地的商品化,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国家不再加以干预。这一土地政策对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宋朝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规定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给予奖励。在此激励下,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加入到土地垦殖之中,人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架田、葑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称谓,宋朝的耕地面积因此极大增加。
其二,放开土地私有,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不抑兼并”使得人们能自由地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买卖,导致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激烈,出现了“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由于竞争激烈,好逸恶劳、不善经营之家会遭到淘汰,因此,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地主阶层都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大化。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由此得到了更快的传播和利用,从而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同时,土地的流转使得土地向部分有投资能力的人手中集中,起到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并有能力的人不仅可对土地进行投资,而且能够实行规模经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三,宋朝较为完善的法律、法令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适应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宋朝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尤其以田产交易的规定为详细,史称,“官中条令,为交易一事为详尽”。法律确认保护所有权,尤其是土地的所有权。法律规定通过买卖取得的不动产所有权,以红契作为合法的产权证书,而且对盗卖和私自买卖等侵犯所有权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诸盗典卖田 业者,杖一百,赃重者准盗论,牙保知情与同罪”;同时法律也规范了土地交易的契约关系以及主户和客户之间的租佃契约关系。宋代为使契约制度规范化,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还推行“官版契纸”、 “标准契约”。
第四,土地政策间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提高了生产效益,从而使部分农户失去土地,部分农户由于效益的提高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五行八作”这一成语就产生于此时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行业之多以及小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同时,农业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地主阶层由于占有土地数量的增加而获得了大量的租金,其 费需求不断提高,也从客观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 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力得以飞速提高,宋朝的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从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画作上不同行业的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街道两边有茶楼、 酒馆、当铺、作坊;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太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的需要,于是纸质货币“交子”应运而生。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感叹:“谈到中国的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伟大的时期。”总的来说,宋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但是宋朝的国家体制,尚无法建立高效和合理的资源汲取与分配机制,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未转化为国力。加之北宋脱胎于五代战乱时期,使得宋代对军人采取了抑制的态度,过度重文轻武使其一直备受边疆民族的压制,终在内忧外患之中难逃灭亡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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