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作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而后勇，但我们首先要清楚中国到底败于何处。多年来，人们都习惯性地把战争失利的责任归于慈禧太后和北洋海军的腐败上，不仅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也推波助澜，不加考证而想当然地相信这个结论，在各种媒体上告诉人们，北洋水师生活如何腐化、指挥如何失误，慈禧太后如何误国、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等等。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败。但问题是，这些结论经得起考证吗？好在，历史的真相不会永远沉没，陈悦等一批学者通过认真查阅史料、实地考证，为我们逐渐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甲午，揭穿了以往流传的一个个谬误。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也在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甲午，我们为什么战败？

1、刘公岛妓院、赌馆林立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和辽东半岛的旅顺成掎角之势，共同扼守渤海门户。从明代起，威海即因地势重要，开始设卫驻兵，成为海防重镇。在威海湾的碧波中，有一座刘公岛犹如天然盾牌，正挡海湾入口，海岛周围水深足够，是天然的停船之处。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筹建海军后，因威海、刘公岛战略地位之重要，遂圈选成为海军基地，此后刘公岛长期作为北洋舰队的驻泊之所。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北洋沿线的几个军港基地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刘公岛作为北洋海军的驻泊基地，重要性超过了作为维修基地的旅顺。

在北洋海军甲午海战失败的几十年后，曾有人撰文称，在北洋海军时代，作为重要基地兼海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刘公岛，烟馆、赌馆林立，妓院多达70余家，与营房为邻，军中一时间抽大烟、逛妓院成风云云。由此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溃散，生活腐败。

但从甲午战后日军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来看，刘公岛上当时的建筑分布清晰可辨。在小岛的西侧，是黄岛炮台、操场、护军公所、机器局、屯煤所等建筑，并没有居住性空间。小岛荒僻的东部，则是东泓炮台、护军营地和两个小村落。唯一建筑密集的是在刘公岛中部，以海军的集中办公地点海军公所为界，西侧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公馆，以及龙王庙等祭祀场所，只有东侧存在一片类似民居、集镇的地方，但其房屋总数规模，远达不到70家的规模，而且根据北洋海军一些军官的回忆，其中的房屋多为中、高级军官的住宅。因而仅从建筑空间而言，刘公岛上根本不具备存在大片妓院、赌馆、烟馆的硬件设施证据，倘若真如此，那么这个小岛上除非家家是妓院、户户皆烟馆，荒唐情况可见。

此外，北洋海军根据其章程规定，每年要进行严格的出巡活动。正常的情况是，从秋冬开始离开北洋地区，前往南方避冻，第二年春季再从南方返回，在夏季则出巡朝鲜、俄罗斯等北洋口岸。再加上不定期地前往烟台、天津、旅顺巡防、补给、维修保养，实则一年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威海。面对这样的情况，倘若真的存在70余家妓院，其是否能够在刘公岛上经营存活都是问题。

另一项重要证据是，日军占领威海和刘公岛后，曾对岛上、岸上的居民情况进行造册登记，其中仅仅发现有两三名暗娼。至于烟馆、赌馆，在刘公岛上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2、军官普遍吸食鸦片

历史上刘公岛并没有妓院、烟馆、赌馆林立的情景，但很多现代人还是根据北洋海军灭亡前夕，包括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几位重要将领无一例外都选择了服毒自尽的殉国方法，推论这些军官平时肯定都吸食鸦片，进而得出北洋水师军律废弛，道德败坏的结论。

实际上，在19世纪末，鸦片除了是毒品外，还是军队中广泛运用的麻醉剂。海战之中，对于伤手、伤足的官兵，往往要采取截肢手术，此时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鸦片。根据北洋海军洋员戴乐尔回忆，刘公岛保卫战期间他在军医院中帮忙，就遇到了来医院要一些鸦片，以备自杀之用的军官。倘若刘公岛上处处是烟馆，倘若存在大量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何至于还要到医院去求取鸦片。

此外，这些将领之所以用鸦片作为自杀的手段，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经验。在那个时代，能够想到的自杀办法，其实无外乎服毒、自戕、悬梁等方式。刘公岛保卫战时较易得到的致死毒品是军医院的麻醉剂鸦片，且选择用鸦片自尽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人传统的身体观，即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杀时也会选择能够保全尸体的方法。

倘若服鸦片自杀的人生前必定是烟瘾患者，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选择吞金、剖腹、悬梁、开枪自击等方式自尽者，生前又都是怎样的瘾君子？

图为“济远”舰，甲午海战中唯一参加丰岛海战及黄海海战的战舰。1895年2月17日被日军俘获，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旅顺对开海域触雷沉没

3、主炮晾晒衣物

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之说流传久远，称北洋舰队在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头彻尾荒唐的谣言。

追根溯源，北洋海军主炮晾晒衣物的说法最早出自一位原日本海军将官小笠原长生笔下。在其撰写的文学性人物传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一书中，曾提到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的情形，书中引用东乡平八郎的话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涣散。但事实上，在1891年访日军舰的清单中，根本就没有“平远”舰的名字，那怎么会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呢？

但这则不靠谱的故事却被国内许多人所引用，最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1940年在《整建月刊》上发表洋洋数万言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文中多处引用小笠原长生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上面那一段，只不过“平远”舰的名字换成了那次同样没有访日的“济远”舰。到了唐德刚先生那里，“济远”舰又变成了“定远”舰。

我们先看看“定远”舰主炮晾衣有无可能。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的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摔断腿的危险。

主炮晾衣的故事在中国衍生变形出的“济远”主炮晾衣说、“定远”主炮晾衣说、东乡平八郎从“定远”主炮炮管里一摸一手灰等说法，皆因没有史料依据而证实为以讹传讹。尤其是后一种说法格外荒唐，“定远”舰主炮炮管距离甲板高度超过3米，东乡平八郎的身高不到1米6，怎样才能抬手便从“定远”主炮的炮膛里摸到灰？

4、炮弹灌沙子是腐败

在电影《甲午风云》里，有一个镜头让人难忘，邓世昌命令致远舰上的水兵将弹头拔下，从炮弹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那一刻，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痛心疾首，所以炮弹里面掺沙子变成了北洋海军腐败透顶的绝好例证。

在如此重要的战役中，北洋海军的炮弹为什么会装满沙子呢？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这种装沙子的实心弹不会爆炸，威力也小，但却是北洋海军最常用的炮弹。当时，中国比较成规模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所能制造的只能是这种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实心弹，而开花弹则要依赖进口。从1891年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下达停止购买外洋军械的禁令后，北洋海军的弹药补给只得立足国内。但是，国内军工企业对开花弹的研发显然不够，以致各舰弹药只能以实心弹为主，开花弹还是当年购买军舰时配套赠送的，数量极为稀少。中日大战迫近，天津机器局才临时抱佛脚，不分昼夜赶制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产能极低且质量不稳定。据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在甲午海战后报告，定远舰在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时间里，定远舰的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

5、甲午战败，慈禧太后是罪魁祸首

甲午战争时期，清朝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都是光绪帝。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18岁的光绪帝大婚，几天后，3月4日(二月初三)，慈禧太后正式归政，光绪帝亲政。其后慈禧就前往颐和园。慈禧之所以选择住到颐和园，就是为远离皇宫和政事的干扰，放手让光绪帝亲政之故。慈禧最早提出归政是在1886年，但在众臣的吁请下，又延续了几年的双轨体制，即所谓的扶上马，送一程。这算是光绪帝亲政后的一个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事宜，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直至1889年，慈禧决定彻底交出权力。

实际上，慈禧选择此时归政除了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外，还有就是功成身退的想法，此时正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近30年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也大致恢复。

慈禧虽不懂海军，但北洋水师正是在她的支持下建起来的，并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但在其归政后的1891年，清政府却因经费紧张而停止购买新的军舰，至此以后,北洋海军未能新增一炮一舰。要说责任，就在于慈禧对此政策选择了沉默。而此时，邻国的日本海军却在天皇的支持下有了飞跃的发展。

图为1895年出版的《日清战争》插图，作者为特朗·布尔怀特

6、主帅叶志超贪生怕死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进行的首次大兵团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大体相当，日军略占优势。战争直至9月15日白天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到了夜间，守军总统叶志超突然下令全军放弃平壤北撤，撤退的清军途中遭遇日军伏击，致使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而一发不可收拾。

对平壤拱手让人，守军遭遇重创，作为最高指挥者的叶志超难辞其咎。百年来，人们往往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叶志超，指责他的胆小昏聩是造成大败的重要原因。

叶志超早年曾因作战勇敢无畏，有“叶大呆子”的诨号。这样一位早年以勇敢著称的军人，为什么几年后竟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在相关当事人的公文报告和私人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9月15日深夜清军放弃平壤北撤，并不是出自叶志超一个人的决断，而是经过统将的集体会商。那日黄昏，叶志超曾召集诸将，会上他提出：“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对此，在上午作战表现尚佳的卫汝贵和马玉昆也未提出异议。

除左宝贵阵亡，玄武门、牡丹台失守等这些不争的事实外，“子尽粮完”又是否属实呢？据参战高级军官栾述善和负责管理弹药的邱凤池所留下的资料，当日平壤城内的弹药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高强度的战斗。弹药用尽的清军还面临着粮绝的危险。清军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当平壤清军在半路遭遇日军截杀之时，正在北京的府中赏月的翁同龢突然想起平壤转运不通，不仅军粮无法运至，连军队的秋衣也积压在义州，守军仍然穿着夏装，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月好，百感苍凉，战士暴露，可念也，亦可惧也”的担忧之语。

此外，让叶志超和平壤的清军将领更加紧张的，是大同江天险当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日军早已在多个方向上渡江，在日军包抄对平壤形成合围之际，如果仍然株守，数万大军在军粮、弹药匮乏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

可见，叶志超下令撤守平壤确实是在“子尽粮完”下做出的撤离死地的决策。15日下午，他下令与日军交涉停火，希望和日军达成协议，即日军允许清军大兵团撤离，清军则将平壤让予。这种举动，极类似国际法上宣布城市不设防的做法。不过叶志超派遣出城和日军接洽的朝鲜地方官，并没有能将交涉的准确意愿通报给日方高级将领，而是送达给了一线部队。

见上半天作战还如此坚决的清军，下午突然要求缴械投降，这引起了与清军交接的日本军官的狐疑，他们怀疑“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遂在平壤城郊布置伏击圈。

雨夜，当平壤清军打开城门向义州等方向撤退时，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路上居然有日军阻击，酿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