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6 年12 月在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上的圆桌会议实录，由龚蔚霞编辑整理。
圆桌会议由林初昇教授主持，邀请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竑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贺灿飞教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院长薛德升教授、荷兰乌得勒支大学马吉·梁副教授、美国哈佛商学院梅格·瑞斯曼副教授和新西兰梅西大学叶俊佳博士6 位专家作为研讨嘉宾，围绕“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与理论、政策启示”“中外学者在方法论与视角的差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国家的机遇或挑战”等议题发表见解，展开热烈讨论与互动交流。
>>>> 林初昇（主持人）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促进对话和沟通，一方面基于大家都对同一个研究主题感兴趣，另一方面基于今天早上已经阐述得很清晰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现在我们理解了这是一个“（多个）地带和（多条）道路”的倡议，它不局限于单个的“一”。“一带一路”不仅给华南地区也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有兴趣坐下来讨论这些新的发展。
开放的圆桌会议即将开始，我建议每位发言人用5～8 分钟发表观点，并解答三个问题，不一定必须解答三个问题，也可以采取一个综合的、整体的观点解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东南亚问题是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就您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第二个问题，我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学者和国外学者关于东南亚的研究比较分散和割裂，您觉得差距是什么？如何跨越这些差距？
第三个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是一个新的机遇？抑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是机遇，是什么机遇？如果是挑战，是什么挑战？任何您感觉相关和感兴趣的观点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在此之后，我们有一个开放的提问环节。
>>>> 贺灿飞
提到东盟，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东南亚国家存在政治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经济多样性，但它们为什么能够形成一个联盟？这值得讨论。这个联盟的理论基础或者理论意义是什么，与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北美联盟有没有理论上的差别？企业起什么作用，政府起什么作用？东盟有没有特殊性，这对地理学研究者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东北亚的中国、韩国、日本也在努力，这几个东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非常大，而且还有历史问题。但东盟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这里面主要的角色起什么作用？如新加坡到底起什么作用是可以深入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地理，目前经济地理看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网络视角，东盟或者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网络、知识网络、物质网络、资本网络等全球各种网络里究竟是什么角色？在全球和地方互动的过程中，东南亚是何角色，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起什么作用？如菲律宾有1000 万人在国外，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菲律宾就1.03 亿人口。这种研究，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有什么意义，从东南亚视角来看经济全球化，一定能弥补或者完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全球化体系，是需要去探究的。
另外一个议题是东南亚地区如何与中国互动？中国的投资很多，我们也经常从媒体看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信任程度、经济联系程度怎样，虽然有文化做支撑，但是政治上或者短期利益、长期利益的冲突其实还在产生影响，可见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关系背后有大量社会、政治甚至国际大背景的因素。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并不是特别的透彻，但是很重要。在文化上、政治上、社会上中国如何跟东南亚互动？中国对东南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个人觉得二者是亲戚关系，但是亲戚也有争吵。这可以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深度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从学科角度来说，从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的研究角度探讨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可能有一些，但是地理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的地理学研究者研究还不够，更多是描述事实的表征，因此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建树，即理论建构。批判实在论（在美国出现的哲学派流，提倡者是德雷克）看事物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现象，第二层是实际情况，第三层是真实情况。当然我们很难看到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学者起码得走上第二层，搞清楚实际情况，第三层需要政治家去做，因此我还是觉得地理学研究者可以套用批判实在论，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探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东南亚和世界的关系、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我希望看到第二层的内容，包括尺度关系、社会经
济关系。
第三个议题是“一带一路”，我没有发言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所以我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换一个视角，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和机会。
>>>> 朱竑
安排了三个问题，三个问题之间都有联系。中国的学者，从过往研究来看，大家较少关注国外的情况，但近三五年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关注国外的事情，在座的中山大学徐红罡教授有一位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中国游客到泰国看大象表演的研究。其他比如，开始关注非洲石油生产、中东石油生产，但是对社会文化或者更下的二级分支，仍是很少去关注。
“一带一路”可能对中国的地理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机会。就我们生活的区域而言，广东很多民营企业家的生意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两个月前我碰到一个汕头的企业家，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岛买了4 万km2 土地，地底全是铝矿，他的重大决策都会跟马达加斯加的总理谈判。广东是全球制造高端红木家具的重要基地，广东的商人去非洲买木材、去南美洲砍树，东南亚很多好的红木也被中国的商人控制。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产生很大的联系。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对全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曾经去伦敦大学人文地理系交流，15 个教授的研究覆盖全球，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研究全球的学科队伍，因此“一带一路”对于中国人文地理学或者中国其他地理学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用全球化的视野把我们研究的范围从中国疆域拓展到其他地方。研究跟不上，国家和国家之间深入合作可能会有问题，因为知识本身是可以提供服务的。
我研究的领域是消费文化地理学，我们去云南调研，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如云南瑞丽地区，有很多跨境民族，如佤族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缅甸。对跨境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国境线不是障碍。很多云南的老百姓，他们的太太是缅甸的，他们把女孩子请过来，吃一顿饭摆一下宴席，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家庭就组建了，也不牵涉护照和亲戚走动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总是批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好像没有担负起应有的国际责任。但我们在瑞丽发现，中国很多小学、中学里，读书的孩子很多是缅甸籍的，甚至一半以上是缅甸来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享有同等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出钱帮缅甸的孩子做基础教育。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大家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我是缅甸人。在跨境地区，在民族性、共同的信仰面前，国界、政治都不是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我们在瑞丽发现一个开发区，是玉石资源和木材原始资源供应地，最近几年制造业发展得非常好，很多缅甸工人早晨从缅甸过来工作，晚上再回去。在缅甸，一个正常的劳工一个月收入是40 元人民币，而在当地（瑞丽）小餐馆里聘请一个洗碗工需要1500 元，但聘请对面缅甸女孩只需要400 元。产业没有离开中国，但是可以利用廉价的国际劳动力发展经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甚至对我国经济发展都有很好借鉴意义的现象。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对大家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国家之间不是相互利用而是相互借用，在相互发展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共同的发展获取共同的机会。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发生的事情，随着中国跟周边国家关系的改进，对大家来说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向今天在座的年轻人表达一种希冀，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问题越来越难，东南亚离我们这么近，值得关注和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日本的地理学研究者学习。
>>>> 林初昇（主持人）
轮到我们的海外演讲者来阐述观点。也许马吉·梁？你愿意吗？谢谢！
>>>> 马吉 · 梁
非常荣幸，我想先感谢一下组织者的邀请。非常有幸成为讨论的参与者，我不是专家，但我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做了一些工作。感谢林初昇教授的这些问题，我以它们为启发和大家做小小的分享，因此并非是对这三个问题的直接回答。
当我想到东南亚的时候，触动我的是它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地区，地形、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等丰富多样。如果将中国也加入这个拥有巨大多样性的区域地理版图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巨大的差异和不均等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场所，财富的创造，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如广州、上海、新加坡等超级新城市，其基础设施的发展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升级的经济特区、产业园区增效创收，中国的改革，大家有目共睹。东南亚国家在中国面前却黯然失色，劳工外流。劳工移民使得菲利普刚提到的那些发展成为可能，想想中国国内和海外的移民劳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数以千计的家庭中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工人。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去到亚洲各国甚至全世界，将来自东南亚地区这个世界工厂的产品带到全球市场。
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差距很大，人们也许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互为比邻，相互依赖，但大家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机会和可能性，因此我认为人们、社区、地区之间不同的个性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从社区之间、经济之间的各种尺度进行分析。作为全球化世界的一员，东南亚不同的地区、社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今早学到的由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非常感谢，今早学到不少。我的演讲稿中也提到了“一带一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地区、社会和社区，将通过倡议加强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包括区域内很多具有连接性的项目，有了连接，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流动，资本、人员、资源、商品、知识、意识形态的流动，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具有特定的地理特征。某些地方之间及某些人之间的连通可能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机遇，但也可能意味着侵犯。一些被选择的地方、人口、社会之间的连通可能意味着绕开了其他问题（如政治因素）。从政治和流动性的角度考虑，我相信你们中的一些人会非常熟悉（上述情况）。
我认为关注东南亚地区如何共同发展非常重要，由于这些流动性和连接性，它们是如何重新配置的。不同的流动路径是如何让一些人迁移，另一些人固守，使某些事物、财富和投资机会得以流动，另一些却被束缚。人们为什么会流动，他们是怎么流动的，这种流动性、连接性，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而且流动性是如何形成的也很重要，谁有权利流动，以及谁在新的移动性范式中被固守在原地。一方面，我们很容易通过移民和流动性的角度来探讨（如我做得更多的是旅游业的流动性），哪一些流动受欢迎，哪一些不受欢迎，哪一些人的流动更为快捷、更为舒适，以及哪些人可以原地不动获得安全、尊严及尊重；另一方面我们不具备特权去研究这些问题。
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像“一带一路”这种精心规划和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迎接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不安全等全球化的挑战，提供服务和就业，以及减轻环境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努力几乎总是需要一些类型的资本、人力、资源、知识等的流动，并对某些造成阻挠或者推动。如有些被替代的道路工程、铁路工程，一些发展的话语权被特许而另一些不被允许。因此我认为一个紧要问题是，这些投资项目是如何被规划、实施与监管的，以确保它们是最具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基本主张）。从地理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雄心勃勃地展望这种新的发展浪潮？如何给人们和环境等非人要素，以及区域及区域之外我们所不能忘记的一些事物带来最大的收益？谁需要得最多？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 梅格 · 瑞斯曼
我同样想感谢林教授，对我而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也感谢会议的其他组织者，让我参加拥有如此精彩主题的讨论。我是一个在中国接受了一些教育的学者，目前在新加坡从事一项关于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项目，研究和比较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我是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去研究东南亚，而不是从地理学研究者和商业学研究者的视角，因而我的评论或许会更有意义。我在新加坡旅行并穿越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慢慢了解到人们在政治上的担忧和不确定感……我一直很幸运，能够与一些高层商务人士和高级政客交流，看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美国的领导力，以及这个地区全球化的未来，我也想借此机会花几分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并回应这些问题。
正如贺灿飞教授、马吉·梁副教授及今天早上刘卫东研究员都谈到的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提到东南亚我们想到这个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体系等的差异都非常大，但我们同样也应想到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在过去30 年取得了巨大进步，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Bellamy）称之为“另一个亚洲奇迹”，过去30 年东南亚地区消除了大规模的政治暴力且在和平与民主时期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现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是民主国家了，这些都是显著的成就，但我们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联盟可能是非常脆弱的，对于种族、国际关系及发展议程等重要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理解不同的政治联盟非常重要，我想把这些理解联系起来。因此，不只要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还需要考虑国家政治联盟的变化，比如，菲律宾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现在的政治联盟和5 年前完全不一样，印度尼西亚也同样如此，注意到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将此与朱竑教授关于研究方式的一个观点联系起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过去10 年与中国的地理学研究者愉快合作的“中国学者”。
如果你有留意中国的地理学，会发现经济地理学是一回事，文化地理学又是另一回事，我不想太有批评性，我觉得中国地理学研究者非常擅长宏观工作，如今天张虹鸥教授给我们做的一个宏观的介绍，他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这类宏观分析是中国地理学研究者非常擅长的。他们也越来越擅长微观地理研究，从人的微观角度，如人口流动，虽然仍有改善空间但也做得很好。而我希望看到中观层面的地理学研究，如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并不一定要关注个人经历，或者各个社区的经历，而是关注社会阶层之间互相联系的方式，政治联盟产生的不同的空间政策。有趣的是方法论是最难做的。宏观层面研究所需要的统计学能力正是中国地理学研究者接受过训练的技能，所需要的数据搜集工作也是中国大学所精通的。微观层面研究所需要的民族志研究内容和方法越来越复杂，因此，尤其像中国的研究生不得不学习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语言。中观层面研究我认为是需要开展调查的野外工作。去到某个地方做野外工作并不一定要住在社区里和做访谈，但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谈意义巨大，看看不同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政策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以至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因此我乐意看到并认为这样的中观层面研究，将为东南亚地区政治联盟中的政治多样性和形势变化等问题带来全新的答案。
最后我想提出两个更实质性的议题，一个是基础设施，另一个是全球化。我目前居住在新加坡，也经常去吉隆坡、雅加达和马尼拉，基础设施显然是影响东南亚国家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在雅加达工作的人由于交通的原因效率非常低，在马尼拉和吉隆坡及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因此这些城市一定要发展基础设施，这在现在来看非常明显。不明显的一点是：并不是说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尼西亚人不知道如何建铁路，他们并非没有推土机和压路机，而是因为建设铁路和公路的政治原因，政府如何分配和使用资源，人们怎样反思政府和它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印度尼西亚现在对税务大赦计划非常感兴趣，试图吸引更多有分量的纳税者，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支撑了政府承担责任。这些动力是不同的，中国显然知道应当如何建设铁路和公路，而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应对政治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和挑战也采用了新的修辞。我在东非和其他地方已经看到的一个挑战是，中国人修建铁路和道路，正如马吉·梁所言，就会有人要流离失所，有人会生气，尽管指责自己的政府更容易，但他们会指责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而不是自己的政府。这也许是值得思考的好事，但我们要记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关注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政治环境，以及这些举措如何引起华人和原住民社区的共鸣真的很重要。
关于全球化，当我今天早上听到刘卫东研究员讲到世界贸易下降的数据时非常震惊，数据已经公布了数月，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边界随着西方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而关闭，而我在亚洲看到的情况基本相反。即便有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府，但它们是支持全球化的政府，更倾向于全球一体化。因此这是一个机会，我想我关于全球化简短评论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全球化的合理性，现在它在西方即使没有消亡也受到了挑战，但是它在亚洲却蓬勃发展。为何如此？西方国家变得富裕，然后随着它们开放国境后经济增长率下降，许多西方中下阶层的人反对全球化，他们指责全球化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其收益增长的放缓，但与此同时，全球化给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中下阶层带来更高的收入。因此全球化的合理性仍然非常强劲，我认为挑战在于确保你知道这种全球化是否由中国、东盟或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很可能不是美国所领导。
全球化项目的合理性使其在亚洲仍然持续，它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包容性全球化。我的确认为这些国家的人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迄今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就是在沃尔玛买廉价的商品，他们不理解全球化的结果，因此我希望中国能很好地允诺全球化的包容性，希望大家参与到马吉·梁所谈到的包容发展的议题中和我们称之为中观层面的本地政治联盟中。谢谢！
>>>> 林初昇（主持人）
我相信你们可以看出这是从不同经验所得出的不同观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谢谢您！薛教授，能发表您的看法吗？
>>>> 薛德升
林初昇教授给了我三个题目，我一定要遵循题目发表我的意见，但是请允许我做一点顺序的调整。
第一个问题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对东南亚是威胁还是机会？威胁在哪里，机会在哪里？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今天在座的不但有地理学的研究者，也有政治学的研究者。当我们觉得对方有敌意或有威胁时，一种可能是利益的不同，有政治利益的不同，经济利益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对方的敌意或威胁更多的是来自误解，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了解对方。当谈到东南亚时用到了“多元化”，当我们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空间战略和东南亚结合在一起时，如果我们能够求同存异，在充分了解彼此的基础上接受不同，了解区域的多样化并能够很好地接受区域多样化时，我相信我们在了解的基础上就会减少很多的误解，更多的成为朋友。
第二个问题，东南亚研究应该做一些什么，哪些具有理论意义？关于这个问题，刘卫东研究员已经讲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从中国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方面讲到一些，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没有特别展开。当我们看“一带一路”的概念时，这是一个理念，希望能够形成包容和共赢发展的战略。当我们讲海上丝绸之路时，就很好地把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这和北方汉唐起源于西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贺灿飞讲到中国南方地区跟东南亚国家是亲戚，对很多广东人、福建人来说更有切身的感受，因为他们有很多亲戚在这些国家。在这个区域，当我们讲到海上丝绸之路时，除了有自上而下的视角，也有来自民间的视角。全球化时代更多来自移民，来自自上而下的移民、家庭等小单元对全球化怎样响应、怎样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也许利益不一致，但是历史上的民间经济交往和民间家庭之间交流的这种纽带非常强，从来没有割断过。
目前投资东盟十国的企业中，接近90%来自非国有企业、非中央企业的投资，因此也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特点导致今天的投资特点。我个人觉得我们和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很多是自下而上的经济联系、社会文化联系，在这里政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自下而上的一些动力、要素，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在研究方面，中国和西方学者在研究东南亚问题时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要研究中国国内的东西，因为中国非常大，我们有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今天走到全球化的时候，中国有一些学者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哪些国家跟中国有联系、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联系，作为研究的选题。如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非常鼓励这样的研究，也有研究珠江三角洲的企业迁到东南亚国家后是怎样的。我们也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了之后，中国在世界城市体系里起怎样的作用。但是我们缺少基于兴趣和现象的关于国外的研究，未来中国和国际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研究。
2015 年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入选“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目前为止全国有13 所高校获得此资助，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是唯一一个地理学的国际化示范学院，我们希望做全球性的研究，如研究非洲，希望招收一位非洲学者，中国的学者和非洲的学者一起指导中国的学生和非洲的学生做关于非洲的研究。我们也非常想招收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教师，希望能跟东南亚国家的教授、学生一起研究东南亚地区。我们希望推动中国学者对海外的研究。
>>>> 林初昇（主持人）
现在有请我们最后一位演讲者，叶博士。
>>>> 叶俊佳
我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就是平衡的行为，在新加坡的多样化背景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平衡行为，其实就是平衡国家和民族及管理外来移民之间的平衡线，更多的是融合的问题，特别是在快速多样化的新加坡背景下，新移民强烈影响的多样化是怎样的。
进入21 世纪，新加坡再次由于移民发生改变，正如菲利普·凯利教授早前所指出的，新加坡有250 万人是新移民，新加坡于2015 年庆祝其金禧年，纪念告别殖民主义及50 年前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在移民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但现在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建设全球化城市中遭遇了（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对抗压力。我认为当代新加坡变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多样化的管理有关。跟世界上很多城市由于外来人口导致人口多元化的经历相同，新加坡遭遇的是公民身份的问题，什么是有归属感，什么是没有归属感，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融合方式，以及如何组织。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它有自己的移民、经济发展路径、殖民历史，以及严格的法制。我认为新加坡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境在于，它作为一个国家城市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边界的多样性及不同旅居时长的移民的多样性，新加坡的新移民包括学生、婚姻移民，高薪和低薪的劳动力，新移民在这里生活和居住，而这里已经有一套由早前的移民潮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分层化意味着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广泛和密集的跨国网络中的全球化城市，也是一个试图建立更深根源和人民归属感以克服自己短暂的独立历史的民族国家。
最近我们从政策研究所关于宗教和种族和谐的研究中看到新加坡人对于新移民还是有一种不适感。新加坡人习惯了大部分同事、老板、雇员、邻居等是来自本地的不同种族，华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构成了新加坡的多民族人口，多样性在这个国家的种族线路中已经形成。我认为他们跟新移民一起工作生活的舒适度较低，包括刚来的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等。特别是新加坡华人，他们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跟来自中国的华人移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很讽刺的一点是，很多新加坡华人的祖籍就是中国，在殖民时代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但是这种祖籍是中国的新加坡华人更加反对与他们种族一样但文化不同的中国新移民，他们强调生活方式、烹饪与饮食习惯的差异等。最突出的例子是10 多年前偶然发生，5 年前（2011 年）被曝光的“咖喱事件”，我简短地跟大家回顾一下。一个新移民的华人家庭抱怨他的印度裔新加坡邻居煮咖喱，难以忍受其气味，然后有新加坡人在互联网上表达了对印度家庭的支持，并煮了一锅咖喱。网上有很多文章，其中有一篇说新移民应该调整和适应新加坡的方式，而不是让新加坡适应外来人的生活方式。第二个事件是2012 年“法拉利撞车事件”，一个富裕的中国新移民开着法拉利跑车超速闯红灯，与一辆出租车相撞，引发人们关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新移民进入的示威。因此即使经历了这10 年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但是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鸿沟还是历历在目。外来人在社会领域的融合更是备受争议，并产生了更激烈的讨论。新加坡是一个长久以来有着生活多样性与差异性传统的国家，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种族或民族的融合，而是礼貌，学习入乡随俗的规矩。我想这一部分来自新加坡国家的明确指导，教育新加坡人在公共场合如何去做，有4 种官方语言的“请不要这么做”的标志。
总的来说，核心问题是公民要求关闭国境以形成民族国家的要求，与作为全球化的城市需要各种跨国人流、物流及思想流之间存在的矛盾。我相信这是他们的两难局面，但也是林初昇教授所指出的一个挑战和机会。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必须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重塑其社会契约，以平衡其作为一个国内和全球化工作场所的需求，并应对各种居民，他们中很多还是新移民。谢谢！
>>>> 林初昇（主持人）
好的。在我总结这场交流之前，也许我们应该听听来自听众的问题或评论。问题不限于圆桌会议所提的议题，也可以是针对早前三位演讲者的。有什么问题和讨论吗？
>>>> 提问
叶俊佳老师您提到了新加坡管理多样性的规则，我来自上海，我们也面临着和新加坡非常相似的问题。上海居住的人口也具有多样性，并不是说人种不同，而是说家乡各不一样。在上海居住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北方，方言不一样，饮食习惯也不同，所以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新加坡的例子里，需要让外来移民适应本地的环境，但是在上海我觉得很难做到。很多人在争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争论，甚至在很多公共场合都可以看到这种争论，同时在政府的会议上人们也会有争论。现在政府的一些公开会议邀请市民列席参加，这些上海的外来人口不想适应上海的环境。因此上海是有这样一种争论的，不知道您能否给出一些建议，我非常希望听到您的建议。
>>>> 叶俊佳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才强调的，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新加坡背景的实证研究，我想新加坡可以从其他地方学到很多，如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我相信它们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面对外来人口融入本地文化时产生的压力、挑战和各种可能性，这是我通常质疑一体化时最先批判的问题。多数时候，当我们谈到融合，我们希望某个团体融入群体，我们希望新来的人融入本地社区，却没有要求本地人融入新的外来人口，这有政治原因，我们要对此重视。
>>>> 菲利普 · 凯利
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提问。我认为马吉·梁和其他人演讲中的一个主题非常重要，即环境的可持续问题。不仅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全球经济活动导致全球环境和生态足迹也相互联系，这种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在旧的经济活动方式的更新方面，而且在更广泛的全球环境过程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讲到投资去到了拉丁美洲，去购买东南亚地区所没有的硬木材，我认为这是一个亮点，在资源开发方面的投资足迹日益增长，这种投资很可能会导致当地资源的枯竭，对当地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 林初昇（主持人）
非常好的观点。我们组织这个论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不仅让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进行探讨，也希望政策制定者参与进来，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新加坡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蔡簦合先生和菲律宾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潘伟志先生，是否可以听听你们的看法，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评论想与我们分享？
>>>> 蔡簦合
谢谢！早上的会议让我学到了不少，这也正是我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谢谢诸位富有见地的演讲。我仍然记得我与我的教授做学术论文的时候，他说到研究和分析必须严谨。因此，也许东盟成立的背景是一个有益的研究领域，我觉得这非常关键。我认为东盟是一个具有巨大多样性的区域，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分析和理解东盟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地区怎么就形成了一个联盟。我想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看待一个问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的视角不一样，即中国人说的国情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同样，一个大国如何看待问题和一个小国如何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对于新加坡，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某些国家而言，他们就会质疑为什么水这么关键？因为他们有自己可靠的水的供应。另外，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国家，能够记得自己走过来的每一步，有一些国家会把它叫作不忘初心，新加坡也要不忘初心，我们珍惜帮助过我们的友谊，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家长希望孩子记得如何一路走来，以及家长是如何抚养他们的，希望子孙也能记得当时的初心。因此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谢谢！
>>>> 潘伟志
首先我想感谢组织方邀请我们领事参加会议，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增长见闻的会议。我尤为欣赏今天早上刘卫东研究员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讨论中谈到的“包容性全球化”，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的，我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促进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从和菲律宾人的交谈中可以知道，大家都意识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北方发达国家所反对的这种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可以帮助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去实践那些在中国有效的发展，将它们转换为我们本土的语境。
我有个担忧，如果“一带一路”被用作是将一些与中国意见不一致的国家隔离开来的工具，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早前留意地图上，不是今天演讲中展示的地图，而是我参加的其他演讲中的“一带一路”地图上，中国的一些邻国不在“一带一路”的走廊之中。因此，分歧当然就受到关注……如果某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发生一些纷争时，就可能会被排除在倡议之外，而这种情况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就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也请回答一下中国邻国面临的问题。
>>>> 林初昇（主持人）
谢谢！有谁愿意回应？卫东，中央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建议人。
>>>> 刘卫东
我非常明白您的担忧，实际上，中国没有孤立任何国家。“一带一路”是非常开放的平台，欢迎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进来。但是有一个关键点，这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同的利益，可分享的利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开展共同的建设项目，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和中国有更多的投资和战略合作，这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找到共同的利益。因此并不是中国主观想排斥哪一个国家，或者说亲近某一些国家，而是说我们和某些国家有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就可以建立更多的项目。这非常重要，结果就是有一些国家获得了来自中国的更多的产品，另一些国家却没那么多甚至没有，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共同的利益。为什么是包容性全球化？因为它是开放的。
>>>> 林初昇（主持人）
非常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待了一上午，究竟有哪些收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兴趣和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从今天的圆桌会议和早上三位专家精彩的演讲中至少学到了4 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点是位置性的概念。所有的演讲者都强调了就中国而言构成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现在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我认为他们都强调了需要欣赏、理解，以及去分析构成东南亚地区的这些不同国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起到的不同作用。
第二点是多样化的概念。正是因为多样化，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多样性的区域，它对包容性全球化概念的意义如此重要。我们应该全面包容，这也是菲律宾副总领事讲的，到底“一带一路”倡议是作为一种推动所有国家发展的策略工具，还是团结部分国家、孤立部分国家的工具，我们希望能够从政治联盟、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这种关系。
第三点是方法论。梅格·瑞斯曼强调应尝试从国家层面和关联分析的角度了解政治联盟，以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过程。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四点是从我们讨论过程中得出的另一个强烈的信息，即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的影响。现在关于全球化是否到了转折点已经有争议了，如你看看欧洲所发生的，英国已经决定脱离欧盟，你再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欧盟可能会有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全球化发生了什么，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涉及底层阶层，这是从我们讨论中得出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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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变革中的东南亚和华南经济区——机遇与挑战》（张虹鸥等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6）一书"第二部分 圆桌会议“，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55085-9
责任编辑：郭勇斌 彭婧煜
《变革中的东南亚和华南经济区——机遇与挑战》为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国际论坛的会议纪实，论坛围绕“变革中的东南亚和华南经济区——机遇与挑战”这一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人口流动、劳动力市场与贫困人口生计”“区域贸易网络与区域发展”“跨国贸易、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助于理解变革中的东南亚与华南经济区，对迎接机遇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可供区域经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社会地理等相关领域学者、科研人员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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