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政府财政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清朝早期和中期的情况，那时收入常常超过支出。康熙时期(1662-1722年)，尽管不断地减免税收，而且总额超过1.2亿两，但国库还有800万两的盈余。乾隆时期(1736-1795年)虽然开销巨大、军事行动费用高昂，但财政储备仍增长到7,000万两。

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情况恶化了，国内起义、对外战争、旱灾水患、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使得1850年库存白银只有800万两。两年后，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减少到只有300万两。正常的收入渠道不能维持昂贵的军事行动，因此1853年开始征收一项新的商品交易税(即厘金)，每年得到1,000~2,000万两的收入。

随后的二十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方面，共消耗了7,000万两。这些巨额花费拖垮了政府财政，以致于预算失衡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治时期(1862-1874年)平均每年赤字增长到1,000万两，即总收入为6,000万两，总消耗7,000万两。

光绪时期(1875-1908年)，虽然政府收入迅速增加，但支出却增长得更快，收入和支出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是由于对外战争赔偿、偿还外国贷款，以及新的自强运动项目的支出。

下面以几笔重大的财政支出来说明政府所负的重担：1875-1881年，新疆的军费开支是5,200万两；伊犁赔款是500-600百万两；1884-1885年，中法战争3,000万两；1894-1895年对日战争花费6,000万两，对日赔款2.3亿两；庚子赔款4.5亿两；治河费1,000万两，救灾费3,000万两。

还有其它名目繁多的赔款，如对教案事件的赔款，以及对损坏外国财产的赔款。此外还有每年500万两的海军开支。1899年，政府的开支高达1.0l亿两，而当年总收入为8,840万两，450 2,400万两即占总收入的30％，是偿还外国贷款，也是赤字的主要来源。

从1874年至1911年期间，根据合约，政府借款为1.714亿英镑，451 但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为止，只偿还了3,230万镑，有1.39亿镑未付。这种以借钱来偿还以前贷款的方式，使清政府陷入了一个无望的泥沼中，并使新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诞生时便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