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里有唐代神童刘晏的故事：“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正字是一个官职。《旧唐书》刘晏传有载他七岁举神童，任秘书省正字。《新唐书》有载他八岁为唐玄宗封泰山献颂。至于神童正字的传奇，则出自唐代郑处诲的《明皇杂录》：

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十嵗，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于楼上。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

为什么“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呢？宋代毛居正《六经正误》解释说：“唐劉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謂其字體本斜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赖起凤文章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在贴文章之前，还想感慨一下这个小神童。“唯朋字未正”不只是谈文字学，而是有微言讽谏之意的。朋党之害，于时正烈。“唯朋字未正”可谓字谏，可与柳公权论书以谏的“心正则笔正”媲美。

令人感慨的是，神童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知道，日后他自己竟也死在朋党之手。刘晏做到宰相，很有建树，可谓唐代桑弘羊。权臣元载之死，刘晏颇得力。杨炎受惠于元载，为报私怨，构陷刘晏谋反。刘晏遂被德宗赐死。

刘晏之死，宋代孙甫《唐史论断》评论说：

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徳宗不察虚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时刘晏为忠州守）。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

孙甫的这个批评是非常严重的，里面甚至含有指责君臣（唐德宗与杨炎）共为朋党之意。这一点可以比较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晋简文帝和桓温君臣狼狈为奸的批评，颇有类似之处。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之义，本来是君子之道。所以，欧阳修《朋党论》说：“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以朋友之义论君臣，无论是好的朋友关系，还是坏的关系，在古代士大夫的政论传统中并不罕见。往圣先贤本来就是以朋友之义比君臣，后来才更多比附为父子关系。

闲话少叙，下面来一起看赖起凤讲沙孟海写“朋”字的文章。“朋”原是“凤”本字，所以，由起凤来讲是很能启发其义的：

沙孟海书法中“朋”字的右斜书写

现象及其字样学渊源考述

赖起凤

作者授权发布

已发表于《第二届沙孟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书法出版社，2018年

朱关田在《沙孟海全集·总序》开篇云：“沙孟海为中国现当代书坛巨擘，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尤其在书学、印学两大领域，于创作与理论研究两端取得非凡成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标志性人物。[1]”客观而言，沙孟海先生无愧于如此崇高的评价。

鉴赏沙孟海书法作品时，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在书写“朋”字（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时，“朋”字倾斜呈现规律性变化，右斜书写倾向于七十年代后更趋鲜明、坚定。通过长期的观察与比照研究发现，沙孟海书法中这一右斜书写倾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充分的文字学、书写动力形式的内在依据。就沙孟海书法中这一独特的书写现象，本文试图从他个人的书学师承、字样取法等方面进行梳理，进而从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字样学的角度考述其右斜书写的历史渊源，为沙孟海书法研究、为当代书家的书写提供一份具体而微的个案参考。

一、沙孟海书法中“朋”字的右斜书写现象及其成因

由义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义乌春及草庐美术馆承办的“三春桃符——近现代名家楹联展”（2018.04.10-05.09）展出了一幅沙孟海书于己巳（1990年）仲秋的“春湍隃麋”行书八言联。（图一）这件私人藏品未辑入《沙孟海全集》中。

兹将此联及《沙孟海全集》中书法作品里有“朋”字（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的单字字样据大致的书写先后顺序作一列举（限于笔者目力所及，挂一漏万者在所难免，特此说明。另，作品中无书写时间线索者，以《全集》中所标注的时间为准；《全集》也未标注书写时间以致存疑者，本文综合书写内容与作品风格作模糊定位。虽显得不够严谨，因此类作品较少，并不会改变研究的方向，姑且存之）。（图二）

从图二可知，在早期的书写中，“朋”字（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姿态相对较正，1972年后几乎是右斜书写。书于1990年的“春湍隃麋”行书八言联中“隃麋为禄椽笔作朋”之“朋”，在所见存世墨迹中，其右斜书写的倾向几乎臻于极致。

人们不禁要问，是何种因素促使沙孟海的书写产生这种变化？单从实用（日记）与艺术（创作）的书写差异中寻找原因，是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即使在日记这样的日常性书写中，也非一律端楷，而是大量存在着明显的右斜书写现象。当我们冷静梳理他的学书历程以及碑帖师承对象时，一条线索渐渐清晰起来。

《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与《僧孚日记》中的有关述书文字是了解沙孟海翰墨生涯及其书风形成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二十三岁前，沙孟海对《石门铭》、《郑文公碑》、《瘗鹤铭》、《张猛龙碑》等碑刻已经有所见识和领略，并开始学习章草：

余书尝患平正拘畏，故时摹北碑，欲以矫其弊耳。辛酉（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一日。[2]
作黄石斋书，究竟是救急之方，非持久之道。比来稍厌弃之矣，然终不能自定一种碑帖临摹之。夷父来，述太希先生言，谓余‘宜学习章草’，与余意颇合。辄取《出师颂》，临写数行，略有所悟。辛酉（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3]
《石门颂》为《石门铭》所自出，虽隶、楷不同，观其用笔空灵、布局疏宕，俨若出一人手。今夕宿吁雷室，以此两本对阅者久之。辛酉（一九二一年）八月廿四日。[4]

《石门铭》中“崩”字字势奇崛、《张猛龙碑》中“朋”字（图三）字势峻拔，两者均右斜书写，《瘗鹤铭》字势古拙奇峭、雄伟飞逸，敏锐如青年沙孟海者对它们的神示不可能无动于衷。

移居上海后，他参悟沈曾植、拜师吴昌硕、膺服康南海，又神游颜真卿诸帖，书艺大进。笔者从沈曾植、康有为、王蘧常、陆维钊等沙孟海的师辈友朋书作中检寻出他们有关“朋”（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的书写字例。（图四）康南海倡北碑，以《石门铭》开新境，书法创作中能自如地化用碑中各字为己所用。《行书赋诗送恭王殿下》[5]“过岭籐阴杖触枝，崩云坠絮飞簌簌”一句之“崩”，所书与《石门铭》之“崩”颇为神似。沈曾植临《中郎帖》[6]中“崩”字自然倾倒，仿如原贴。陆维钊《石门铭》句行书条幅作品[7]碑味浓郁，仍然未脱原碑“崩”字字势倾斜的模范。沈尹默行书《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8]中“鹏”字倾斜之势迥出常态。王蘧常《章草书谱》册页[9]“崩”字，取原孙过庭《书谱》“崩”下部“朋”右斜姿态。（图五）有趣的是，为探索单字的多种写法，王蘧常多在该单字右侧重书同一字，“崩”亦如此。《行书先秦诸子书目答问二》[10]中，相邻册页“崩”字竟出现4处，虽是行书面目，仍旧是前述章草《书谱》字书样态，可见孙过庭《书谱》对王氏的巨大影响。（图六）

他们的取法不尽相同（来自于北碑或章草），所列“朋”字字例数量也不算多，尽管可能会有所遗漏，甚至出现偶然的另外，他们各自在右斜书写上惊人的默契感和高度的趋近性确实令人惊叹。沙孟海先生何等人物，对此又怎么会视若罔闻呢。

研习《书谱》这一点，沙孟海与王蘧常何其相似。沙孟海一生偏好孙过庭《书谱》，但极少提及《书谱》对他的影响。这是耐人寻味的。不可否认的是，其传世书作中，书写《书谱》全文或局部的作品数量占据较大的份额。兹依《沙孟海全集》版序谱点如下：

年份待考，《章草孙过庭书谱句折扇》[11]；

1978年，《章草孙过庭书谱横幅》[12]；

1988年（落款云：“沙孟海年八十九”，书中书写年份定为1987年，有误。本文从款）《章草孙过庭书谱句轴》[13]；

1988年，《章草孙过庭书谱句轴》[14]；

1989年，《行书孙过庭书谱句石刻》[15]；

1977年，《节临孙过庭书谱册页》[16]；

1977年，《节录孙过庭书谱册》[17]；

1977年，《杂诗书翰册》[18]；

1972年，《孙过庭书谱摘句册》[19]；

1946年，《临宋仲温条幅》[20]（此作临写明代宋克章草书孙过庭《书谱》摘句）；

1973年，《沙孟海写书谱》[21]（沙老应汪济英之嘱，以唐孙过庭《书谱》全文为素材，“排日作行草书，数月竟篇”）；

1982年，《书谱前数段》八尺卷[22]；

1986年，章草《书谱首段》[23]；

1987年，章草《书谱首段》三尺卷[24]；

沙孟海以《书谱》为素材的作品，现存最早的书于四十年代，最晚的是1989年，能收集到的，计14件之多。至于《书谱》理论方面的研习，集中体现在他于1976年对孙过庭《书谱》的注释[25]。此研究工作经郑绍昌整理补注后于2008年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沙孟海如此高频率书写《书谱》，吸引他的，或许正是《书谱》书法美学文献的独特意蕴以及它对王羲之笔法的经典传承。以此观之，有学者认为沙孟海有严重的“《书谱》情结”[26]的观点，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的。他对《书谱》的学习不满足于亦步亦趋的描摹，而是“录其文，不摹其书”[27]。但我们将注意到，不管书体和书写风格如何变换，当写到文句“崩雷坠石”之“崩”时，他似乎对孙过庭《书谱》原作“崩”之“朋”部右斜书写倾向情有独钟——拿来，一用再用。（图七）孙过庭“崩”字的独特写法深深影响着他，他书作中一系列的书写字例佐证着这不争的事实。

沙孟海于1921年6月开始接触章草，自此章草临习与创作贯穿其翰墨生涯。他是在近现代章草热的宏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一位章草大家。他在《书学师承交游姓氏》[28]一文述其亲炙、私淑、问业和服膺的大书家，其中就有数位是长于章草的书家。他初到上海时私淑沈曾植，后来与马一浮、章太炎、王蘧常等章草书家都有深厚的交谊。《沙孟海全集·书学卷》中收录了多篇他对前人章草的评述。《沙孟海全集·书法卷》中收录了十余件纯章草作品，更多的则是掺入章草笔意的行书、草书或行草作品。沙孟海对于索靖章草、《史游急就章》、宋克章草长临不辍，章草书中“朋”（图八）的右斜倾向深深影响着他的书写。

沙孟海兼擅文博、书翰，精于鉴赏，卓然一代大家。他亦通小学，《说文》功底极为深厚。据沙更世整理的《年表》记载，沙孟海于1919年暑假“未带《说文》等资料情况下，竟能作长篇小篆《李氏祠堂记》而无一错字”。1920年“秋后从冯君木老师进修古典文学。住城中冯先生家，结识钱太希先生，请教有关《说文》书法方面学问。[29]”沙孟海早年学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后著《许慎以前文字学流派考》、《训诂广例》、《<说文>分笔排检法例言说文》等语言文字学文稿。《说文》中关于“朋”、“凤”的解释及其古文书写字样必然作用于他，使他的书写渊源有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沙孟海书法中“朋”字（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右斜书写为主的倾向，有其字样学的明确渊源，即《说文解字》、章草、北碑和孙过庭《书谱》。

二、书法历史上“朋”字右斜书写的字样学渊源

右斜书写倾向。即使汉字在演进历史中经历过数次正定文字，也没有改变这种独特的现象。这类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中都含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撇向斜线组合，书写时特别有利于手腕连续顺势的弧形转动。这让我们想起中国书法笔法发展史上的过渡性笔法——摆动笔法。

邱振中先生《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一文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书法笔法的发展历史（点此查看本号以前推出的邱振中讲座视频）。文中指出，楷书形成前，笔法发展经历了“从直线摆动到弧形摆动，从简单摆动到连续摆动，从绞转的成立到绞转的熟练运用”[42]的清晰过程。从秦律简到居延汉简，从西晋陆机《平复帖》到王羲之《初月帖》，笔法演变一步步向前推进。《平复帖》地位重要，不仅仅在于它是流传至今的西晋唯一真迹，还在于它佐证了绞转笔法的历史生成。帖中点画连续性大大增强后，顺时针斜向线的归类合并，特别顺应指腕运动的生理构造，适合于右手手腕顺向的连续翻转运动，操作起来极为轻松便捷，而且造成明显的线律特征。右手手腕只要顺势惯性地运转，即可顺当地完成结构的塑造。

汉代是书体演变和笔法嬗变的重要时期，篆书、汉隶、草书、楷书与行书各种书体在这一时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草书的崛起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通行的日用书体汉隶为章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章草约形成于汉隶成熟的西汉中晚期，东汉蔚然成风。其用笔，就是隶书笔法发展而来，在解散结构严整的隶体的同时，保留波挑法字字不相连属。西汉后期的汉简在圆弧运动中草书的笔势较为连贯，点画使转更加灵活，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西汉元帝时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急就章》，用章草书抄写规范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我们发现，《急就章》中章草书“朋”字即是右斜书写。这种具有字样学标准意义的《急就章》持续影响人们的书写。后代书家临习《急就章》，或据《急就章》进行书写创作时，无不受其规范，“朋”字也毫无例外地保持右斜倾向。沙孟海研习章草，深受《急就章》影响。因此他书法作品中“朋”字或以“朋”得声的合体字“朋”部常常被处以右斜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宋承汉魏而来，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前人的字形与书写状态。初唐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距六朝不远，对“朋”的右斜书写并不陌生。盛中唐颜真卿出身世代讲究古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显赫世家，字样学观念根深蒂固。他的楷书作品《多宝塔》中的“崩”、“鹏”两字“朋”部右斜书写出必有因。（图十二）就连以诗闻名的杜牧在《张好好诗》中书写“朋”时也能保持右向倾斜的古风。

随着提按笔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楷书时代的到来，前代合于人体（手腕）生理机能的笔法形态渐渐淡出书家的视野而变得陌生起来。唐人尚好，宋元以后这种情态加剧。由于受楷书笔法的强势蒙蔽，书家们对于远去的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尤其笔法嬗变与书体演变的历史存在不可避免的隔膜。书家内迷其理，自然只能依照楷书笔法改造后的结字方式理解特殊字例的书写。真正发生这种逆转的，是雕版印刷中宋体作为一种应用型书体被广泛传播与接受，更加延绵和加固了“正”的趋势。以至于后世书家，即使文字学功底深厚且精于书画艺术鉴赏，因为楷书观念的全覆盖式影响以及自身实用书写观念的主导，对“朋”右斜书写现象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迟钝。

不过也不必太过于悲观。即使严峻的楷化规整，也未能彻底抹去原有的历史痕迹。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朋”、“夕”、“多”、“勿”等字的字形与书写形态上，感受到连续摆动笔法的顽强遗留。我们从它们保留下来的少有的隐约的古风里，领略那段文字与书写转折时期的浩瀚历史。无论篆、隶、楷、行、草各书体，历代绝大多数重要书家，当书写“朋”字或以“朋”得声的合体字时都多少持有古风。（图十三至十六）综括而言，北宋以来，历代不乏这样的书家，如北宋苏东坡、南宋陆游、明代宋克、清代何绍基、民国沈曾植、王蘧常、陆维钊、沙孟海等，对于摆动笔法的遗韵和古法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不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历代书家书法中“朋”、“崩”的书写也较多保留了右斜书写的形态。（图十七）1957年手岛右卿在“圣保罗·比拿莱展”上展出的代表作《崩坏》[43]（图十八）中“崩”字的右斜处理尤其令人记忆深刻。我们无从知晓手岛右卿是否了解“崩”字的声旁“朋”部的右斜书写历史及其成因，这也似乎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他书法作品中“崩坏”两字字形的左倾右斜和字义上的败坏契合了他想要表达的崩溃倒塌的美。他成功了，《崩坏》成为日本当代书坛的一件名作。这是中、日书法史上唯一以“崩”字字形特征与字义为素材进行创作的特殊书写案例。

历史常常令人唏嘘。透过少数几个字的独特字形，人们惊讶地发现，摆动笔法的古风至今未曾完全消亡。然而谁也不曾料到的，竟是一位东瀛书家不期然而然地将它演绎到了极致。“崩”字“朋”部在古来字样学意义上的右斜书写之形与“崩”字字义联系如此紧密——手岛右卿的创作暗合了中国文字和笔法演变的历史消息。他无意间令我们对汉字中如“朋”等一类字的右斜书写现象恍然大悟。

三、结语

中国汉字及其书写的历史源远流长。沙孟海不愧是一位自觉面对和忠实继承中华民族伟大的汉字传统与书写遗产的书法家。在漫长的翰墨生涯中，处处可见其自身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书画鉴赏以及文史知识素养对书写的巨大影响。他的书作中频繁出现的“朋”字（或以“朋”为声旁的合体字）右斜书写的倾向，只是其书写智慧的冰山一角。

本文从书学师承渊源、字样取法等方面探讨这样一位现代书家独特的书写现象，并从字样学的角度寻求其字形来源、形态演变及其演变动力的学术努力，将为当代文化背景下书家们的书写提示一个崭新的视角。我们不要忘记，沙孟海先生正以其合乎古风的书写给后世书家行不言之教。当代有志于传统书法学习的书家若能在此基础上了解、尊崇、传续汉文字及其书写历史中生生不息的古老遗风，身在泉下的先生想必有大欣慰。

注释：

[1]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3]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4]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第294页。

[5]康有为，《行书赋诗送恭王殿下》，《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康有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6]沈曾植，《行书册页》（四），《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7]陆昭徽主编，《陆维钊书画精品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8]沈尹默，《行书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沈尹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9]王蘧常，《章草书谱》（部分），《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王蘧常》，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0]王蘧常，《行书先秦诸子书目答问二》（部分），《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王蘧常》，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11]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12]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13]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14]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15]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

[16]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453-453页。

[17]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602页。

[18]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606页。

[19]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法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638-639页。

[20]沙更世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1]沙孟海，《题自写本书谱后》，《沙孟海书法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

[22]沙更世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23]沙更世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24]沙更世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25]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58-268页。

[26]杨永滨，《由沙孟海先生的<书谱>情结论当代书坛的<书谱>热》，《纪念沙孟海先生诞辰一百十五周年·沙孟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10-219页。

[27]1973年，沙孟海书赠汪济英《书谱》长卷，卷尾款识云：“孙过庭书谱，录其文，不摹其书。”见沙孟海，《沙孟海写书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56-57页。

[28]沙孟海，《书学师承交游姓氏》，《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8-10页。

[29]沙更世整理，《年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30]沙孟海，《颜真卿行书<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沙孟海全集·书学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31][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79页。

[3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8页。

[33][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63页。

[3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

[35]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国书局，1959年，第160-163页。

[36]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第452页。

[37]崔尔平选编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3页。

[38]黄德宽，《隶定古文疏证序》，《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Ⅱ页。

[39]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18-619页。

[40]朱关田总编，《沙孟海全集·日记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991页。这里“用”的形体与“朋”相似。

[41]《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作：“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核焉。”见（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1页。

[42]邱振中，《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43]陈振濂，《现代日本书法大典》，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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