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故里出土国家一级文物——南宋文房用具赏析|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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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越国古都，西施故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诸暨市文物管理部门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抢救性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出土的南宋文房用具十分珍贵，为研究我国宋代墓葬和诸暨当时的人文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图1 董康嗣墓志

图2 周令人墓志

其中1981年7月在城西净土山营建诸暨电除尘器厂时，清理砖室墓一座，出庆元六年（1200年）和开禧二年（1206年）墓志石两方（图1、2），为南宋通判董康嗣夫妻合葬墓。同出的有蕉叶白“碧玉子”铭文端砚、石雕笔架、石雕犀牛镇纸、石雕龟钮水注及瓷器、铜镜。1982年9月，在城关县龙山脚，俗称桃花岭东麓的山坡地上，因诸暨石油仓库扩建施工，抢救性清理了砖室墓三座，墓内出土“淳熙八年（1181年）七月二十八日下葬”志石一方（图3），同出漆器、银器、铜器、瓷器、端砚、水晶笔架等文物多件。

图3 武氏墓志

以上两处宋代纪年墓葬中出土的文房用具，由于年代确凿，工艺精湛，材质稀罕而十分珍贵。1993年经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专家鉴定组先后两次鉴定，确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今择要介绍论述这批馆藏文房用具，以飨读者。

图4 “碧玉子”铭文砚

“碧玉子”铭文砚（图4）

为端石制作，砚缘不甚规则，略呈圆形，仍保持自然状。直径22.4、厚3.5厘米。砚面不开墨堂和墨池，面与底均磨制光滑。砚体呈紫黑色，以成片乳白色为主，白中伴以青色和淡黄色。石质细腻温润。砚面一侧阴刻隶书“碧玉子”三字。

图5 “一”字池抄手砚

“一”字池抄手砚（图5）

亦称太史砚，端石制作，石呈紫色长方形。长17.8、宽10.6、前高6.2厘米，后高5.9厘米。砚面开墨堂和“一”字形墨池，墨池上端砚额居中处，刻有一小圆圈，其内阴刻网格纹，线条简洁流畅。砚底挖割后凹槽较深，石质细腻娇嫩，制作工整古朴，保存完整。

图6 “一”字池抄手砚

“一”字池抄手砚（图6）

端石制作，砚体呈紫黑色，伴有少量青绿色纹脉。砚为长方形，长16.6、宽10、高2.7厘米。砚面开墨堂和“一”字形墨池，所刻线条简练流畅，形制庄重古朴。砚底挖割后成凹槽形。墨堂下部有二眼，一大一小，色绿带黄，有瞳子，晕作四重，其状呈鸲鹆（qú yù）眼。

以上出土的三方砚台，均为端砚中之珍品，它与其它众多文房用品的共同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时期品官及文人墓葬随葬器物的特点，为南宋时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有明确纪年的实物资料。

图7 石雕笔架

石雕笔架（图7）

纵26.8、横2.9、高5.9厘米。色泽黝黑，石质细腻光滑。通体琢错落有序的山峦三十二座，中部峰峦拔地而起，巍然屹立；边缘随势绵延起伏不断，对山体形状把握细致入微，显示出崇山峻岭层峦叠障、逶迤连绵的雄姿。这件笔架，构图繁密，画面充实，各种构成元素精细入微，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在技法及艺术表现力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石雕艺术品。

图8 石雕犀牛镇纸二件

石雕犀牛镇纸二件（图8）

纵9.2、横3.1、高5.0厘米，大小、造型一致。通体黝黑，石质细腻光滑，表面已有铁锈色沁斑。呈卧伏状，四肢蜷曲，昂首突目，头部长一独角，向后倾斜，角尖朝上，口鼻上翘，两耳耸立，作警觉状。躯体浑圆壮实，蹄足粗壮有力，尾巴紧缩臀后搭至后腿，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图9 石雕龟钮水注

石雕龟钮水注（图9）

高4.0、口径7—10.5厘米。通体黝黑，石质细腻光亮。水注外缘不规则，形似假山，高低起伏，内琢一椭圆形水池。盖面正中琢一龟为钮，龟昂首顾盼，四足着地，作匍匐之姿，龟背隆起，阴刻龟背纹，刻线清晰流畅，形态逼真。盖的一端镂一小孔，作出水用。整件作品构图疏朗，刀法粗犷。

以上四件石雕藏品的用材，质地致密，没有纹路，质轻坚韧，黝黑发亮，光泽极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被地质专家鉴定为煤晶石。用煤晶石刻制的印章在我国出土文物中曾有所发现，但用煤晶石雕刻的一套件文房用具实属罕见，显得十分珍贵。

其实，南宋一朝一百五十三年，为中国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时期。诸暨博物馆收藏的上述七件文房用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时期品官及文人墓葬随葬器物的基本情况，体现了南宋文人的时代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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