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我从安徽大学考入新安晚报,年29岁;2009年9月,我从新安晚报离职,年41岁。
这12年,算是人生中最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段吧,我把这段时间交给了新安晚报。今年,恰逢这张报纸创刊25周年,51岁的我该为她写点什么,必须的。
写点什么呢?满脑子都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既如此,那就想到谁写谁,想到哪儿写哪儿吧。
先声明几点。
一,文中所有人均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直呼其名,不称“领导”、“老师”,非为不恭,以示平等也。我在新安晚报供职的大部分时候,风气即如此。
二,所有人事均为我个人专属记忆,与事实不尽相符,拒绝较真,反对考据。我写之,你听之,若意见不同,大可一笑了之。
是为记。
B
鲍小春
鲍小春和我一起入职新安晚报,他原先在政府部门工作,外表虽有公务员之气派,骨子里却是一位文学青年,此前已在新安晚报副刊发过几篇散文,小有名气。
我们去省府采访时,都需要在传达室出示身份证,填写出入单。唯鲍小春不然,他头发梳得格式,衣服也穿得周整,手里夹着公文包,标准的“处长”形象。每当他神闲气定地从站岗武警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踱进省府大门时,我们都不由啧啧称奇。
C
曹海峰
曹海峰大学学的是政治,毕业后却被分到了工厂,后来他跳槽到了新闻单位,一波三折最终落脚新安晚报。
我大学学的是历史,留校教书教的也是历史,也许是专业的原因,我俩稿件风格相近,有段时间,不仅是报社编辑,就连我们自己,也都时常会将对方写的稿子,误认为是自己写的,还差点闹出笑话。直到他当了编辑,这种误会才没有了。
我到他家去过几次,有一次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泛黄的报纸、杂志,上面有他大学时发表的几首诗,他很有激情地朗读了几段,可见,他曾经的确是位文学青年。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去他家帮忙安装电脑系统。当时他家在合肥东区,我打的时和师傅聊天,师傅说东区下岗职工多,环境差,连他们司机都不愿往这儿跑。后来,我顺着这个思路做了采访,在新安晚报弄了一个“让合肥东方亮起来”的系列策划,影响蛮大的,还被写进了市里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过这由头,一定是没人能想到的。
D
丁传光
丁传光到报社当总编辑时,我已经混成晚报的“老同志”了。
他到报社没多久,为熟悉情况,曾经一个一个地找记者、编辑谈话。和我聊过后,他说,你挺老实的,不是个耍滑头的人。
丁传光为人随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讲话从不藏着掖着,他把大家当兄弟,大家也没把他当成领导供着,很快他便和记者、编辑们打成了一片。他是淮北人,能喝酒,常说我们那儿“麻雀都能喝三两”,反正我没见他喝多过。后来他身体出了些状况,酒喝得少了,但性情却没变。
我从新安晚报离职时,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谈了许多,说他是有责任的,没能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照顾好,他希望我永远都能把新安晚报当成娘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一些“不得不”的理由,但他这番话却着实令我感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还时常聚在一起,好像我未曾离开报社一样。
丁传光是位典型的文人,他书法很好,不少人都去求他的墨宝。我曾随口“求”过一次,也并未当真。有天聚会时,他悄悄拿出自己的一件书法作品给我,说:“写得不好,你多多指教。”
G
顾群
顾群文文静静的,典型的白面书生。
我进报社后,他一直主持新闻部的工作,始终是我的顶头上司。刚开始我们交流并不多,有一次他听说我喜欢画画,便说他也爱好美术,如有空可以一起去写生。十多年后,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画的水粉,大吃一惊,原来他从小师从名家,早就是“专业画家”了,和我这种鬼画符的小儿科,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有一年,我俩到六安参与组织报社的读者日活动,我发现他情绪低落,若有所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新岗位,可能要离开新安晚报了,但他对报社很有感情,真是不想走,心里矛盾得很。他的心情我能理解,当时晚报的记者、编辑,几乎都想着能够多写几篇好文章,很少有人是惦记着职务升迁的,真要离开报社,谁都舍不得。
后来他还是离开了报社,就连我也都换了几份工作。只是,我们的感情还在,而且现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比起当初竟反要多得多了。
H
胡跃华
胡跃华和我大学同校,比我高出两级,称得上是“师姐”了。
进报社后,我被安排与胡跃华同在一间办公室。她跑社会新闻,与公安熟得很,写过不少轰动社会的大稿子,在业内颇有名气。她是男儿脾性,喜怒形于色。记得有一次,办公室几个人都在安安静静地写稿子,她突然大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不知何故,大家也没人上前去问问。
有一天她把我喊到身边,说写了一篇稿子,想让我帮着看看,提些意见。只见稿纸上龙飞凤舞,字迹难以辨认。我看了两眼没看出个所以然,便推说水平有限,没接下这个“活儿”。
胡跃华是绩溪人,她离开新安晚报前,曾专门请我这个小老弟,在红星路一家徽州饭馆吃了顿“胡适一品锅”,还跟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何显玉
我进新安晚报的时候,何显玉还是报社的通讯员。尽管如此,论名气,他却比我们大多了。
作为通讯员,何显玉每月的发稿量,都要比我们这些正式记者高出不少。他的文章关注小老百姓,有文有图,自成风格,很受读者喜欢。因为他的名字有些女性化,甚至还有读者给他寄来了“求爱信”。我也很好奇,此人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后来,他有一篇稿件惹了些纠纷,报社打电话让他来一下,我这才一识庐山真面目。
何显玉进入报社工作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打牌闲扯。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在报社写稿子,写着写着,便哭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动不动就哭呢?后来他的稿子见报了,主人公都是一些无依无靠、非常可怜的底层群众,也就能够理解了。
有一次,何显玉曝光了外地某个假冒的执法部门。一天上班时,几个假冒的执法人员冲进报社,带看手铐,扬言要将他给抓走。何显玉和这群人相互对视,剑拔弩张,差点打了起来。
如今,何显玉当上了晚报书画院的院长,和书画名家打交道,寄情于山水之间,真可谓世事变幻、斗转星移了。
华睿
华睿是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写得一手赏心悦目的好文章。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文字功夫最好的记者。这话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却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
华睿很善于从一般中找特殊,从普遍中找典型。他到婚介所采访,写婚介所里的故事,能将都市人的隐秘情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到中医学院采访,写一个宿舍七个女孩同时考上研究生的故事,能让人读了感慨不已,甚至重新认识“苦难”另一面的含义。
记得华睿曾经写过巢湖市几个长期受父亲性侵女孩的悲惨故事,文章见报后,影响非常大,捐款帮助的人络绎不绝。后来他调到安徽日报工作,社会新闻不怎么写了,偶尔能见到他写的评论,同样颇有观点,掷地有声。
华睿是个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印象中在新安晚报的记者编辑里,穿了衬衫就一定要打领带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位了。这些年与他的联系渐渐少了,也很少看见他写的文字,真是觉得蛮可惜的。
J
江海波
江海波先是当新安晚报的总编辑,后来又接着当社长,印象中在新安晚报历任领导里,他在位时间是最长的。
新安晚报有个挺好的制度,就是每一周,都必须将上一周的稿件、策划点评一番。这个制度,似乎就是从江海波手里建立和完善的,并且这样高强度的点评工作,也基本都由他亲力亲为、一手包办。
他的大脑跟大容量计算机一样,报纸边边角角都记得一清二楚,想糊弄他不容易。哪篇文章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哪个标题制得妙,妙在什么地方;哪个策划到位了,到位在什么地方,他都能一针见血,三两句话就说到了根子上。
现在想来,与其说他那时是在点评稿件,不如说他是在给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新闻实务课。如今,我那半桶水晃荡的新闻业务,估计有一多半就是被这样“教”出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流年不利,写稿子总是挨上面训,心灰意冷,不想干了。一天,江海波叫上了我几个好友,专门请我吃了顿饭,他说有什么事都由他来顶着,让我不要包袱背得太重。记得那顿饭何显玉还专门从家拿了瓶好酒,好象是五粮液吧。
L
李今枚
我进报社时,李今枚是新闻部主任;没多久,他又升任副总编辑,分管新闻。在晚报工作期间,他是我日常接触最多的几个人之一。
李今枚为人正直,有话直说,丑话说在前头,从不在背后搞人。
有一次,我接到通知,到电信部门去做个采访。事后,电信部门分管新闻的同志给每位记者送了件衬衫。其中我被送了两件,他们说李今枚是老朋友,委托我送件给他。次日下班后,我见他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回家,便将这件衬衫转交给了他。没想到第二天上班时,这件衬衫又被他放进了我的抽屉里。这件衬衫后来下落如何,我已记不大清了,但这事我却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还有一次,我写的一篇文章惹了些麻烦。对方的人找到报社,一直和他交涉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对方声音越讲越大,越讲越严厉,李今枚本来脾气是很好的,听着听着,他突然将手中端着的水杯狠狠砸向桌上,里面的茶叶水溅了一桌子。
李今枚原本从不抽烟,后来不知怎么就抽了起来,而且烟瘾越来越大,有次我回合肥到他办公室闲聊,推开门后,烟雾弥漫,连他的人影都很难看到了。
M
马丽春
马丽春女儿上小学时脑门大,鬼精鬼精的,放学后常来报社编辑部写作业、玩,有一次,我看了她写的作文,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完全不像是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写出来的东西。记得我当时就曾颇有远见地对马丽春说,你丫头文章写得太好了,长大不得了。果不其然,现在她女儿已是一位著名的青年作家,笔名“大头马”。
“大头马”能有今天,想必是遗传了妈妈的基因。马丽春是当时新安晚报少有的几位硕士之一,不过她学的是中医,在报社干的却是副刊编辑的活。她不仅能编别人的稿子,还能自己写散文、写小说、写历史,更令人称奇的是,后来她又写书法、画油画,真是活得津津有味了。
有一次开会时碰到了马丽春,她送了一幅画给我,说是她刚刚画的,送我留个纪念。我回家打开细看,是一幅泼墨山水,画得恣意张扬。
Q
钱玉岁
我进报社的时候,钱玉岁是社长,大家都喊他“老钱”。
老钱是个瘦高干瘪的小老头,烟不离手,说话声音大得很。他高兴的时候能把人夸上天,不高兴的时候,恨不得要把人给宰了。
一天我刚到办公室,他就气鼓鼓地冲到我面前,把报纸扔在办公桌上大喊:“你一个导语就写了两百多字,你懂不懂写新闻啊?!”说完甩头就走,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我当时一脸懵圈,心想:你这什么领导啊?
有一阵子,我写了几篇关于合肥荣事达改制的稿子,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连分管副省长都接受了晚报的采访。一天,我正趴在办公桌上写稿子,突然一张干瘦的脸,从桌子的另一端浮了出来,是老钱。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干得好,要乘胜追击!”
后来我们都离开晚报了,一天在大街上碰到,见他老了许多,走路都不太稳当了。他把我的手紧紧抓在他的手里,说:“你现在怎么样,说来听听……”
R
戎毓明
我们习惯喊他“戎哥”或“老戎”,他比报社大多数人都要年长许多,资格也老,但没什么架子,平易得很。
戎毓明是个很有新闻理想的人,每次和他谈到劲爆的新闻选题,他都会显得特别兴奋。他曾经在报社的框架下创办和主持过一份“新闻周刊”,大做监督类新闻,火力全开,非常生猛。我曾经给这份周刊写过几篇稿子,每次他都会把我喊去,对照着稿件跟我核对细节。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惜“新闻周刊”命运坎坷,没办多久就被迫偃旗息鼓了。
戎毓明是性情中人,他不抽烟,但喜欢喝酒。退休后,他还真琢磨起了酒的事情,他做的酒名为“花间”,酒瓶就像是艺术品,酒也是真地好喝。有几次我请新安晚报的老朋友吃饭,他都特地叮嘱我不要带酒,他会带“花间”酒来。
记得那时常去他家打扑克,一玩就玩到深更半夜,吵得他女儿睡不好觉,现在想想,真是觉得年轻时太不懂事了。好在他女儿如今发展得很好,不仅成家当妈妈了,还是浙江卫视王牌节目“中国好声音”的撰稿人之一。这样想想,心里的愧疚感也就少了一些。
W
吴德高
吴德高看起来不声不响的,其实交际面广得很。他认识的人,既多且杂,三教九流,没有他不熟的。我跑新闻结交了不少朋友,有许多都是经过吴德高介绍认识的。
在新安晚报,我和吴德高办公桌紧挨着,一起赴外地采访的次数也最多。不管是皖北皖南、城市乡村,只要听说他来了,我们住的宾馆随即便人流不断了。认识的人多,好处自不用说,各种难上加难的采访,有他在,基本都能轻松搞定,省去了许多周折。报社不少记者编辑家里碰到了麻烦事,打个电话给吴德高,也大多能“电到事成”。
除了采访效率高,吴德高还有一个“独门绝技”,那就是稿件写的快,而且数量还多。记得我到报社的前几年,报社规定每名记者每月须写十来篇稿子,大部分人小日子过得都很滋润。后来吴德高大学毕业后到了报社,头一个月就写了五十多篇,这给报社上上下下带来了震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他作标杆,大家的“好日子”算是“拜拜”了,每月写稿的考核任务自然都被提高了不少。
王勤益
王勤益原先在反贪部门工作,后来觉得还是当记者有意思,便跳槽到了新安晚报。我进报社的时候,他还在当编辑,编发一些社会新闻。
王勤益长得胖胖的,脑子特别好使。他两只手肉嘟嘟的,会抓钱。记得那几年手机刚开始普及,他就嗅到了这里面暗藏的商机,向报社提出可以办张“手机报”。结果仅凭他一己之力,利用业余时间随便捣腾捣腾,报社每月便有了十来万的收入。后来他弃编从商,转战到了广告部,不出所料,果然干得风生水起。
汪清波
汪清波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我印象中,新安晚报也就她一个是出身北大的。
我进报社没多久,有一天,她喊我陪着一起去中科大采访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施蕴瑜教授。我糊里糊涂地跟着去了,回家后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专访。第二天把稿子交给她,她看了看说:“就用你这篇吧。”这是我在新安晚报发的第一篇稿件,印象特别深。
有好些年,报社安排汪清波和我一起跑省里的“两会”。记得有一年跑“两会”时,天气不好,地上的雪又厚又滑,我俩到稻香楼宾馆省政协委员住地采访时,她一个不小心,狠狠地摔在了雪地上,我费了好大劲才将她搀了起来。那时刻心里在想,当个记者也挺不容易的。
吴国辉
吴国辉年长我许多,办事稳重牢靠,妥妥的“老大哥”的人设。
有一年合肥大旱,我和他一起去淠史杭灌区采访。一路上,白天东奔西跑地采访,晚上还要写稿传稿,甚是紧张。好不容易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他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后来我才知道,他睡眠状况一直都不好,不管出差到哪儿,他甚至都得把自家的枕头给带上,否则难以入眠。记得第二天打开宾馆电视看新闻,台湾著名歌手张雨生突遇车祸去世了,大家自是一番感慨,我对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真地要好好保重了。”
如今吴国辉是安徽网的总编辑,领着一帮年轻人在琢磨新媒体。每回合肥,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跑到安徽网转上一圈。每次我们俩散扯闲聊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仿佛自己还在新安晚报工作,仿佛我们都还身处十几年前。
Y
杨宇坤
杨宇坤人称“老杨”,其实岁数比我小。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名校出身,人长得帅。
我刚进报社时,对怎么采访、怎么写新闻一无所知,新闻部主任李今枚便让杨宇坤带着我跑跑新闻。我跟在他后面跑过一两次,记得那时正是初冬时节,他穿了件风衣,披了一条白色的毛线围巾,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一道,还是很显长,这和我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记者形象倒是蛮吻合的。
杨宇坤喜欢喝酒,没怎么见他喝醉过,人送外号“杨八两”。他也嗜烟,有段时间他当新闻版编辑,办公桌上放了一个大玻璃杯,里面塞满了香烟头,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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