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本文版权归《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所有，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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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郭小鹏：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
日本侵华战争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流产”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申办奥运会，不仅得到军部的支持，而且受惠于当时有利的国际局势。然而，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长期化，奥运会失去了利用价值，遭到日本抛弃。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命运是近代东亚体育的缩影，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下，原本蓬勃发展的东亚体育事业遭到重大挫折。考察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东亚体育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日本侵华战争
1940年
东京奥运会
军部
导言
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体育是一项独特的社会活动，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有益身心健康，而且也是国家政治、文化乃至外交的反映。日本侵华战争使东亚地区20世纪前半期蓬勃发展的现代体育事业遭到挫折，其代表性事件为原定于1940年在东京举办的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流产”。考察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近代国家道路的认知，而且对今天的东亚体育事业也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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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申奥的思想准备
现代奥运会是集体育、教育、艺术、国际交往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参与。1894年，顾拜旦在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奥林匹克理想，并且宣布“古希腊奥林匹克主义经历几个世纪的黯然失色之后又重返世界”。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在某种意义上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国家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比起军事征伐和经济渗透，奥运会蕴含的神圣休战、增进了解、公平竞争、拼搏进取等奥林匹克精神更能为世界所接受。
在迈入近代社会之前，东亚各国不同程度地闭关自守，从而落后于世界潮流，遭到西方列强的强力叩关。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使其签订城下之盟，日本从此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面对外压，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以欧美为师，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国策。此后，日本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急遽转变，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日本近代体育事业也快速发展，通过加强体育教育，不仅完善了近代学校教育，而且改善了国民体质，为下一步发展竞技体育奠定了基础。1897年，日本杂志《世界乃日本》刊登了《去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一文，介绍了1896年雅典奥运会的情况。1909年，柔道项目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成为首位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日本人，这是日本与奥运会的首次结缘。1912年，日本与叙利亚首次参加奥运会，填补了五环旗上亚洲的空白。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东亚地区的中国、朝鲜步履蹒跚，对现代体育应对迟缓。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上层精英对体魄、种族加以反省和改造，并将对自我身体的改造上升到种族改良、民族竞争、国家兴亡的高度。由此，现代体育开始突破日本一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开展。1913年，中国、日本、菲律宾创办了远东运动会，此后每两年在三国轮流举办，其代表了东亚地区体育发展的水平。然而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东亚地区仅有日本参加过奥运会。当时奥运会堪称欧美列强的游戏，仅在西欧和北美轮流举办，而对于东亚各国而言远隔重洋，参与不便。日本积极参与奧运会，客观上有国力的支撑，主观上则试图通过追求体育成绩以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日俄战争不仅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而且使日本逐渐产生种族优越的认知。日本把“第一次有色人种举办的奥运会”作为宣传的噱头，以扛起亚洲体育旗帜的代表自居，为申办奥运会做好了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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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与申奥过程的交织
历史发展总是如此吊诡，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申办奥运会几乎同时进行。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1931年10月，东京市议会全票通过了《关于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标志着日本申奥的正式开始。“军部的暴走”与东京市争取象征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运动交织在一起，堪称历史奇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翌年又侵占了冀东地区，企图染指中国华北。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认定成立“满洲国”违反国际法，要求日本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态，并对中国东北实施“国际共管”。日本对此强烈不满，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自绝于国际社会。
在侵华战争的同时，申办奥运会从东京的市政事务上升为日本的国家方针。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举行之际，东京市委托嘉纳等奥委会委员提交了承办奥运会申请书。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致电外务大臣斋藤实，陈述东京承办奥运会的意义：“第12届奥运会召开于西历1940年，恰逢我国开国2600年，若我国举办此盛会将成为绝好的纪念”。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日本的历史是从公元前660年，也就是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东征开始的，这样1940年便是所谓的“纪元2600年”。可见日本申奥的最大动机是为其国体—天皇制服务的。永田坦言东京申奥“不仅面临其他有力者的竞争，且与欧美远隔重洋甚为不利”，故而“政府当局的全面支持及海外诸国的同情是必要的”。他请求外务省“将国民的热情传递给对举办地有决定权的奥委会委员，对委员所在的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外交活动……在洛杉矶奥运会召开之际，请求驻美大使及驻洛杉矶领事馆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在申奥问题上，东京市、日本体协与日本政府很快形成共识。1935年12月，日本成立了东京奥运申办委员会，由前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亲任会长，显示出日本对于奥运会志在必得。
尽管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但与纳粹德国及意大利的关系却逐步升温。在1933年和1934年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日本的杉村阳太郎和副岛道正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杉村曾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兼任驻意大利大使，且精通体育事务；副岛出身华族，曾游学欧洲，在各国体育界均有故交，两人皆为“奥运外交”的得力人选。1934年，申办城市缩减为罗马、东京、赫尔辛基，其中罗马呼声最高，东京与其正面较量机会渺茫，因此，杉村开始与意大利政府频频接触。1934年12月，杉村会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建言两大国去争办奥运是“不体面的”，并且交换了两国对于武力扩张的看法，在日本侵华与意大利急欲进攻埃塞俄比亚之间达成谅解，互相尊重对方的扩张权益。可见所谓的“奥运外交”并不体面，以对外侵略作为交换筹码，将弱小国家视为刀俎之鱼肉，严重践踏了奥林匹克精神。1935年1月，杉村和副岛共同会见墨索里尼，陈情1940年对于日本的意义，劝说意大利推迟到1944年举办奥运会。同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正式退出申奥竞争，“奥运外交”最终尘埃落定。面对唯一的对手——芬兰的赫尔辛基，日本东京以36：27的票数取胜，获得1940年第12届夏季奥运会的承办权。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际申办奥运会，作为欧美之外的国家首次申办便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东京申奥的成功离不开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加剧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导致法西斯势力的抬头，意大利、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体制，日本则进入军国主义体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投桃报李，把申办奥运会变成了政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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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对奥运会的态度
军部是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独特存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大力推行兵制改革，建立了天皇独裁的军政体系。1878年颁布的《参谋本部条例》，使参谋本部独立于政府之外，日本近代的军政合一转为军政分离。可见，日本军部的发展壮大早于内阁制度（1885年）,更早于政党政治（20世纪20年代）。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突出了军部的地位，在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权的双重保护下，军部与内阁相并立，甚至凌驾于内阁之上，形成所谓的“二重政府”。在畸形的政治体制下，近代日本一步步蜕变为一台战争机器。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战争投机屡屡得手，军部愈加骄横跋扈。
在国防事务之外，军部唯独对教育青睐有加，以培养恭顺的臣民及军国主义的“接班人”。1890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敕语》把以忠孝道德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与近代法律、爱国献身理念结合起来，强调¨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等观念，建立起近代日本的思想基础天皇国家观，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天皇专制制度。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时期的学校体育教育已经显露出军国主义的倾向，到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体育发展到顶峰。军部支持东京申办奥运会，乃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奥运会是竟技体育的代表，同时兼具教育功能，能够“帮助国家挖掘国民在体力和精神上的潜能”。参加奥运会对民族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现代奥运会的运动员通常并非以个人名义参赛，乃代表体育协会及背后的民族国家，并且通过在领奖台上升国旗、奏国歌等仪式强化为国参赛的观念。正是看中了这一功能，军部对奥运会较为支持，并派遣现役军人参加马术比赛，连续在洛杉矶和柏林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从1924年巴黎奥运会起，日本政府开始向“大日本体育协会”拨付补助金，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日本政府拨付的补助金达30万日元，派出代表团249人。
其次，利用奧运会在伪满洲国问题上做文章。在军部的一手策划下，伪满洲国虽然粉墨登场，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为此，日本企图以奥运会等体育赛会为手段，引诱甚至逼迫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从而导致远东运动会的解散，使东亚地区方兴未艾的体育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伪满洲国能否参加奥运会，看似单纯的体育问题，实则为中日两国的政治对抗，根源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伪满洲国亦蠢蠢欲动，其体育代表奥胜久使用激将法，宣称日本为了“满洲国”的成立而赌上国运。然而依据奥林匹克宪章，未被国际联盟批准的“满洲国”无法参赛，这证明了日本对“满洲国”政策的失败。对此，陆军省新闻班长根本博放言：“体育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不因外国承认而成立，乃基于自身之力而成立。”军部与其傀儡伪满洲国一唱一和，试图以日本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实现伪满洲国国际地位的“突破”。
再次，军部从柏林奥运会得到启发，欲通过东京奥运会为战争做准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为纳粹宣扬法西斯主义及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道场。日本军部通过调査得知，希特勒为准备奥运会建造的基础设施在奥运会后大都用作军事设施，如参赛运动员的奥运村用作近卫军的军营，高速公路用作飞机跑道等。军部急功近利，全然不顾奥运会承载的奥林匹克理念，企图将奥运会异化，这注定将导致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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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侵华战争与奥运会的“流产”
申奥成功只是举办奥运会的第一步，筹办过程方为奥运会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在与副岛道正会谈中，嘱咐奥运会的组织权限应交由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并特意强调“奥运会是国际大会，决不是日本国内大会或者远东大会”国际奥委会的本意是保持奥运会的中立性，避免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副岛回国后传达了这一精神。1936年11月，朝日新闻社在帝国饭店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方针”的大会,副岛批判了国家政策主导的柏林奥运会，宣称日本的奥运会要贯彻体育精神。这表明副岛认可奥林匹克精神，希望在举办过程中排除军部的干扰。
然而，日本通过“举国一致”方才取得奥运会承办权，军部当然不肯袖手旁观。1936年12月，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召集奥运会筹办恳谈会，邀请副岛等三位奥委会委员、东京市长牛塚虎太郎、大日本体育协会副会长平沼亮三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时任代理陆军大臣）。这样的人员构成意味着东京奥运会的筹办不可能脱离军部的控制。最终确立的筹办方针重申了举办奥运会的意义，号召朝野一心、举国一致，特别提出在准备过程中“倘若有流于浮华轻佻之风气要绝对警示之，始终贯彻质朴刚健之作风，强化竞技者团体精神，加强普通青少年的身心训练”。这与明治以来日本体育的军国主义化乃一脉相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的国家命运进入紧要关头。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日本感受到中国抗战的决心，因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近代国家战略的顶峰，不仅违反了1928年的《非战公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将东京奧组委及国际奥委会置于尴尬的境地。中国驻美大使同时兼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王正廷致信国际奥委会，揭露日本“军部蓄意破坏正式缔结的条约,对和平邻国发动侵略战争，继续作为世界奥运会举办地已经失去（奥林匹克的）价值”。王正廷的批判一针见血，指出一个侵略国举办奥运会极为荒谬，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战争的持续和扩大使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环境不复存在。
国际奥委会对东京举办奥运会充满担忧，焦点在于日本能否在奥运会举办前结束战争，以及日本能否贯彻申奥计划。1938年2月，国际奥委会全会在开罗举行，着重讨论了东京奥运会事宜。此时世界舆论已对日本不利，英国借此机会重燃举办奥运会的热情，希望从日本手中夺回举办权。国际奥委会英籍委员波利表示：“除世界大战外,在交战国举办奥运会尚无先例”。另一位委员阿布戴尔认为：“倘若战争持续,西洋各国恐怕不得不考虑能否派遣选手通过危险海域”。巴耶拉图尔甚至向日本代表表示，国际奥委会收到的反对东京举办奥运会的电报达150封，要求日本在1939年1月前结束战争，并警告如果奥运会因故不能举办，日本“国家威信将受打击，奥林匹克理念也会遭到莫大损害，不仅日本，甚至整个亚洲在今后若干年内举办奥运会的名誉都将受到影响”。日本侵华战争不仅埋葬了本国举办奥运会的努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的体育事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华北、华东、华南地区都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全面侵华战争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体制最终形成，石原莞尔等人的军部统制经济思想最终变为现实。1938年4月，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为实现国防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国力量，决定统制和利用人力、物力资源”，并且明确指定了统制物资。同时，日本政府逐步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竭力筹措战略物资，扩大战时军需生产。奥运场馆建设所需的钢铁、木材、石材等皆为战略物资，受到严格限制，举办奥运会事实上已无可能。
战争的长期化超出了日本当局的预想，因此，日本在1938年7月彻底抛弃了奥运会。7月15日，主管奥运会事务的厚生大臣木户幸一发表谈话，认为“目前对华战争的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举国家之力，勇往直前，以实现战争的目的”。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奥运会已成为日本的“鸡肋”，虽然仍有部分利用价值，但比起付出的代价而言已微不足道。7月29日，东京奥组委事务总长永井松三致电国际奥委会，正式返还了第12届奥运会的承办权。巴耶拉图尔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国际奥委会不得不紧急要求赫尔辛基接办奥运会。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爆发，第12届奥运会最终付之阙如，成为国际奥运史上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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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第12届奥运会的命运折射出战争对体育事业的影响。体育是人类对于自我身体的认知与探索，社会化的体育已上升到国家和种族的高度。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现代体育加强了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以消弭仇恨和对立，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发展。20世纪前半期，东亚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体育不仅是民族自强的醒世良药，也是反映地区国际关系的晴雨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逐步实现了统一，国家建设处于上升轨道，体育事业亦有所发展，并在远东运动会等平台与日本等国公平竞争。然而，日本视中国为威胁，竭力推行“亚洲门罗主义”的路线，企图“将其扼杀在强大起来之前”，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华战争。日本将圣洁的奥林匹克运动作为道具，结果不仅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而且引火烧身，几十年的近代化成果毁于一旦。
1964年，东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两次东京奥运会见证了日本国家道路的不同抉择，为世界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流产”的1940年东京奥运会是其战前道路的缩影。日本的近代化畸形发展，虽然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其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变革却相对滞后，从而陷入军国主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最终战败投降。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在美国的占领下，经历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重新回归国际大家庭。以奥运会为契机，日本完成了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奥林匹克景气”，奠定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流产”的1940年东京奥运会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今天的东亚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较之于近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中日韩三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贡献良多，分别在三国举办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便是明证。然而，东亚各国尚未达成政治互信，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顽固而错误的历史认知以及日本政坛的保守化。如何以史为鉴，“让历史记忆共生出建构世界和平的力量”，值得东亚各国认真反思。
本期编辑：潘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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