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老科学家被人“霸座”|163

文/宾语

孙博士高铁上霸占女乘客座位一事，成了本周的绝对热点，也带热了一桩尘封旧案——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也曾被人霸占过座位。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刘道玉。今年是恢复高考41周年，这是每一个考生都应该记住的名字。

1977年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刘道玉当时在场。

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刘道玉这样写道：“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在一次会议上刘道玉大胆提出：高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就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充满“阶级斗争气息”的粗暴判断：17年（1949-1966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支持的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要求，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有一定声望的学者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刘道玉负责筹办的。包括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吴文俊、汪猷、温元凯在内的大咖们出席了座谈会。私底下，刘道玉与他圈定的15名高校代表之一、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

8月8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查全性开始了可以进入中国高考史册的发言：“从今年就开始改进招生办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当年，关闭了11年的考场大门正式打开，570万中国人放下犁耧锄耙，离开巷道车间，走进了考场，最终27.3万人走进高校的大门。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刘道玉。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那个时候，后来红遍了全国的知名学者易中天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读文学硕士。

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开始了对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

在任八年间，三次率代表团访问法国，与法国政府签定了三个交流协议；参加美国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就职典礼和签定交流协议；先后被授予法国密特朗总统荣誉勋章、日本东洋哲学学术奖章等荣誉。

在任八年间，武汉大学师生获得了38项国际水平的奖项，其中有32项是国内首创。

据武汉大学毕业的朋友们讲，1981年至1988年间，同学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气质儒雅的校长永远一脸和蔼、认真倾听。武大的老师说，那个时候全校师生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有事可以直接打给他。

1988年3月6日，刘道玉突然被以电传的方式免除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成为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但被武大的师生们誉为“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武汉大学至今流传着一个说法：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那本《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

有谁知道，刘道玉恰恰是“规则”的受害者。

刘道玉在《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透露（以下选自《“官贵民贱”的真相》一章）：

前面，许士杰书记曾提到《官贵民贱》一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香港《民报》1986年10月9日刊登了《官贵民贱》一文，现摘录如下：

今年七月间（注：应是八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X X X。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尖锐讽刺！……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

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XXX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

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

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

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

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对待“官贵民贱”到底如何看？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抱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柄不放吗？在了解到事情真相以后，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特别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发生此类事件，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

昨天有自媒体说，因为刘道玉把领导霸座的事儿给捅出去，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从此中国少了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事实并不是这样。刘道玉自己也认为，他被免职的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盖主”引起的嫉妒，他的所作所为对某些领导人的权威提出的挑战……

有一件事让刘道玉记忆犹新。1984年5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因为建房，争占杨家湾80亩水塘，民工打起架来，双方都有人受伤。省委书记的秘书是水院毕业的，不知他怎么“汇报”的，这位书记就召集武大和水院两边领导和基建负责人开会，书记一上来就大发雷霆，说你们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没路走了，结果呢，刘道玉一句话不让，把书记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刘道玉说，如果两个农民发生了矛盾，生产队长会先听甲方的道理，再听乙方的说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调解。省委书记可倒好，将两所大学的领导弄到一起，当众支持水电学院来压我们——这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嘛！结果有人向省里打了小报告，书记、副书记大动肝火，说这个刘道玉狂妄到了顶点，竟然说省委书记不如生产队长的水平！

前面得罪书记，后面得罪省长，这刘道玉还有的好嘛！

刘道玉是襄阳人，清代在河南南阳做知府的湖北襄阳人顾嘉蘅曾撰写过一副对联：心在汉室，原无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32年前那次进京，反正都是软卧，相信刘道玉不会计较这厢那厢，上卧下卧，前提是，他买到了什么票，就对什么号入什么座。可他和时年75岁的老教授却被赶下了他们的铺位，赶出了他们的包厢。那一年，刘道玉53岁，霸占了他们铺位的郭振乾也是53岁。

3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作为空间物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电离层电波传播与空间物理研究领域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梁百先也已经离开人世22年。

1945年，梁百先创建武汉大学游离层实验室时，后来霸占他铺位的那个“长”才12岁；1947年，梁百先在《自然》上发表论文《F2层电离程度与地磁纬度的关系》，该论文与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普立顿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先后独立发现了著名的电离层赤道异常现象，这是我国电离层研究领域第一个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重大发现。那年，那个“长”还是个14岁少年。39年后，当年的少年成了地方大员，75岁的老科学家被53岁的地方大员赶下了原本属于他的铺位。

如今，梁百先已经不在了，但他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为武大空间物理和无线电物理学科奠定了雄厚的学科基础，空间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重点学科。

32年过去，霸铺位的省长与被霸铺位的大学校长都已是85岁的老人了。故事恒久远，好玩就流传（尽管这个“好玩”的故事是那么的沉重）。32年里，铺位争霸的故事一直在流传着，并且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32年后，“霸座男”、“霸座女”依然层出不穷。

32年前，两个公安干警一边说着“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一边把刘道玉、梁百先的行李搬到了过道上。

32年后，孙博士强霸着女乘客的座位就是不起来，乘警成了和稀泥的吃瓜群众。网友们不解：既然乘警不执法，车上配乘警不是浪费粮食吗？

如果乘警学学32年前两位警察的劲头，让博士渣“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又会怎样呢？前提是，把女乘客换成一个有身份的人，比如是他们临沂市的市长，或者莒南县的公安局长，赫赫，孙博士还不乖得跟孙子一样。

最近一位91岁的退休老领导火了。媒体报道，38年前，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曹县韩集“红三村”，看望83岁的伊巧云，一位曾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人。当周书记询问重病在身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周书记深感自责，掏出钱给乡镇书记，让他满足老人的心愿。

回到县城汇报时，他眼含热泪说起这位老人，“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他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个清脆的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在场不少干部泪流满面，陷入愧疚和自责中。

大家猜猜看，那个与老科学家和大学校长抢铺位的“长”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抬手打自己一个清脆的耳光？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

对了，很多人问廉政空间，这个莒南县的“莒”字怎么读。这个字读“jǔ”，莒(jǔ)地商为古幕国，春秋时期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国君为己姓，建国于前1046年，建国君主是兹舆期。齐桓公为公子时，曾到莒国避难，留下“勿忘在莒”的典故。“勿忘在莒”，比喻不忘本，不忘初衷，不忘家乡。

山东除了有个莒南县，还有一个莒县。莒南县和莒县原本都属于临沂地区的，1989年6月12日国务院批复日照市升为地级市后，莒南县留在临沂市，莒县划给了日照市。这是后话。

无论是莒南县还是莒县，无论是临沂市还是日照市，无论是济南市还是山东省，今后怕是都羞于提起这个“霸座男”。尽管，32前年53岁官员霸占75岁老教授的卧铺要更可恶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