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BBC
作者：Ciaran Varley

原编者按：斯科特-戴维斯曾随当时还在英超的雷丁一线队训练。20多岁时，他已经因赌博输掉了20多万英镑，因为得不到任何俱乐部的合同，他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段时间里，他从英冠、英乙沦落到了南部联赛超级组（第七级）。
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他，从2015年起戒赌至今。他打算用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可能陷入赌博问题的运动员，他认为，这是他做过最有价值的事。
下面，请听他的故事。

我第一次赌博时才16岁。

当时我为雷丁青年队踢球，搬出了父母位于艾尔斯伯里的家，住进了俱乐部的宿舍。我一周能赚50英镑，从那时起我开始光临投注站，希望手里的钱能翻个番。在投注站，没有人会问我问题，我也从没说出过真实年龄。但走出投注站时，我的口袋总是空空如也。

我每周三一大早拿到薪水，到晚上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17岁时，我和雷丁一线队一起训练。因为付不起从训练场到住处的公共汽车票，我每天都得走3英里才能回家，消耗相当大。撇开别的不说，这并不符合训练之后应该好好休息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切对我都有不小的影响。

那时候我在训练场上就是个刺头，主教练史蒂夫-科佩尔总是说我太“不稳重”，告诉我要赶快成长起来。

大概是在2006年圣诞节前后，在我刚和俱乐部签下职业合同时，我就在镇上跟人打了一架，下巴挂了彩。教练把我拖进办公室，告诉我，他明年不想再见到我了，赛季末会球队把我租借到奥尔德肖特。

离开当时还在英超的雷丁去踢协会联赛，我多少有点忿忿不平。

正是在效力奥尔德肖特期间，我开始在球队大巴最后一排玩扑克。

我真的只是希望能和队友逗逗闷子，但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其他人的提款机——到下车时，我手里绝不会剩下一分钱。按照我的第一份职业合同，我当时的周薪有400镑，但这笔钱全都输在扑克上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有了赌瘾。赌博成为我每天的念想——每天，甚至还不是每周。

到赛季结束时，我已经欠一位队友2000镑了。于是，我第一次向父母吐露了实情。他们把钱给了我，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许赌博了。我对着所有人的性命发誓：我再也不赌了。

然而，事实上，那时的我并不会为了任何人收手。

“父母没收了我的银行卡”

那一年，我在球场上的成功弥补了球场外的波折。

我们赢得了联赛冠军，我的表现也不错。效力奥尔德肖特期间，我出场56次打进25粒进球，其中大多数时候我踢中场位置。然而，也在同一年，我的一辆车报废了，还吃了3张红牌。

赛季末，我得到了一份新合同，周薪也从400镑涨到了1800镑。当时我住在家里，不用付租金。

所以，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赌。我我频繁地光顾投注站，玩轮盘、赌马，也买足彩，而这种行为显然是被足总明令禁止的。

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有6000镑，然而，五六天我就能花光这些钱。

于是，我父母决定没收我的银行卡。连续好几年，他们每天只给我大约15-20镑，作为我参加训练的费用。

若非如此，我可能会更早告别职业足坛。

我依然赌个不停。

因为银行卡在父母手里，我就跑到附近的银行支行，每次能取出多少钱就取多少。

当时我面临的问题一个是缺乏资金来源，另一个问题是时间。我每天12点半就结束训练了，而其他人要一直练到晚上6、7点钟。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其他年轻人选择电脑游戏或高尔夫球——这让他们兴奋和快乐。我试过打高尔夫，但我并没有感到与赌博相同的愉悦。我觉得许多队友都不认为训练后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是什么难事，但我必须每时每刻接受刺激。

队友们总是开玩笑说我有多动症，因为我总是来无影去无踪。我坐不住，我精力旺盛，但在人们看不到的角落里，我也潜藏着失落。

在康复中心戒除赌瘾时，一位咨询师曾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可能是因为无聊。

他们回应道：其实根本没有“无聊”这回事，它不过是混合了愤怒、沮丧、焦虑和其他各种情绪。所以，赌博很可能也是在掩饰其他事情吧。

第一次租借奥尔德肖特期间，戴维斯（左）发挥相当出色

三周输光3万镑

拿到雷丁的签字费后，我父母就带我去看房。他们为我开了一个附属账户，往里面存了3万镑。我向他们保证我会管好这笔钱，因为我一直都渴望能买个房子。

然而，事实是，我赌博输了个精光。

我们到处参观样板间，跟中介商量要选哪条地毯，而从始至终我都知道：我其实已经身无分文了。

回到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了父母。我妈妈不肯相信——三个星期之前，那笔钱还好好的。三个星期之后，那3万英镑就不翼而飞了。

这件事为我敲响了警钟。

在此之后，我连续第二个赛季租借到奥尔德肖特。20岁的我表现相当出色，作为中场攻入14球。一些大俱乐部也表达了对我的兴趣，据传当时的转会费有50万镑。

显然，我并不清楚具体的数字是多少，但当你听说这样的事情时，你只会希望它们能够真正实现。我觉得这些传言影响了我的心情。场上的我变得心不在焉。

赛季结束后我回到雷丁，收获了几粒进球。当时球队的主教练是布伦丹-罗杰斯。我在几场季前热身赛中首发出战，发挥还不错，对切尔西还进了球。那个赛季前两场主场比赛，我还被评为最佳球员。

从那时起，我以为梦想成真了，我仿佛身处泡沫之中。我看见人们穿着印有我名字的球衣，我还记得当时的想法：“这就是属于我的一天。我成功了。”

但说实话，作为一名年轻人，管好自己真的很难，非常困难。

戴维斯（左）曾在英冠联赛中为雷丁出场4次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注”

整个雷丁俱乐部没人知道我赌博，毕竟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前两年租借在外期间。然而每次完成训练后，我都会直奔投注站。

一天，训练后，我正冲出大门打算去赌，结果被人发现。第二天，教练把我拉进办公室，跟我说：“听着，我知道你今年备战期发挥非常出色——你是我们最好的球员，但我需要你更投入一些。”他说他希望看到我每天早上刚一起床就来训练，训练结束后再留下来加练。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根本不可能。投注才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踢球真是太碍事了。这已经超出了我的控制。

第一次冒犯过后，我又因为训练早退被罗杰斯抓了个正着。我编了个瞎话，说我看牙去了。罗杰斯说：“那就证明给我看。”他把电话递给我，叫我给牙医拨过去。我不能。我就像个小孩一样呆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你在撒谎，小子！”他说道。从那之后，我就再没为雷丁出场过一次。我一直希望重新回到大名单中，但仅仅是希望而已。

无论我的赌瘾变得多么严重，我都无法去寻求帮助。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你只是希望人们觉得你口袋里有几个钱，能开着豪车出去，四处撩妹搭讪。你想要维持那种强大威武而闪闪发光的外在形象。在如今与我交流过的年轻球员心中，这种想法依然存在。

如果我想和谁谈谈的话，我肯定会。每家俱乐部都有一位福利官员，但我从未开口，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并未全身心投入于足球，也真的不想让这事传到教练的耳朵里。

在雷丁失去位置后，我被租到了韦康比流浪者。一场对利兹联的比赛后，我接到了对方俱乐部一位球探的电话。他们有兴趣以租借形式签下我。当时他们要在我和亚当-克莱顿之间做出选择。我当然非常激动。

我记得在天空体育台看到了利兹签下克莱顿的消息。我伤心透顶。那天我一共赌输了7000镑，很可能是我输得最多的一天。其中5000镑是自己的钱，另外2000镑是想法设法从信用卡中提出来的。我垂头丧气，难受到了极点。

不过我总能找到赌钱的理由。有时候赌钱是为了让一场败仗之后的心情好起来，有时候赢了比赛的感觉就好像上了天，这时候你还是会想赌点什么。

韦康比的租借期结束后，我被雷丁解约，随后与克劳利签约。最近我正在与一些赌博成瘾的年轻球员进行交流，我发现受害最深的就是那些连降好几级联赛、薪资水平锐减的球员。当收入不再充裕时，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比起当年踢英乙的日子，我现在赚得更多。但在人们心中，英乙球员也有一种高大的形象，许多年轻球员不得不努力达到预期。700镑周薪已经相当不错，但这并不是你所想象的足球运动员应得的工资。

效力克劳利时，我开始投注本队的比赛。中场休息时，我走进更衣室，从训练裤兜里掏出手机，等主教练训话刚一结束，就把它藏在短裤里，跑去一个小隔间给下半场比赛下注。这只是为了让比赛更刺激。

如果我们1-0领先，我就押几百块钱对方胜，或者我们2-0胜。无论如何选择，某种程度上都会改变比赛的结果。假如球队最终失利但我赌赢了结果，我就会觉得这波不亏，你懂的。

在职业生涯的某一阶段，球队赢得3分变得与我无关，已经无法满足我。

赌博在足球界非常普遍，但很难对其进行监管。人们会用家人或朋友的名字下注。而且，说到惩罚，事实也很难判断。如果我在赌瘾最重时遭到禁赛，我不确定这对我是否有益。这可能成为另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但赌博成瘾，而且还被禁赛了。但并非所有投注比赛的球员都有赌瘾，有些人投注只是一次两次，有些则养成了习惯。我认为，由于每个个案都需要大量调查，所以禁赛只能全面打击、不留死角。

“有一次我撞坏了车，因为我正在看赛马直播”

效力克劳利期间，我每晚都住在镇上的酒店，只为了躲开家乡父老，他们知道我赌博。每晚房费大概是50镑，所以为了安全地下注，我每周都得多花几百块钱。

我经常用手机下注。我觉得投注app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化真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教练训话、乘车赶赴客场的时候，赌博就是所有打发时间的方法中最激动人心的了。

从克劳利开车回家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所以我时不时就要看一眼手机。有一次我撞坏了车，因为我正用手机看赛马直播。

我的下一站是牛津联，当时我的精神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我自己一个人住，常常投注自己参加的比赛。我每周四晚上爬上床，拿起手机下注，靠一罐又一罐能量饮料保持清醒，直到周六的比赛要开始了才准备睡觉。那段时间里，赌博对我来说比睡觉还好。

我投注的比赛包罗万象，足球的、篮球的、全世界各地的，连泰国U17女足的比赛都不放过。而对于投注的一些比赛和联赛，我甚至一无所知。

现在想来，年轻的时候我还靠体力硬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那些安安稳稳睡了8-10小时的年轻人同场竞技——而我只眯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开始吃不消了。人们问我还好吗，因为我看上去气色不佳，但我总会编造一些借口蒙混过关。至少据我所知，当时俱乐部里没人知道我赌博的事。

赛季结束后，牛津联与我解约。其实当时我的表现还说得过去，教练也说这是他做过最艰难的决定，但他需要一名前锋。我无球可踢，也没人打电话给我。我开始慌乱起来，因为我的规划里根本就没有备用计划。我找到经纪人，他告诉我，有教练和球员已经向他报告了我的赌博行为。

我的经纪人发现真相时追悔莫及。他只是希望我能早点说出什么。那种情况下，他爱莫能助。

几天后，邓斯特布尔俱乐部打来了电话，说他们想看一看我。这意味着到几个等级以下的联赛踢球。虽然心有不甘，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在邓斯特布尔，工资用现金结算。拿到钱的那一刻，我简直疯了。无论得到什么，我都试着乘以10。这之中的大部分又立刻贡献给了轮盘机。

我总是去投注站里赌球，觉得这样更安全，因为不会留下相同的痕迹，除了一张纸条。到最后，投注站老板不让我再下注了，我跟他吵了起来。他说他要向足总举报我。老实说，就是算这样，我可能也不会收手。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最后真正让我停止赌博的是我妈妈。几周后，我回到了同一家投注站，这时有人转过身来问我：“外面那是你妈妈吗？”

她在路边看到了我的车。她走到门前，跟我说：“斯科特，别再这样了。你让我很不舒服。”有一次，她在地板上蜷成一团。我爸爸告诉我，我已经为他们的婚姻带来了压力。

到了晚上，她无法入睡。我爸爸常常发现，她半夜会去楼下上网搜索各种戒除赌瘾的方法。那件事之后，我回到家中，彻夜无眠。我把自己关起来，躺了大概两天，逐渐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回到父母家里，告诉他们我觉得自己没救了。那些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Sporting Chance（译注：一家专注于向运动员和前运动员就成瘾疾病及精神健康问题进行援助的机构，由阿森纳名宿托尼-亚当斯创建）的帮助下，我们拨打了24小时咨询热线。我与一位名叫朱利安的咨询师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他邀请我到康复中心进行评估。这是为了判断你究竟需要一对一咨询，还是参加26天的康复训练。评估大概花了90分钟，但5分钟之后，朱利安就告诉我：“是的，伙计，你得过来做康复治疗。”

2015年7月6日，我正式开始了康复治疗。那很可能是我人生的最低谷，但现在看来，很可能也是我做过最满意、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我认为它挽救了我的生命。结束治疗后，我心中充满了自信，我一定会变好。我妈妈告诉我，那天我走出康复中心时，她第一次觉得小时候那个我又回来了。

那段黑暗的时间里，我不止害了自己。我搞砸了许多段关系。在康复中心，咨询师们让我给前女友们打电话，为我过去的犯下的错误道歉。

离我第一次下注本队的比赛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粗略一算，这些年我已经输了20-25万镑。

今年6月，戴维斯发推纪念成功戒赌三周年

重回正轨后，Sporting Chance邀请我帮助他们。咨询师们在各地举办研讨会时，他们会设置“一名球员的故事”环节。只有彻底戒除赌瘾整一年后才有资格担任嘉宾，但六个月后，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康复。于是他们邀请我讲述辗转于从英超到英乙多家球会的故事。在这之后，我就开始到会上做演讲。我并不惧怕公开演讲。没什么比这项工作更让我满足的了。我会收到报酬，而即便是义务劳动，我也愿意去做。

现在，我与一家名为EPIC风险管理的组织合作，向各家俱乐部就赌博问题展开宣讲。详细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后，我们会邀请正受赌瘾困扰的球员匿名出面。而之所以如此强调匿名原则，是因为许多年轻球员担心自己的事情会被教练知晓。

我会告诉小伙子们我自己的一些应对措施，并推荐他们到“匿名赌徒（Gamblers Anonymous）”或“关注赌博（Gamble Aware）”这样的机构寻求帮助。我个人的处理方法在我身上行之有效，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举个例子，切尔滕汉姆赛马节曾经是我一年中最爱的一天。盛会来临时，我都会在家观看，在纸上写下自己要下的注。我想象自己一开始有1000镑，并随时跟进，看自己什么时候输光这1000镑。这个方法就未必适用于所有人。

每当和年轻球员交谈时，我都仿佛看见了自己。最近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球员，一见面就趴进我怀里抽泣了起来。他来自一家英超俱乐部，有一个年轻的家庭要养活。说实话，在我提供的一切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交流的对象。有时候，你只是希望能找到一个人尽情倾诉。

我妈妈常跟我说：“分享一个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如今，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