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和多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小传统成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系。中华文化体系是动态的，因为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少数民族成为这个大传统的主宰者并为它的延续做出了贡献。今日中国的民族格局本身也是这种文化互动的结果。

目前中国学界虽然没人否认少数民族曾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谈到少数民族贡献的具体内容时，则往往局限于歌舞艺术、建筑技术、民族文学、农牧知识如何丰富了中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再就是少数民族中文化、政治或军事英雄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贡献。这些固然是少数民族贡献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但如果将视野仅仅局限在这些领域，不把少数民族视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主体，就很难避免把少数民族的贡献局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边缘和配角位置上，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体现在:

第一，中国广阔疆域的开辟和维护。今日中国的广阔疆域不是出于英雄人物或自然过程的创造，而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辟和自觉维护的结果。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以至秦汉的漫长历史时期，华夏、苗蛮、百越诸族开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一带，其他各民族开拓了辽阔的边疆地区。肃慎、东胡、乌桓、鲜卑、匈奴、狄等民族开发了东北地区、蒙古草原和华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戎、羌、氏诸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地区;乌孙、月氏、塞种等民族开发了今新疆及其以西广大地区;濮、越等民族开发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西南夷开发了西南边疆广大地区。以后相继又有更多的少数民族陆续在开发祖国的历史中贡献力量，如救勒、吐蕃、突厥、回绝、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朝鲜等很多民族。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国自秦汉成为统一的国家以后的两千多年来，特别是经过汉、唐、元、明、清各朝的努力，国家的统一不断发展和巩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全国统一的局面占2/3以上的时间，虽然其中也有过分裂割据，但是时间很短，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和睦相处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特别是每当遭受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时，各族人民更是团结一心，奋勇抗争，以血肉筑成中华民族坚固宏伟的长城，不屈不挠，守疆卫国。例如:18世纪，东北各族人民在黑龙江流域抗击沙俄入侵，英勇捍卫国家疆土;新疆各族人民协同清军歼灭了阿古柏主力，挫败了英、俄帝国主义的阴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藏军民在隆吐山之战

和江孜保卫战中两次重创英军，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祖国边疆。

第二，中国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汉语”是今日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载体。但汉语的音位很少(少于1600个)，而意位(即由汉字所承载的意义)极多(多于40, 000个汉字)。这使它必须靠文字的辅助才能承担正常的口语交流功能。有人说，普通话主要不是靠单音的字而是靠多字的词来实现其口语功能。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现代汉语存在的时间远远短于古汉语文言文。古汉语文言文主要靠单字来区别意义，因而一直不是有效的口头语，也才需要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正因为古汉语不是口头语，所以它有十分稳定的结构，甚至能使人们离开口语而学习和使用它。现代汉语口语方言的差别依然很大，使得讲不同方言的人离开汉字就很难交流。汉字的偏旁部首还是一套严整的人工分类体系。传统的汉语(文言)不是一种自然的口头语言，而是在表意文字的基础上经过多民族长期互动和中央王朝权力作用而逐渐获得稳定和标准发音的人工合成语言。它的功能就是充当多民族的族际语。这意味着古汉语文言文的真正基础是一套象形、表意而不表音的文字。这套文字不是出于单一的民族语言，而是出于多民族的多种语言，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国其他文字，也远远早于汉族。中国自古以来即存在着西北部高原畜牧和东南部低地农耕两大生计板块，这两个板块如同太极图上的两仪，两仪中的东南农耕板块较早地发展出象形和表意文字，但是西北畜牧板块却较早地发展出统一国家的政治理念。在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形成时期，即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夏、商、周时期，上述两个板块在黄河中下游发生强烈互动。结果是，畜牧板块在政治上对农耕板块占了上风，农耕板块则在人口和文化上对畜牧板块占了上风。两个板块融合成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大传统。能为多种语言所用的方块“汉字”则成了这个大传统的稳定载体。此后的近三千年中，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断地丰富，但其形成却不外乎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通过南亚和西亚宗教传播而创制或改制拼音文字，包括傣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和维吾尔文等;第二条是在近代西方现代思潮影响或新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利用西方拼音字母创造本民族拼音文字，如南方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第三条就是按照东亚农耕社会的传统理念，继续走象形和表意文字的道路。

第三，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新中国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了多民族统一国家中的民族平等问题。考察一下中国多元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多样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胆运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的政治理念，并与实际相结合，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国管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形式，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则是一以贯之原则。具体来说，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是五方和五服分治。秦汉至宋代则是内地的编户齐民加边疆地区的“羁糜制”，辅以和亲及互市。宋代以后，原先的羁糜制发展成土司制度。清代以来，随着疆域扩大和国家统一程度提高，编户齐民之外的土司制更进一步发展对满——通古斯诸民族的八旗制，对蒙古诸民族的“盟旗制”，对新疆各民族的政教分离加军府制，对西藏的“政教和一”加驻藏大臣和对边远藩国的纳贡羁糜制度。中国的民族文化资源不仅对当时的执政者有启发，而且对于走向全球化和开放社会的中国和世界都有启示作用。

第四，中国健康的民族宗教关系。今日中国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宗教的信众，中国还有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世界上很多民族为宗教而纷争，亨廷顿因此而认为:以宗教冲突为核心的文明冲突将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全球人类难以化解的矛盾。当前世界很多地方所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理论，但中国却是一个例外。综观中国历史，虽然多次农民起义都曾打起民族宗教的旗号，但是所有起义所针对的对象都是执政者的腐败统治而不是民族宗教本身。换而言之，中国历史上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更多的属于阶级冲突，而不是民族宗教冲突。这或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特点有关:其一是中国的文化大传统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因而能够保持一种超越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二是早在世界宗教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民间宗教中的风水信仰、祖先崇拜和天人合一等理念己经深入人心。这种深厚的民族民间信仰，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教形式，但却对任何外来宗教都有着巨大的调节以及中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