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圣雄甘地有这样一句话：
“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四个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是怎么对待动物、女人、老人和弱者……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一个民族道德是否进步，可以从动物所受的待遇来评判。”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带来了流浪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和10年前相比，国内流浪猫狗保护同样在悄然发生变化。
民间公益领养组织“北京领养日”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筹得35万人民币。“北京领养日”这样的民间组织与腾讯公益平台这样的企业组织，正在形成合力，成为流浪猫狗保护的“守夜人”。
八年长跑
“北京领养日”在猫狗救助圈人尽皆知。这个常年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民间公益领养组织每天会在互联网上发布领养信息，每年还会组织十余场线下领养活动。
从2011年成立经过8年发展，它还在全国24个城市发展了分支组织。上海领养日、杭州领养日……一个以城市为前缀的领养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正在铺开。
杨扬是“北京领养日”的负责人。这个曾在以色列留学的女生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精力旺盛的她在本职工作和动物救助这两件事上投入精力是五五开。
2011年她刚刚回国便救助了一只在风雪中饥寒交迫，患有重病，毛发都已经结块的流浪犬，并给它取名为“丢丢”。到现在她已经收养了四只流浪狗。
她和“北京领养日”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在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丢丢”这样的流浪猫狗，但每一只动物都由自己收养并不实际。年纪相仿的一群人最后一拍即合，成立了这样一个领养平台。
2011年，“北京领养日”在北京西四环的某个小区的街心公园开始了第一场公开领养活动，十几只猫狗公开领养虽然受到了媒体关注，然而只有一只狗真正被领养，而且还是被一个参加活动的义工领养的——大多数人只是在看热闹，小区里并没有谁真正愿意领养一只流浪动物。
8年前“北京领养日”更像是一个在一片荒芜的领养救助圈子里行动的草根组织，不管是社会意识还是专业水平都相对欠缺。
8年下来，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国内流浪救助正在渐趋链条化。
前端有大大小小的救助组织，专门负责流浪动物的抓捕、绝育、喂养；中端有“北京领养日”这样的领养平台，负责给被救助下来的猫狗寻找领养人；后端领养人也越来越多。“北京领养日”每年都可以帮助2000多只猫狗找到“接盘侠”，每在微博上发布一只流浪猫狗总有会几十人积极响应，可以如“选亲”一般细细选择领养人。
“北京领养日”建起了一个50人零薪酬的志愿者团队，做的事情渐趋专业，不但与爱德基金会合作，专门帮助那些动物救助组织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项目，让更多用户通过“指尖公益”轻松捐助，还和皇家这样的宠物食品公司有联系，与美联众合这类连锁宠物医院建立了动物绝育合作。
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帮助“北京领养日”这样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动物领养平台。
“领养代替购买”也越来越成为微博上猫狗爱好者的某种“政治正确”，“北京领养日”的8年长跑已经初见成效。
寻求共识
在动物保护人士看来，过去个人、草根救助者做流浪动物保护往往是“今天高兴了就做明天没空就不做”。但企业介入其中往往会经过深思熟虑，会考虑入产出比例和实施的功效性，会让流浪猫狗保护更系统、更持久、更专业，“这恰恰是目前国内流浪猫狗最好的发展方向。”
腾讯公益平台和“北京领养日”之间的常态合作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猫狗救助不仅仅需要口粮、医疗资源，更需要真金白银——互联网平台恰恰是众筹救助费用的最佳平台。
2017年开始，“北京领养日”就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项目，当时三个项目一共众筹到了110万人民币，共计购买了820吨优质口粮，散发给了全国20多个城市的救助机构。
今年4月，“北京领养日”又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了“做流浪动物的英雄”救助项目，计划为北京、上海、南京等等24个城市的2万余只流浪动物筹集健康的口粮和医疗费用，覆盖面达到了160多个救助机构和部分个人救助者。
从6月12日到8月31日，短短2个余月的时间内，这个项目一共筹集了35万元。
重要的是，腾讯公益平台对机构有明确披露要求，包括打款证明、善款使用明细、执行过程图文记录、受助方变化等细节。据腾讯公益平台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审核、透明披露、公开透明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这也避免了很多所谓的流浪猫狗保护组织借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的现象。
当然，互联网平台带来的作用不仅于此，更重要的还在于传递某种社会意识。互联网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合作甚至能在不同社会人群之间为动物保护这件事寻找更大的共识。
“北京领养日”此前和腾讯视频某档动物救助真人节目有过合作，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公众传递救助意识。今年8月，上海某流浪动物救助小院因城市用地性质不符需要拆迁，腾讯公益还派出了工作人员跟拍救助小院如何重新为流浪猫狗们建立新家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会在今年腾讯99公益日“回响计划”上被播出。99公益日已成为公益行业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场景最多元的现象级全民公益行动日。今年更是推出“回响计划”，针对过去受较大关注的公益事件，通过视频记录为公众传播公益意识，介绍“做流浪动物的英雄”这类公益项目的财务状况，目的是引发大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杨扬提到，城市化进行的加速让城市功能定位愈加明晰，流浪动物救助小院往往被认定为“养殖用地”。“养殖用地”在城市只会越来越少，不得不面临外迁的问题。救助小院这种“中转站”被清理，流浪猫狗领养和救助工作可能会遭遇重大挫折。
流浪猫狗救助本质上并不只是救助问题，也是保护都市生活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过多的流浪猫狗会引发城市社会问题，比如被抓、被咬，狂犬病毒传播，甚至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纠纷，最终引发社会矛盾。
今年8月一度争议极大的“异烟胼投毒”事件其实就是关于流浪猫狗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领养、救助组织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抚平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裂痕，为观念意识各不相同的社会人群寻求共识。
期待立法
虽然这些年来国内猫狗救助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杨扬非常清楚国内猫狗生存境况相比，和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国内城市管理者往往会对猫狗进行大规模扑杀，但扑杀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矛盾。
果壳网在《管理流浪猫狗只能捕杀吗？》一文中提到：
“大规模的扑杀往往是先把性格相对较好的流浪动物杀死，留下来的和新生的流浪动物与人更加疏远，从而更有攻击性。外面的流浪动物也可能迁移进入该地区，由于它们会努力建立自己的新领域，侵略进攻的强度可能会增加。”
杨扬以她曾生活过的以色列为例介绍，以色列是个对猫狗非常友好的国家，人们可以把猫狗带进咖啡厅、餐厅。街道上几乎看不到流浪狗，流浪猫也长期有人固定投食，动物保护人士会为它们做好绝育、免疫工作。街道上经常能看到有那种侧腹被剃毛，耳朵上还有缺口的猫，那些猫就是做过绝育和免疫，而且身体内被植入芯片，会被动物救助组织长期观察，“这些猫对人很友好，已经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动物友好型社会”的建立需要法律规才能成立。这恰恰是目前国内缺失的一环。
8月24日上海“科学关爱流浪猫狗论坛”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兽医部运营经理王润东同样呼吁流浪动物保护立法，在他看来，所有动物保护项目离了政府都无法开展下去。香港虐待动物最高的刑罚是5年监禁和罚款20万港币。在挪威等国家，虐待动物的刑罚甚至是比人际纠纷还要高。全世界居民幸福指数排在前二十的国家，几乎都有《动物福利法》。
国内目前缺乏救治流浪犬猫的成熟机制，相比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需要流浪动物保护立法加快进展，也需要动物保护人士利用现有制度积极推送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部分图片由北京领养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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