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广东的武器泛滥及治安问题

本文作者：省情新媒体中心 彭毅聪

本文字数：2342字

前言

近代广东外忧内患，导致民间存在大量私人武装力量，里面既有地方团练，也有陆上或水上的盗匪。他们的军火质量上参差不齐，但数量甚至比军队还多，严重扰乱广东各地的治安，成为民国历届广东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

几年前有一部热播电影《让子弹飞》，该片的取景地点在广东开平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开平碉楼群。

碉楼就像碉堡一样，带有明显的军事功能。它们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设有长方形枪眼，有了望台，甚至有探照灯。修建碉楼是因为自明代以来，包括开平在内的新会、台山、恩平、新兴等区域土匪猖獗，治安混乱，人们为自保而不得不为之，在最鼎盛时期，开平碉楼约有3000座。各路土匪持枪抢劫、绑票、杀人，平民百姓亦开枪自卫，这反映出近代广东民间武器泛滥的严重问题。

▲ 开平碉楼。图片来自互联网

▲ 1919年4月25日《香港华字日报》连续四篇关于广东盗匪肆虐的新闻。

广东自清末道光、咸丰年间起，社会秩序一直动荡不安。广州失去一口通商地位后，经济地位下降，造成大量相关劳动者失业，成为地方乱源。西方侵略者两次入寇广东，迫使清政府鼓励地方士绅自购兵器、自办团练。团练尽管没能抵御西方人，剿匪姑且可以一用，有时甚至参与宗族之间或村与村之间的械斗。

无论如何，这些团练（或民团）必然持有兵器，这些兵器又常常流入盗匪手中（团丁亦可能带枪为寇）。广东临近港澳、水运发达，走私武器非常方便。海关自感无能为力，只能放任自流。1914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指示粤海关："海关的任务是竭力搞好征税，查缉军火不属海关工作范围。"

近代广东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维持社会治安，装备枪械的土匪总是剿不完，商人、地主也只好自己买枪编练私人卫队，卫队又可能演变成武装土匪，于是形成了死循环。需求推高了枪价，枪变成珍贵的商品。民国广东名将张发奎指出：

“一支步枪值好多钱。在多数案例中，逃兵是被可观的金钱所诱惑而开小差的……持枪的广东人可以为所欲为……在广东，掉队的士兵会遭遇抢劫，有时会被杀，诱因是枪支……在河南，一支枪卖不到十元钱；在广东，一支枪轻易可卖到二百大洋。”

可见军队的枪支也经常流入民间。其实张发奎本人在1922年亦带过接近一个营的士兵（孙中山警卫团）在广东始兴落草为寇，反映出军人转型为武装土匪的典型现象。

▲ 在20世纪前半页的中国，驳壳枪被视为利器，不论军官匪首均爱佩带。它在广东的市场价格超过一百元，但在洋人住地不过值四十多两银。

从清末到民国，非法流入广东民间的军火数量难以计数。以下片段式的数据可略作参考。

1923年9月，广州龙洞与长湴两地械斗，军队前往制止，缴获子弹1万多发（《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7日）

“据前年调查，南海一县有二十万枪以上，番禺与顺德都有十八万以外”（《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3日）

1925年日本人涉谷刚调查后认为，广东民团有新式步枪12.8万支以上（《南支那海盗与土匪调查》）

20年代末，番禺、东莞等I0个县的民团有枪20万支（《广东地方自卫队各县编练经过情形》）

广东民间的军火种类可谓五花八门。1926年底，政府公布《查验人民自卫枪炮章程》，把民间枪炮分为四等，每一等的武器均提示当年民间很可能存在那些军火：

甲等包括“各种管退炮、各种架退炮、各种药包炮、各种水旱风机关枪、各种轻手机关枪、各种机关炮”；乙等包括各种连发步枪、手枪，及千斤以上重的大炮；丙等包括各种进口的单发步枪和五百斤以上重的炮；丁等包括各种鸟枪、土炮。

既然广东民间遍地军火，各地自然少不了到处火拼。比如：

“潮州土人，性悍喜斗。每以坟田风水争夺起见，二姓互相启衅……战时情状，令人咋舌。其对垒之间，相距约三亩地耳。既战枪声隆隆，死亡枕籍……据闻此风以普宁为最……兵器中大半为毛瑟，余为来福马枪、勃朗林等”。

▲ 《香港工商日报》1928年5月3日的新闻显示村民武装能够击退政府军。

又如1926年台山县官窦乡内部械斗，军警到后，缴去步枪100多支，大炮10多尊。

相比之下，广东正规军队的持枪数目居然比不上民间。1924年前后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队总数为16万余，但当时的军队通常兵比枪多。如谭延闿的建国湘军，1923年底时有3万人，枪才15000支。有时民间武装力量会向正规军发起进攻。

如1923年上半年，粤汉铁路沿线乡团协助政府击败桂系沈鸿英部队；1924年，广东商团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1925年9月，台山县的乡团接受大元帅府命令，把当地粤军卓仁机独立旅缴械。

下面这场内河航线卫队与土匪间的热战可反映双方持有武器的状况。

解放前广东土匪经常向内河船只发勒索信，然后袭击不缴保护费的船。广州至高明航线的联兴、联发两艘渡轮从不向盗匪买账，接到勒索信，即以盗匪所要勒缴的金额添置枪炮弹药加强武力。高明渡经常在途中主动向匪攻击，其所雇请的“旁船”(保镖船，备有枪械及土炮，其成员一家大小，均住船上，男女老幼，均会打枪，悍勇异常，又名“包打船”)会与拖轮并肩作战，匪众常常被打得狼狈而逃，故有“老虎渡”之称，盗匪恨之入骨。1930年3月16日晚12点左右，联兴渡将近开航之际，土匪在它停泊的广州长堤码头施放水雷，将船头近女舱左边船底炸穿，该轮50分钟后沉没。第二天联发渡由高明开来广州，驶经番禺县深涌河面时，忽见两岸遍挂白布标语，上写“广东鸡洪党轰炸高明老虎渡”。

▲ 除陆上土匪外，广东沿海的武装海盗亦很猖獗。这是20年代横行珠江口水域的赖财山（右二女性）团伙。图片来自互联网，摄影人为美国记者Aleko Lilius。

凶悍的土匪对于政府人员也毫不客气。孙中山在东江督师讨伐陈炯明期间，即有土匪向其乘坐的小轮开枪。孙担心身边卫队难以抵御，下令不准还击，一船人才得安全离开。

部分武装土匪甚至已取代政府的管治职能，“弄到匪区简直是别有政府，保护往来是土匪，保护开耕是土匪"。他们"恃有枪械，鱼肉人民，横行于乡村间，且代清代之绅士而称霸。”

翻看民国时期的广东新闻，除大人物之间的政治或军事斗争外，匪患、剿匪，军民（团）冲突，农村械斗的报道频频出现。抗战早期，广东当局居然扬言本省民风彪悍，民间枪支众多，足以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力量。广东沿海沦陷后，当局又为各路土匪授予什么“游击队”、“挺进队”番号，寄望其协助抗日。但事实表明，这些私人武力对抗日没发挥多少作用，倒是在武装走私、危害治安方面“贡献良多”。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对广东基础社会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控制，民间基本无法私藏武器。在解放军的清剿下，各处土匪彻底绝迹，广东境内历时超过半个世纪的动荡终于结束，广州人再也不必担心在市内遭遇水雷或枪击。单从治安的角度来说，民国的广东是绝不推荐穿越回去的，因为它实在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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