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知贤、求贤、任贤。

  • 一个国君他能够重用贤德之人就能够使天下归心，百姓都会信服于他，能够以德服人，天下的其他国家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 明君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认为贤德的臣子才是国家得以安定的根本。

  • 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在于珠宝、珍奇异兽，甚至也不在于军事上的强盛，而在于是否有贤才辅佐，这才是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

“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未有不然者也”，这个“然”就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治的百姓，得到闲人辅佐就安定昌盛，失去贤人就导致危亡。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这句话很容易理解，告诉我们能否任用贤才是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所以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知贤、求贤、任贤。

我们看在古代的时候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宰相呢？这个宰相是相当于现代的总理。这个宰相并不是最能干的人，而是最能发现人才，并把能干的人运用到合适位置上的人。那这需要宰相有知人之明，而且心量广大，不嫉贤妒能，也不会对人才心存疑虑，这样才能当宰相。

我们看历史上凡是留名青史的人都是非常尊重贤才。《新序》上有一个故事，在第九条：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其仆曰：『君何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与？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寡人当事之者也。』遂致禄百万，而时往问之，国人皆喜。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

这个“轼”就是他坐的车子前面有一个横木，“轼”就是扶轼致敬的意思。魏文侯每次路过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门口时，一定会站起身来扶轼致敬，他一定会扶着车前的横木向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这个方向行礼。他的仆人就不理解了，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这不是段干木所居住的巷子吗？段干木是一个贤德的人，我怎么敢不对他致敬呢？段干木是因为德行而荣光，我不过是因为土地广阔而荣光；段干木富有的是道义，而我富有的是财富。土地不如德行，财富不如道义，我理应重用这个人。”于是他就拿出了百万的奉禄，而且经常向段干木请教治国之方。魏国的百姓知道了都非常的高兴。

不久秦国想发兵攻打魏国，但是司马唐且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劝谏秦王说：“段干木是一个德行的人，而魏文侯对他礼敬有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现在出兵去攻打魏国可能还不是时候。”秦王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按兵不动，打消了攻打魏国的念头。

你看一个国君他能够重用贤德之人就能够使天下归心，百姓都会信服于他，能够以德服人，天下的其他国家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所以这个就是魏文侯尊敬贤才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再看《新序》上还记载着一个类似的故事，在第十条：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令尹子西对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曰：『此欲观吾国得失而图之，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应之。昭奚恤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欲观楚之宝器，楚国之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强敌，提枹鼓以动百万之众，所使皆趣汤火、赴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司马子反在此；怀霸王之余议，摄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唯大国之所观。』秦使者瞿然无以对。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伐楚。”

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说秦国要去讨伐楚国，在讨伐之前先派使者去看一看楚国有什么宝器，探听一下虚实。楚王听说之后就把令尹子西召过来了，这个令尹就是楚国的宰相。问到，秦国要观一观我们国家的宝器。我们国家的和氏璧、隋侯珠是不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呢？令尹子西回答说，我不知道。楚王又把昭奚恤召来，向他问这件事。

昭奚恤怎么回答的呢？他说，秦国是想看一看我国的政治得失而另有企图。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宝器在于贤德的臣子，像珍珠异器这些算不上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楚王一听他回答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他来应对这件事。昭奚恤怎么做的呢？他在东面建设了一个高台，在南面建了四个高台，在西面建了一个高台。等秦国的使者来到的时候，昭奚恤就对他说，您是我们国家的贵客，请到东面的上位就坐。然后请令尹子西坐在南面的高台上，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也依次坐在南面，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台上。

他对秦国的使者说。你想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宝器，楚国的宝器就是贤德的臣子。能够治理百姓，充实仓库，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这里。手里拿着珪璧，出使诸侯，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怨，结交两国之间的友谊，使双方没有战争的忧患，有太宗子敖在这里。能够保卫国土，谨守边疆，不侵犯邻国，邻国也不敢侵犯我们的国家，有叶公子高在这里。能够治理军队，整修军器装备，抵御强敌，手里拿着战鼓，激励百万的民众，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司马子反在这里。能够缅怀先王霸业所成就的功绩，并吸取治理动乱的经验，有我昭奚恤在这里。就请您尽情地观看吧。

这个秦国的使者听了之后惊讶得无言以对。随后就向秦国的国王禀告，说楚国有很多贤德的臣子，这个时候出兵攻打他，还不是时候。很知趣。所以秦国就没有敢去征伐楚国。

所以你看，历史上的明君都是以贤臣为宝，而不是以珍珠宝玉为宝。认为贤德的臣子才是国家得以安定的根本。

在《盐铁论》中，对这件事也有这样的评论。他说随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随侯珠和和氏璧都是世间最名贵的宝物，但是它们有什么用呢？并不能够使危亡的国家得以安存。

这是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要彰显自己的威德，靠的是贤臣良相，而不在于这些珍禽异兽，珠宝等等。

所以中国古人是以贤人为宝，而不是以金银珠玉、珍禽异兽这些难得之货为宝，所以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在于珠宝、珍奇异兽，甚至也不在于军事上的强盛，而在于是否有贤才辅佐，这才是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

在《晏子》中也记载，这一段对话也很有味道，第十二条。

景公问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吾从车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晏子对曰：“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鲍叔，右有仲父。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后者乎？”

有一次齐景公就问晏子，他说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现在我率领的兵车有一千辆，大大地超过了齐桓公。那我可以赶得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

结果晏子是怎么回答的呢。晏子说，齐桓公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的左右全是倡优。什么叫倡优呢？就是歌伎、小丑等等。都是来娱乐游戏的。谄媚邪恶之人在前，阿谀奉承之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呢？

所以晏子告诫景公，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他能够任用贤才，信任贤才。如果你也想把国家治理好，进而称霸天下，不是要效法桓公有多少的兵力，而是应该效法他任用贤人的智慧和度量。所以任用贤人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

那么在《群书治要·潜夫论》中也说，国家为什么会乱？怎么能够判断出国家将要混乱呢？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用贤德的人。

那为什么有的国君重用贤德的人，有的国君却不重视贤德之人呢？他这里面也有分析。说不重视贤德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君喜欢财货。

在《六韬》上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财货，那么群臣也喜欢获得利益，那么贤德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甚至视钱财如粪土，财利对他没有诱惑，更不能成为他出来做官的动力。所以贤德的人一旦遇不到明君重用，就会隐居起来。而一旦贤德之人都隐居起来，老百姓没有人教导了，这个国家没有兴起伦理道德圣贤教育，自私自利的心就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国家祸乱也就来到了。

所以《孟子》上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领导者到底下老百姓人人都在交相争夺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所以你看古人分析问题很透彻，让你知道结果，也要知道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