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了单田芳老人少年时的经历（没看的朋友出门左转），下面说说老人是怎么从跑江湖的转变成文艺工作者的。

单田芳在这本书里提到他妈妈王香桂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叫“鼓槌一响，黄金万两”，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他妈妈是明星，只要市面上太平，能在茶馆里说书，茶馆里就座无虚席，家里的收入状况就非常好。在解放前，单家家里有黄金、有钻石手表，正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他们才能从长春逃出来。他们到吉林之后，王香桂也参加了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演的是《无敌三勇士》《王贵与李香香》这些新节目。

单田芳父亲这一边是说书世家，大爷、三叔都是评书演员，母亲那一边，几个舅舅也是说书的弹三弦的。帮助王香桂创作新节目的，就是单田芳的三舅，号称小圣人。在说书艺人当中识文断字，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而单田芳的父母，虽然是很知名的艺人，却不认识字。他们不喜欢说书艺人身上的江湖气息，所以单田芳的父母都想让儿子读书、念大学。

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叫“我家的鼎盛时期”，说的就是解放初期，单家在沈阳的生活。当时沈阳北市场的饭店和娱乐场所总是高朋满座，王香桂在茶馆说书的生意也非常好。父母每天都忙着挣钱，挣来的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日常开支，另一部分要把纸币换成戒指、银子、袁大头，换成黄金。单田芳的一个工作就是去买袁大头。

经历过战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人，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人，都不太相信纸币，都觉得金银才是最保值的。父母觉得，过去积攒了不少的财产，经过一番动荡都荡然无存，就要赶紧挣钱，抚养老小。可惜这段鼎盛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父亲单永魁入狱，父母离婚，单田芳就要担起养家的担子。

1954年冬天，单田芳拜李庆海为师，师父在营口的一家小茶社说《小五义》，单田芳就在台下负责记录。单田芳做记录可谓驾轻就熟，原来他跟他妈妈就做过记录的工作，记下的书有《隋唐演义》《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杨和兵》《三侠五义》等等。师父识字不多，需要参考书的时候，就是单田芳念给师父听，而师父李庆海，就传授他演出的技巧。

这一年单田芳结婚了，娶了比他大八岁的全桂大姐，这位王全桂在单家遇到困难时曾鼎力协助，两人也算是患难夫妻。他们跟着师父在开原演出，在大石桥演出，然后单田芳在鞍山碰到了一位赵师爷。这位赵师爷在茶馆里说《明英烈》，但演出效果不佳，单田芳就把自己记录的《明英烈》讲给赵师爷听，爷俩每天在浴池里探讨业务，单田芳讲《明英烈》，赵师爷就给单田芳讲故事情节设计、手眼身法步、诗词歌赋等等。

这时候的单田芳虽然有一肚子书，却还不敢登台演出。赵师爷就跟他说，说书艺人有三关，第一是登台难，敢上台就算过了第一关。第二是把客人说住了难，能不能让客人来听，就看你的本事高低了。第三是成名难赚大钱难，东北、京津大多数说书的都是庸庸碌碌之辈，没几个成大名赚大钱的。

我们交代一下背景，这是1954年，说书艺人基本上还是原来跑江湖的生活方式。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生意好就去沈阳，营口生意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个特业科，要到哪里去演出要去特业科开个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好办事。到了1955年，说书艺人不能随便流动了，艺人开始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江湖艺人有组织了。

单田芳当时在鞍山，就落在了鞍山曲艺团，曲艺团中的学员大部分还是艺人的子弟。而师父带徒弟还是老方式，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获取演出经验。对评书、相声等曲艺来说，茶馆是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小茶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根据现场效果来发挥，演员自然就能积累演出经验。

评书艺术是靠经验、阅历堆积出来一个说书人。这说书人出来了，这书也就出来了。2004年我采访单田芳的时候，老先生也说，要讲究演员的发挥，还是在茶社说书里比较好。茶社的演出形式从明代就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评书就适合两三百人的范围，大剧场观众看演员都看不清，不便于交流。

茶社没了，评书走向电视广播，单老先生说原来在茶社说书，一抖包袱大家都乐了，他就越来越放松。后来录制电视评书的时候，空屋子里就一摄像机，一点交流都没有，他一开始觉得别扭透了，后来才逐渐适应。

单田芳1955年到鞍山，1956年春节大年初一登台，在鞍山的前进茶社，说的是《明英烈》。他当时的演出时段是板凳头儿，就是中午场和晚场中间的下午场，不是很好的时段。按规矩，他应该说四段，每段三十分钟，每段中间休息一会儿，可单田芳登台之后，根本忘了休息这回事，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这一天演出顺利，挣回来四块两毛钱，什么概念呢？当时大米一毛八一斤，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一天挣四块多钱，一个月一百多块，比当工程师强多了。

1958年，曲艺团走向文化单位编制，在评定工资的时候，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他妻子王全桂的工资是98元。许多老演员拿的工资比单田芳高，但演出效果远比不上单田芳。关于艺人如何被改变成文艺单位的员工，有一本书叫《个体与集体之间》，讲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评弹艺人的故事。当时的评弹名角，一天演四场，一个月能挣1000块，可纳入文化单位，工资最多就能拿到两百多块。当时大学名教授的工资是每月三百，艺人是不能超过三百这条杠杠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评弹艺人还是加入了集体，原因有二：一是收入虽少，但基本保障还是有；二是担心，要是不加入集体，恐怕以后连说书的地方都没有。

到1962年，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严格。凡传统书目一律停止，都要说新书。单田芳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他的师兄杨田荣，被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每到中午，师兄的声音就覆盖鞍山地区，单田芳很是羡慕，一个茶社里的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就要借助广播电台这样的传播手段。单田芳心说，早晚有一天我也上电台。

但实际上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的妻子王全桂觉得鞍山曲艺团分配不公，跑到了海拉尔曲艺团，工资涨到了180块，她拉单田芳到海拉尔，也是每月180块的工资。这在1962年是相当高的收入。海拉尔还有一个好处是天高皇帝远，在海拉尔可以说旧书，单田芳到了那里开讲《三侠五义》，一炮而红。但鞍山曲艺团一直向海拉尔曲艺团要人，单田芳夫妇盘算，海拉尔也不是久留之地。

俗话说，好汉不挣有数的钱。不知道这句俗话是哪里来的，大概的意思是说，艺人是不屑于挣死工资的。单田芳开始单干，他们去了营口的田庄台，这就不是大城市了，也不是二线城市或三线城市，而是个镇子，是广阔的民间市场。在田庄台，单田芳从腊月到正月这一段时间，除去花销，存下4600块钱。这是1963年的4600块钱，算下来月收入是两千块以上，可在曲艺团月工资也就是一两百块，艺人该如何权衡？

单田芳继续从田庄台到苏家屯，再到盖县，他形容这段单干的经历用了四个字叫“火穴大赚”，穴就是走穴的穴，走穴非常火，赚了很多钱。然而，文化管控不会让你这样走穴，营口文化局收到指令，像单田芳这样的演员属于黑户，必须停演。迫于这种压力，也为了照顾儿女上学，单田芳又回到了鞍山曲艺团，工资涨了一级，每月98元，但私自走穴，罚款800元。

到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舞台，在茶社说《隋唐演义》。到了8月，收到电台邀请，录制《隋唐演义》，一下走红。接下来又录制了《大明英烈》，这两部本书都是单家的底儿活。单田芳说，电台是我扬名立万的平台，成名成家的基地。没错儿，此后的单田芳名满天下。

单田芳是新中国的说书艺人。说书艺人本来是江湖中人，几百年都是没人管，自生自灭。单田芳这一代人面对的最大变化，就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冲突。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单田芳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上了个体这条道路。他尝试过电视剧，也尝试过自己开公司。你会发现，这个冲突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们都需要故事。

那么，故事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故事能支撑我们度过劫难吗？单田芳曾经上过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节目，在节目现场，他展示了一种东北特有的手工艺产品，叫水泡花，这是一种装饰品。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单田芳一家就靠卖水泡花生活。

1970年代，单田芳要和各种人打交道，有市井中人，也有地痞无赖，不管什么人，都对评书有浓厚的兴趣，单田芳凭借说书，能化干戈为玉帛，能交到朋友。可见，在艰难岁月中，人们对水泡花、对评书都有一定的消费需求。抽象一点儿就是，人们需要美、需要故事，即便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1972年，单田芳在杜达莲泡大队劳动改造。有一天儿子回来跟他说，县城里的新华书店开始卖《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了，单田芳就用卖鸡蛋的钱，买回来一套《三国演义》和一本词典，每天晚上就看《三国演义》，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白天劳动的时候，脑子也不闲着，把《三国演义》背一遍，背完了再把自己家传的《隋唐演义》《明英烈》背一遍。等到1979年重返舞台，许多演员早就脑子空空，把祖传的故事忘掉了，单田芳却能出口成章。

我们在这里稍微跳脱开来，说点儿文学理论。人们为什么需要故事呢？许多人的人生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叙述，也不产生什么意义，但故事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故事，是需要体会到一种意义上的完整性。

德国的理论家本雅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讲故事的人》，他说口口相传的经验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来源，在劳动的氛围中讲故事，这就是一种交流方式。讲故事就是一种手艺活儿，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在故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做陶的人会在陶器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听故事，内心又想记下这些故事，有对他人转述故事的愿望，这就构成了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

讲故事的人就像智者一样，能讲出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能讲出历史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人类的经验，他能让故事的火把生活的灯芯点燃。本雅明肯定没有听过评书，但他的这些话就像是在分析评书一样。

评书就是一种口口相传的讲故事的方式，人们劳动之余，在茶馆里听书，就是在听取这块土地上的掌故和传统，听取我们世代生存的经验。单田芳就是讲故事的人，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他说的书，按照评书传统的叫法，一个是袍带书，讲的是改朝换代的故事，一个是短打书，讲的是行侠仗义的故事。他从《封神榜》讲到曾国藩、张作霖，讲的就是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幻，讲的就是英雄豪杰如何践行自己的正义法则。这种根植于人民的故事，传递着人民的经验，传递着最朴素的价值观。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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