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围城》中，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关于婚姻生活的描写：“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而这部小说的作者钱钟书与其妻子杨绛，却在这座以才情与爱意铸就的婚姻城池中，走过了相知相守一生。

杨绛生于书香门第，幼年居于江苏无锡，饱读诗书，清丽温婉。1932年，21岁的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借读，于古月堂门前偶遇了时值22岁的外文系才子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言谈甚是投契，皆为对方所吸引。杨绛以“蔚然而深秀”形容当时钱钟书的眉目，而钱钟书则对她有“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浪漫感觉。

1935年，这对伉俪于苏州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们的婚姻曾被文学名士胡河清称颂为双剑合璧：“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语惊天下；杨绛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同年，新婚夫妇远赴牛津大学求学，开启了三年乡愁萦绕的异国生活，并在这期间诞下了爱女钱瑗。回国后二人在高校任教，并进行了一些剧本与小说的创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被困上海，开始了《围城》一书的创作，其时困顿于沦陷区的经历和情绪，对本书主旨和名字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杨绛曾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所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曾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并把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应道：“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1966年，长达十年的灾难性内乱降临了，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灾变。剃阴阳头、洗厕所、批斗示众都经历过，钱杨夫妇却在这样的苦难与动荡中从未放弃过彼此与文学创作。钱钟书写下了长达170万字的传世名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堂吉诃德》的编译工作。浩劫过后，一家三口在新建起的宿舍里得以度过一段朴素而美好的家庭生活时光，温馨如饴，相依相守，各自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无奈钱钟书先生与女儿钱瑗在1994年相继因病入院，两人所住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杨绛日夜奔波其间，好不辛苦。三年后，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又一年后，钱钟书临终前一眼未合，杨绛附在他耳边低语“你放心，有我呐!”这份内心的强大与深情，令人敬佩又忍不住落泪。

女儿与丈夫走了，世界上便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人。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书中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真挚绵长的怀念，感动世人无数。杨绛先生于2016年离世，享年105岁。

对于年轻人的爱情，杨绛先生曾说道：“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这份对于爱情最朴素凝练的阐述，也正是她与钱钟书相互扶持、相互弥补、相互陪伴的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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