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市作为京师长安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之一,行肆栉比,店铺林立。即使如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小野胜年博士译注本所改,不是“四千余家”,而是“四十余家”,校记到东市商业规模仍然不小。宋敏求《长安志》说,东市所在的万年县户口减于西市所在的长安县,“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 西市一带人口众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 特别是西市为胡人聚居之地,一直是丝路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因而,西市商业明显盛于东市。从历史文献及笔记小说得知,大唐西市内有许多行、肆和店铺,现分述如：

1.米麦行(米行、麦行)

《旧唐书·食货志下》:建中元年(780)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

此“两市行人”,当指京师长安东、西两市米麦行(或米行、麦行)的行头。于此可知,西市有经营粮食交易的米麦行(或米行、麦行)。

2.布帛行

《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元和八年(813)夏四月“丙戌,以钱重货轻,出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常平仓收市布帛,每段匹于旧估加价十之。

古代一般以麻、葛之织品为布,丝织品为帛,因以布名供裁制衣着用品的材料。东、西两市既有大量布帛,说明西市内有经得布帛行。

3.绢行

牛僧孺《玄怪录·吴全素):“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则里温庭筠《乾膜子·王恩):“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

此为西市有绢行之证。绢为平纹的生丝织物,多为丝织马的为此绢行当为专门经营丝织品的商行。又,此绢行可以“举钱”(即货钱),可知绢行亦经营借货业务。

4.大衣行

韦述《两京新记》: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此“大衣”疑非一般意义上的衣裳。据此推测,此“大衣行”当是经营妇人礼服的“高档”商行。宜乎其设于市署之前。(普通衣象卖买当在衣肆)。

5.木材行

温庭筠《乾腰子·窦又》):“崇贤里有中郎曹遂兴,当(夜)〔庭〕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字……又请买之……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郎。与斧斩匠人议伐其树……鬻于本行。又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

窦义伐树,“鬻于本行”。此“本行”当指经营木材的木材行。李贤里在西市东南面,距西市不远,且窦又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市,故推知其为西市木材行。

1.酒肆

阙名《逸史·齐映》:“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人报有送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

酒肆为售酒及饮酒之处。西市多有。《李太白集》关于“金市”的解释,向达先生赞同于石田幹之助氏之说,以为系指长安之西市而言。酒肆往往兼有作坊,为“前店后坊”之制。其“西市腔”美酒必酿于西市酒肆。

2.衣肆

沈既济《任氏传》:“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囊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

此衣肆当为出售一般衣裳的集市,与“大衣行”之专卖妇人礼服不同。《任氏传》谓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猛然见到任氏婢女,急忙呼唤,任氏不愿与之相遇,能“侧身周旋于稠人中”,可知此衣肆为露天市场,而且人比较多,非一般店铺。

3.帛肆

白行简《三梦记》:“长安西市帛肆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者,姓张,不很家富于财,居光德里。”(《全唐文》。

帛为古代丝织物的统称。此“帛肆”内“有贩粥求利而为之平。“粥”,同“鬻”,“贩粥”即贩鬻,为贩卖之义。此肆内既有以贩卖布帛为业者,亦可知此帛肆为开放型市场,非一般店铺。

4.卜肆

《仙传拾遗》:“杨伯丑,冯翊武乡人……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征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亦开肆卖卜,卦无不准。”

《原化记》:“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

卜者即卖卦者。此类行业无需店铺,或当街摆摊,或席地占课卜者不仅为人测前程,还为马筮吉凶。卜肆疑即卜者所聚的街巷或集而。

5.凶肆

“二肆”指东、西两个凶肆,“西肆”即指西市的凶肆。凶肆所经营者,一为制作和出售丧葬用的诸如陶俑之类明器,一为出租方相、辆车之类送丧之具,一为执總帷、唱挽歌,参加送葬活动。1975年考古调查中,在西市西大街中部现代修掘的窖穴积土中,发现唐朝后期作为明器的残陶俑和陶俑头部，当为西市凶肆的实证。

以上均为西市出土的行肆，其中的经营这大部分为胡商，他们出色的经济头脑，还有异域文明和中原文明相碰撞结合出不一样的火花。为唐朝的文化注入了不少新鲜的血液。西域特色与中原传统相结合。西市贸易异常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