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四川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总书记指出，四川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要加快高质量发展，解决好产业体系不优、市场机制不活、协调发展不足、开放程度不深等问题，形成产业结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局协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用“十个指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是如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四川“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四川省长尹力提出，加快高质量发展，关键是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高质量分配和高质量宏观经济循环。当前，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制约四川省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高质量供给方面，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2016年全省研发强度为1.72%，低于全国2.11%的平均水平；企业在研发投入中占比为52.19%，位居全国第27位，不仅远低于全国76.06%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省份61.62%的平均水平，反映出企业研发投入是突出短板，政府替代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机制中“缺位”；科技成果数量形成一定规模，位列全国第8位，但转化能力偏弱，2016年的技术交易额为299亿元，位列全国第10位；人力资本贡献率不高，2015年四川人才贡献率仅为25.0%，与重庆30.8%的贡献率相比仍有差距；实体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融资较为困难，高技术产业投资占GDP比重为2.78%，低于江西、安徽、重庆等中西部省市，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而创新要素的报酬则相对较低，导致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等行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说明科教资源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不高，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对于高质量经济发展引领作用不明显。

第二，在高质量的需求方面，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难以支持结构升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欠发达是四川的基本省情。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5.5%，2016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为18808元，不仅远远低于东部发达省份的水平，也低于全国居民23821元的人均水平；反映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全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4.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38.1%，均高于29.3%和32.2%的全国平均水平；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较低，2016年全省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为8.7%，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区域消费水平差距巨大，成都市城乡居民收支各项指标均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州市。总体来说，全省居民的消费能力不高，生活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没有高质量的需求，对于倒逼高水平科技创新效果不明显，无法更好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在高质量发展效率方面，投资产出比仍然偏低。2016年全省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14，与上海（4.17）、辽宁（3.32）、北京（3.23）、广东（2.43）、浙江（1.56）等的投资效益差距较大；资本配置错位明显，传统资源型、原材料型工业、重化工业占比近7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2.3%，制造业产品大多处在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大数据、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尚处于起步阶段或规模偏小，独角兽企业全省仅有1家；服务业多为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房地产等行业过度繁荣导致土地、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占有较高比重；2016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为11.1亿元/平方公里，位居全国第23位，与福建（18亿）、湖南（17.2亿）、江苏（17.1亿）、浙江（16.9亿）等省具有较大差距；2015年万元GDP能耗0.66吨标准煤/万元，位居全国第12位，相比之下，北京（0.29吨标准煤/万元）、广东（0.41吨标准煤/万元）、江苏（0.43吨标准煤/万元）、浙江（0.44吨标准煤/万元）、上海（0.44吨标准煤/万元）等省市的能耗较低；2016年规模以上企业负债率58.4%，位居全国第13位，高于北京（46.0%）、上海（49.3%）、江西（48.4%）、江苏（52.0%）等省市的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23.9%，位居全国第11位，负债率显著高于广东（10.55%）、山东（12.68%）、江苏（14.35%）、浙江（15.05%）等省的负债率。2016年全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2%，位居全国第19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盈利水平较低，投入效率较低。

第四，在高质量经济运行方面，不均衡的矛盾尤为突出。2016年全省人均GDP为40003元，位居全国第24位，GDP增长率7.8%；第一产业比重为11.9%，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为47.2%，低于全国51.6%的平均水平；作为农业大省但不是强省，设施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农产品的产后分级、包营销，现代化冷链物流、烘干存储设施缺口很大；户均耕地仅为全国的40%,规模化经营占30%左右；一、二、三产人员从业比例为37.6：26.8：35.6，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仍集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6年（2010年数据），数量巨大的低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2015年消费积累比1.07，位居全国第6名，前五位包括北京（1.71）、上海（1.56）、广东（1.23）、江苏（1.15）、浙江（1.11）；2016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2%,位居全国第23位，不仅低于许多东部省份的水平，也低于全国57.3%的城镇化率。尽管全省GDP增长较快，但经济运行稳定性有待提高，应对风险能力不强，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五，在高质量对外开放方面，整体开放程度不高的特点较为明显。四川省虽然处于“一带一路”核心腹地，但对外开放位居全国第15位，略高于省级平均水平，但与重庆（排名第8位）和江西（排名第10位）存在一定差距。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走出去”三个指标来看，四川省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2016年出口占GDP比重10.9%，远远低于广东（87.1%）、浙江（52.1%）、福建（40.1%）、重庆（26.5%）等省市的水平。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为1.96%，与天津（8.33%）、上海（4.86%）、重庆（4.68%）、安徽（4.05%）、江西（3.81%）等省市差距较大。说明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占比较低，外资投资积极性不强，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够、程度不高，通过利用外部需求拉动科技创新，通过利用外国优势资源促进科技创新效果不明显。

第六，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环境方面，体制机制束缚较为严重。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创新生态环境。在营商环境方面，四川省位列全国第13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到50%。民营经济活力不强；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传统行业。四川省拥有大量的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具备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高水平人才结构合理，科技创新供给资源丰富，取得了相当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但受到体制机制的约束和隶属关系的影响，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推动军民融合和“军转民”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将取得的科技成果在当地转化落地并带动形成产业链，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不明显，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效果不明显。

分析问题成因，既有四川省民族地区比较落后和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因素，也有传统发展模式、地方财政压力、要素价格扭曲、收入分配机制、对外开放意识、考核评价导向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是必须着力补上的短板。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良好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的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强化科技供给。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全面加强四川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既重视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也高度重视引领未来发展的源头创新。充分发挥四川省科技基础优势，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布局解决严重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巩固四川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全国优势地位，超前部署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精准医疗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占据“桥头堡”和“制高点”。推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创新发展。

二是坚持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持续完善四川省支持企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培育企业创新人才、开展军民协同创新等政策措施；督促落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府采购、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等普惠性创新政策落地实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大力推广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三权"处置制度、激励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建立个人知识产权收益保障机制，全面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推行“科学家+企业家”创新合作模式，使科学家、企业家成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领路人与践行者。

三是坚持提升产业质量。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内生动力，促进制造、信息、能源、生物、材料等产业技术的融合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动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以大航空、大能源、大农业、大健康、大物流作为龙头产业，科学布局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全面带动产业升级；实施高质量科技金融工程，打造四川特色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四是坚持开放合作共享。最大限度发挥创新资源的效能，争取国家级研发机构在川布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骨干企业开放科技资源、转化科技成果，通过开放式创新降低新技术应用门槛。发挥成都区域创新中心先导区作用，将成都自主创新示范区扩大为覆盖成都平原经济区，打造环成都经济圈的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成全省乃至全国西部最强最大的经济密集区、国内外一流的创新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成为四川省参与全国区域竞争的龙头和主体。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有效汇聚国内外优质科技创新资源，打造全球知名创新创业热土。

五是坚持积聚创新人才。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积极引进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坚持基地、项目与人才相结合，发挥产业吸附人才的基本作用，集聚和培养能够把握科技大势、研判创新方向的战略科技和高端专业人才，培育锻造具有战略眼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企业家，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一流的创新人才队伍。建立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体系，把劳动力规模优势转化为高技能人才竞争优势。

六是坚持生态环境优先。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促进生态领域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摒弃单纯强调GDP增速的目标考核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持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相结合，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加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减灾防灾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与示范，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七是坚持服务民生需求。加大民生领域科技投入，推动事关人民生活质量的科技创新工程，推进人口健康、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公共安全以及文化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促进科技资源向农村基层流动，以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一批优势突出、特色明显、集中连片、生态循环的种养业科技示范基地，发展加工和流通，开展品牌创建与营销，打造一批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激发农业全产业链的重构和功能升级。

八是坚持培育创新文化。积极倡导敢为人先、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新文化，树立崇尚创新、创业致富的价值导向，使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土壤。加强科学精神宣传力度，大力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创新文化，加速营造人人崇尚创新、人人希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九是构建创新服务型政府。建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考评机制，支持各地方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主导创新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向提供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优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改善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配备专业化、高水平干部，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政策体系，支撑科技创新的治理能力大幅提升。

十是发挥全创改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聚焦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及时总结推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做法，打破体制机制约束，制定军工科研院所的对外投资统一的管理办法，明确军工科研院所的投资审批权限，促进军工科研成果能够及时转化。结合军工保密管理、军工技术、国防专利等特殊问题，加强政策研究，特别是在有效公开军工技术信息、明确国防专利产权归属上出台具体办法，打通军工科研院所技术成果转化渠道。

基金项目：2018年四川省科协科技智库调研项目“科技支撑助力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王寅秋，男，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罗晖，女，博士，遂宁市委常委、副市长。

施云燕，女，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向东，男，博士，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琦

封面图片： 新华社记者薛玉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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