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的女性审美一直在变迁，从民国画报，到后来的杂志电影，再到新时代的美颜相机和各类APP，这些媒介既是女性形象变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同时也是每个时代的时尚引领者、美人制造者。

但在媒介背后，又是谁在制定法则？从民国时的古典画式的杂志封面，到电影里风情万种的美人，再到新时代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女性审美始终是一个逐渐独立和反叛的过程。

一、《良友》杂志：从清末灰墟中涅槃的新女性

清末明初，西学东渐为中国的女性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关于“时尚”的认知。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让女性从过去刻板的“三从四德”中解脱出来，脱下小鞋和拘束的长褂，很多女性摇身一变，成为脚踏高跟鞋，身穿旗袍洋装的摩登人士。

1926年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便是这种转变的记录者和风潮的引领者。

清末女性图片和民初良友封面

《良友》 创刊之时，就售出7000册，其封面美人更是一代摩登女子的时尚风向标。在那个没有美颜和整容的时代，他们往往呈现出不同于当代的古典风韵。或红唇编发，或古典盘头，配上如水墨画般的细致妆容，气韵十足。

当时的服装和妆容也是结合了中国女子的温柔娴雅和西式的古典，既有充满西式风情的短卷发，也有青春的齐头帘，既有风姿卓越的旗袍，也不乏华丽甚至中性化的洋装。

这种妆容打扮也同样可以反映在当时的电影明星身上。蝴蝶初登封面首刊时，还是旗袍加琵琶的温婉扮相，之后又多了洋装的青春少女着装以及英姿飒爽的骑马装束，活泼自然的神态令人向往。

她的一生也正如电影一样前半程风光无限。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的最高票数当选。

除了电影明星，当时的《良友》还记录了各个阶层的女性，从名媛到家庭主妇，从劳动妇女到职业女性，这本画报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民国最华美的那一面， 还将当时社会中各行各业妇女的生存状态记录在了书页中。

才女林徽因也曾经登上良友杂志，她的求学故事和职业追求让她除去大家之闺秀，梁思成之妻的身份外，更是有个人追求，有独立品格的建筑师、诗人与作家。

不得不说，《良友》的存在是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男权统治中的一次突围，女性开始走出闺房，成为良友中所宣传的各行各业的“顶梁柱”，成为时尚和城市生活的构建者，也逐渐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

但时代终究有其局限性，即使当时女性地位有所突破，但也有很多时候，她们仍然难以掌控自身的命运和身体，她们对美丽的追逐，也会异化为对男性钱权和地位的服从。

不同于林徽因，胡蝶婚姻并不幸运。第一次婚姻，她的丈夫林雪怀拿着胡蝶的钱跑去开酒楼，后来又开了照相馆，但他天生不是做商人的料，生意惨淡。后来甚至背着胡蝶与妓女阿其厮混，最终二人离婚；第二段婚姻是和商人潘有声，但好景不长，两人过重庆时，胡蝶被戴笠强占，在逼迫之下，胡蝶与潘有声离婚。晚年的胡蝶移居加拿大，孑然一身，1989年病逝之时，留下遗言一句：“蝴蝶（胡蝶）要飞走了。”

所以，当时的《良友》杂志更多的是让女性从清末腐朽的余烬中涅槃，开始追求个人幸福，但并未从男权的桎梏中挣脱，她们的美丽，也带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和无奈，像一幅幅挂在墙上的古典画，有着充满柔情和女人味的修饰，但始终摆脱不了那一圈框住命运的画框。

二、香港影视：从刻板政治中挣脱的生动少女

继民国杂志所塑造的淑女形象之后，革命战争、国内建设将女性从“鸳鸯蝴蝶派”中带有浪漫色彩的形象推上了另一个极端。样板戏和报纸广播中刚硬坚毅且男性化的形象成为了这一时期人们所追捧的目标，直到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港女形象犹如一阵海风，刮过广袤的内陆，带来了人们对于美好形象的更广泛的认知。

样板戏和港影中的女性形象

从坚韧而符号化的革命女性到另一种更生动的英姿飒爽

港影的黄金时代，也是盛产美人的时代。

张敏、朱茵、王祖贤、黎姿、邱淑贞、张柏芝等等，她们或婉约幽怨，或明艳动人，或可爱伶俐，各有风采。她们不仅仅影响了香港电影行业，还带动着内陆乃至整个亚洲的审美变迁，不少荧屏形象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

《倚天屠龙记》中骑着白马回眸的张敏。《赌神》中一身红衣，明艳又果敢的邱淑贞。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制造了大量经典的角色。除去荧幕上的华丽形象，她们日常的眉形、卷发、红唇以及有质感的复古装束也成了标配。她们日常扮相成为年轻女孩模仿的对象，一直到今天，“港风”也仍然热度不减

比如王祖贤，影片中她多愁敏感，但生活中却是突破传统形象的酷女孩，身高172的她喜欢打篮球，穿着也在中性风和女人味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港影给一代人树立了多元化审美标杆，很多人可能并不完美，有着自己的小缺陷，比如龅牙等等，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女神形象，反而更具有个人辨识度。她们给大陆带来了新的关于女性形象的向往，这也是对以往淳朴、善良以及持家形象的一次大反叛。

被称为“香港的女儿”，歌手兼演员梅艳芳，大概便是香港女星个性的集中体现——温柔多情，同时又刚烈决绝。她的故事也正如黄霑所云，“正是香港人最爱的‘褴褛到金镂’的典型”。

她曾豪言“世间风雨无常，不要因为一场雨就把自己溺毙。 ”

她的好友郑裕玲就说：“她豪气，付得起的就会付，开心最重要，她都觉得花出去的，明天可赚回来。”

而她的装扮，更是极为大胆创新，影响了包括陈奕迅在内的很多新生代歌手的舞台风格。

她的情史，则多无疾而终却一人照样活得潇洒自在。

2003年已经病入膏肓的梅艳芳开了最后一场演唱会。香港的女儿终于身着婚纱落幕。

旧时光中的美人也不可避免的老去了，香港女星的形象却始终鲜活，她们有着女人的温情，同时又兼具男人的刚烈，有着别样的浪漫，也坚持着个人的理想，她们的存在让更多人意识到，有种美是多元复杂的，是不惧怕展露在阳光下的，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纯粹和开放。

三、美颜相机——从他者规范中跳脱的“形象自塑”？

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哈日”、“哈韩”以及走偏的“非主流”之后，中国女性似乎又找了新的标杆——一种介于欧式长相和韩国整容脸之间的审美。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美颜相机等APP的诞生，让人们对女性形象有了更为夸张的认知。

2018年8月8日，《2018医美行业白皮书》指出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2017年，中国有1400万人通过整形变美，已经超过巴西、韩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医美第二大国。2018年，专家预测，“医美将成为00后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颜值的要求越来越高。

现代女性的审美是更加独立自主，比起“悦人”，她们也更加看重“悦己。”比起过去由杂志和电影塑造的形象，新一代女性似乎更加强调形象的“自塑。”

但可惜但拨开资本迷雾，权力审视的目光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也许美颜技术会进一步发展和扩张它的市场，并让我们有了“我们一样好看”的错觉，但现实中的颜值阶级差距仍然不断拉大。完美形象对于普通人来说越来越难以达到，社会阶层分化的表征开始不仅仅限于收入和学历，还有脸蛋。

有消费能力的人更快的进入到颜值投资的语境中，将其作为筹码赌更大的利益，而无法承担持续消费的人，在不正规的美容院与美颜相机中找寻突破壁垒的渠道。各取所需的背后，是残酷的颜值进化论。

即使是形象的自塑也依然被市场和他者的审美所包裹着，更多时候，人们想要的欧式大双、高鼻梁、锥子脸....其实也是抹杀个人特色、迎合看不见的权力的一种做法，整容成为投资、美颜成为社交手段，整个市场都在规更多人追逐屏幕后的“完美”幻影。更是塑造出了有些扭曲、脱离正常的审美观。比如“蛇精脸”刘梓晨和“真人芭比。”

幸运的是， 每个时代的新“美人”形象都是在旧的壳中孵化出的新生命，在大众追求整容脸的时候，也有一小部分审美开始蜕壳而出，倡导更加自然的美。这几年复古风潮和高级脸的流行说不准就又是一次美人的“叛逆”。

在不断打破媒介塑造的形象壁垒，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女性也在不断认知自我、认同自我，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反叛中，女性一点点挣脱权力的约束，挣脱他者的审视，拥有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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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地气，唔使扮嘢的时尚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