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8日报道 美国《休斯敦纪事报》9月4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你应该为孩子挑选一所差一点的学校》的文章，作者为彭博社记者莱昂尼德·别尔希德斯基，以下为文章摘要：
不要让你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小学，把孩子送入一所差一点的学校并确保孩子在班上名列前茅可能是值得的。这样一来，甚至很有可能，今后几年内孩子的学习成绩还会大大提高。这种情况也为管理者提供了经验教训。
如何为人们的影响动机排序？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课题。
绩效评估与学校排名影响成绩？
曾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中的绩效排名可能会成为薪酬制度的适当依据。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用一幅钟形曲线图对员工进行比较，把正态分布左侧尾部的那些人解雇。这种做法逐渐被称为“评级与封杀”，尽管韦尔奇先生厌恶这个名称，而喜欢称之为“差异化”。
最近的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灵验的。沃顿管理学院副教授伊万·巴兰凯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例如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巴兰凯博士说明了，如果去除排名反馈，往往会使销售业绩得到提高。直观的解释是，绩效最高的而且知道自己最出色的人，往往会懈怠；而分布图底端的人则会放弃改进工作的努力。
十年前，通用电气公司放弃了排名制度；最近，它甚至放弃了年度绩效评估，另外一些大公司也是如此。
然而，韦尔奇先生继续为排名制度辩护。他在2013年写道：“是的，我认识到，一些人认为，差异化的钟形曲线方面是‘残酷的’。这始终让我感到震惊和疑惑。我们在学校给孩子打分，这些孩子通常年仅9岁或10岁，也没有任何人称之为‘残酷’。但不知何故，成年人却不能接受？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欧美的许多学校都给学生排名——这显然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为什么差一点的学校是最优方案？
在一篇新的论文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理查德·墨菲和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菲利克斯·魏因哈特博士说，在英格兰，一名小学生在一门课中相对于其他小学生排名很高——无论其绝对成绩如何（客观地讲可能很平庸），但仍然要比同班同学好一些——在14岁和16岁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也往往高于同龄人。
对于在名校中没有名列前茅的学生来说，在这种学校学习可能具有损害性……有时一所差一点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层次，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这会产生长期影响。
根据包含225万名小学生的一个数据样本，墨菲博士和魏因哈特博士估算，如果在小学的一个班级中在一个科目中名列前茅，那么学生在高中期间选择该科目的概率增加20%。据研究，这种效应对男生来说要比对女生强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这种情况归因于排名较高刺激下信心和参与程度的提高。这种情况背后的机制被称为“小池塘里的大鱼”。
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德国波恩的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本杰明·埃尔斯纳博士和伊恩戈·伊斯弗尔丁博士表示，虽然在高中阶段与成绩较差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可能对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但排名高却能使信心和乐观情绪得到提升，也使班级中名列前茅的学生更加受到老师的关注——因而压倒这种负面影响，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得到提高。
他们认为，对于在名校中名落孙山的学生来说，继续待在那里可能会产生损害。他们在另一篇论文中表示，在分布图中排名较差会使危险行为，如打架斗殴、酗酒和吸毒的概率增大。
反馈应当量体裁衣
有关排名重要性的学术研究小心翼翼地把逆向因果关系排除在外。参与危险行为可能会造成排名下降，而认知能力的改善则往往会使排名提高，但学者们根据这些效应矫正了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使人毫无疑问的是，排名影响学生的成绩和行为。
这对选择学校产生重要影响。有时，一所差一点的学校，尤其是在小学一年级，是最佳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如果当父母希望女生在数学和理工等科目中赶上其他同学。学生在早期阶段的数学科目中名列前茅所带来的自信心能够在后期的教育阶段创造奇迹，因为此时各种社会偏见都会产生影响，使女生打消采取这条学习道路的念头。
在管理工人或学生的问题上，有关排名效应的最近研究结果显示，去除钟形曲线体制可能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墨菲博士和魏因哈特博士写道：“为了提高生产率，管理者或者教师的最优做法是，如果这个人在本单位名列前茅，就应该凸显一个人在本单位的排名地位。而如果一个人处于成绩很高的同龄人群体中，局部排名可能很低，但就全局而言却名列前茅，管理者就应当更加突出其全局排名。对全局和局部名次都很低的个人来说，管理者则应当强调其绝对成就，或者强调这个人在其中排名较高的其他任务。”
此乃金玉良言。
韦尔奇先生说，雇员们要求从上司那里获得坦率的反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中，反馈都应当为个人量体裁衣。
【延伸阅读】《向往的生活》：吃苦又真实，但打动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参考消息网8月24日报道 《向往的生活》是个“慢综艺”，节目一开始设定的初心就是“观察生活”。
它不“生硬”地制造节目冲突，没有竞技PK淘汰，甚至不像《中餐厅》那样有固定任务——进行“厨艺比拼”。
节目中，嘉宾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到原始时代拾掇庄稼，以儒家之礼践行待客之道，并不断驯化客人“干活很愉快”。
而且，关于乡村生活，它似乎给人展示了一种与很多城市年轻人想象中不同的形象。
一个慢生活且现代化的乡村。
慢综艺不“矫揉造作”
节目嘉宾们被“发配”到郊区生活，第一季是在北京密云，第二季在杭州桐庐。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早点店、没有超市，购买肉类都需要驱车前往。
而且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钱还得自己挣。除了节目组给的三个月总共100元的生活费，其他的都得靠嘉宾自己加工农产品（包括笋干、咸鱼、蜂蜜各种原汁原味的土家特产），卖给节目组。
难怪有彭昱畅“用身体换钱”一说——他采蜜时被蜜蜂意外叮一个包，节目组补偿他10元钱“工伤费”，他用李小冉的巧克力死皮赖脸地磨，才“敲诈”回一罐迷你煤气。
其实节目组让嘉宾们经济“吃紧”，都是为了真实还原吃苦的状态。在节目组看来，如果不让嘉宾们真正地“融入”，那么慢综艺就会变成“虚情假意”“矫揉造作”，而劳作的核心——“自给自足”也失去根基。
所以，你能看到常驻嘉宾黄磊、何炅都是绝对“下榻”乡村的“蘑菇屋”，即使作客嘉宾也是夜宿临时蘑菇屋里临时搭建的床铺。
节目组还试图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光鲜亮丽的“明星们”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清早睡眼惺忪、蓬发乱翘的男艺人们，互相吐槽打呼声太大，黄磊、潘粤明都纷纷中枪。
生于1994年的彭昱畅，被黄磊吐槽24岁了还不谈恋爱；而生于1989年的李诞也被无情吐槽：看着跟1989年出生的刘宪华挺有年龄差。
“关系户”让气氛和谐默契
归根结底，观众爱看明星真人秀，源于一种窥探欲。如今，明星们往往是被“包装”过的，观众希望窥视明星的真实状态和个性。
不同于“快综艺”，“慢综艺”时间周期更长、冲突被弱化，因此，明星们在镜头面前更能卸下心防，更为“本真”。
《向往的生活》有60多个机位，一天24小时不间断拍摄，正是这种完整、不干预的拍摄过程，给足了人物交流的空间，人物之间的关系、情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流淌，得以自然流露。同时，这样的拍摄方式，也能更无边界感地侵入明星们的“私人领地”，也更“温和”，并非是“八卦记者和狗仔”。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松弛的氛围”对慢综艺格外重要，因而节目组请来的这些嘉宾们往往相熟，或是一起拍过戏，或是师生、同学、好友，譬如，宋丹丹、赵宝刚、张杰、李小冉等等，蘑菇屋也被戏称为“关系户聚集地”，那里气氛和谐。
而由此顺其自然出现的火花，笑点、爆点，看似随意却无不是节目组的苦心设计：只要黄磊和何炅两位核心嘉宾的基调确定，那么整个节目的气质就不会走歪。例如，
“黄小厨”黄磊，这位号称烧菜的百科小能手串起了整季的“吃”轴心。而且由从银幕帅气小生转变为一家五口的居家好男人、深情丈夫、慈爱父亲的形象，深入人心。何炅自《快乐大本营》支持人后被称为高情商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与黄磊是几十年的知心好友，认识二十多年蹭了一千多顿饭并非虚言。在节目人设方面，黄磊是主攻类似爸爸形象的主持人，何炅是主攻类似妈妈形象的主持人。
他俩在《向往的生活》中的默契感是其他节目无法复制的。这对于没有剧情、冲突等设置的慢综艺来说，鲜明的人设、清晰的人物关系，至关重要。
“乡村”的沉浸感
《向往的生活》的脱颖而出，更离不开对场景的考究。
节目的道具木车、鼓风机、斗笠、蓑衣都是从实地“淘来”，三只鸡小花、小白、小黄，山羊点点，鸭子彩灯，还有两只柴犬小H、小O在剪辑中无不拟人又萌宠，而鱼塘、油菜田、庄稼地布满，更是有手绘地图在手。
只有精细布局才能引发“乡村”的沉浸感。
现今生活节奏飞快，人们渴望慢下来，但城市压力无法宣泄，于是宅文化、丧文化滋生。嘉宾李诞似乎就是最好代表，他的“懒”一度上热搜，引发争议。
李诞最爱躺着，挖笋虚弱无劲，理直气壮地叫嚣：“我不劈我不行”，刘宪华鼓励他时，他直接回一句：“我没有自信”。
他初来乍到时，努力赖活，只希望挑最轻松的做，大声叫嚣：“不要给我力气大、能干的人设”！
李诞与“精致派”徐峥形成有趣的互文。
热爱体验的徐峥自言要逃脱“折磨”，却搬砖、采蜜、插秧，乐在其中。似乎他的劳动潜能彻底觉醒啦！
这或许是身在城市的上班族，能回忆起最朴实生活的样子了。生活不止苟且，挤地铁、加班，下班后想躺着，这并非生活常态。世外桃源里，插秧、抓泥鳅，收油菜子、晒梅菜干，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徐峥吃饭、干活的成就感，开心又诚恳的模样，非常有感染力——这或许也是《向往的生活》的最大魅力。
它像综艺版的《我爱我家》，只是回归原始环境下，更衬托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化学反应。
梦想的田园生活离不开“现代化”
从最开始的《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到现今的《中餐厅》《向往的生活》，综艺节目的衍化过程，其实反映的正是城市生活的一体两面：
人们渴望刺激，也热衷于宁静；
既卷入漩涡，又是搬砖的看客；
而追根究底，看似自取自足的乡村生活，也没有脱离不开城市生活的“便利”——快递。
嘉宾们记录乡村生活，“视频”“拍照”也正是依赖摄影机、手机。
即使是黄磊，烧饭时也幻想能有台油烟机，燃气灶。他也会为换来一小罐燃气，而开心地舒一口气。
《向往的生活》难得在，一时的放空，“慢下来”的生活，让人追忆乡村生活的淳朴。
却又无枉不在地标签出，城市生活的“存在感”。
另一方面，从节目打造的样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率先富足起来的乡村，与“现代生活”结合的田园生活，是有可能的。
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城市=现代、乡村=落后”，似乎成为很多人的既有印象。但在发达国家，乡村生活的现代化，恰恰是其发达的标志之一。身居田园，同样可以享有良好的生活质量，以及教育、医疗及商业等配套服务。
在此方面，《向往的生活》在有意无意之间，也许揭示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新方向。
所以，慢综艺节目形式上看似远离现实，但内核上无一例外地紧扣现实。（文/朱柒柒）
（2018-08-24 09:43:06）
【延伸阅读】25年前，《喜福会》也曾给亚裔带来希望，后来呢？
参考消息网9月12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1日刊登了题为《25年前，<喜福会>也曾给亚裔带来希望，后来呢？》的文章，作者为安德鲁·周，文章摘编如下：
如果你问许多亚裔美国演员和创作者，他们会告诉你，好莱坞对他们所属社群的呈现正在转变。
2018年8月，《疯狂的亚洲富人》（又名《摘金奇缘》）登上票房冠军位置，为续集打开了绿灯。由约翰·赵主演的《网络谜踪》和陈东兰主演的《致所有我爱过的男孩》也都收到了好评。这些影片的出现，让“亚洲八月”这个庆祝标签在网上走红。
《喜福会》的高涨与乐观
但25年前，根据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改编的电影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的影院上映时大受欢迎，也出现过类似高涨的乐观情绪。影片受到了影评人的热烈欢迎，称赞其对四位人到中年的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美国化的女儿做出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片中的许多女演员以及导演王颖开始收到各种引人注目的邀约。“我认为这对亚裔美国人来说，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片中饰演罗斯的赵家玲在一次采访中说。
但事实证明，障碍的突破是非常困难的。《喜福会》之后，并没有出现大量的亚裔美国人电影，在20多年时间里，它始终是一种象征，直到《疯狂的亚州富人》成为又一部讲述当代剧情、全亚裔阵容的好莱坞大片。
在“亚洲八月”这个标签出来后，王颖、谭恩美和电影里的五位女演员——赵家玲、卢燕、劳伦·汤姆、富田谭玲和温明娜反思了在《喜福会》之前和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偏见，以及他们是否相信《疯狂的亚洲富人》真的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亚洲角色难见深度
《喜福会》之前，在好莱坞有深度的亚洲角色难得一见。通常是一些武打角色（通常由李小龙扮演）、漫画式的人物（《十六支蜡烛》里的角色龙大东），或者“黄脸”角色（《蒂芙尼的早餐》中米基·鲁尼扮演的国吉先生）。
在《喜福会》中扮演安梅的卢燕亲身经历过这些原型。1958年，在以中国为背景的一集《秀兰·邓波儿的故事书》中，她被安排出演女二号，而白人女演员朱迪斯·布劳恩则“黄脸”出演女一号。“在好莱坞的时候我很郁闷，因为没有真实描绘华人的剧本，”卢燕在一次采访中说。
几十年后，《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偏见。在电影中饰演韦弗利的富田谭玲形容她早期的影视角色：“要么是放荡的女孩，要么是出身卑微、心地善良的姑娘。”
赵家玲在露西尔·鲍尔的一个剧集中饰演一个洗衣工的女儿，在《陆军野战医院》及其续集《陆军野战医院之后》中饰演一个温顺的、谈论着吃狗肉的韩国新娘。“亚裔美国女性被物化了，”她说。“他们只要你美美的就好。”
小说《喜福会》在1989年问世，其中的人物与之前形成了可喜的对比。他们一边与高期望值、心理创伤和文化差异斗争，一边珍视家庭的纽带。“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在写我的生活，”饰演钟的温明娜说。
虽然几乎所有片厂都没有选择这个项目，王颖、谭恩美和编剧罗纳德·巴斯同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杰弗里·卡岑伯格一起还是大赚了一笔——卡岑伯格给了这支团队1000万美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本网注）的预算和完全的创作权限。影片受到了影评人的热烈欢迎，票房表现也很好，轻易地就赚回预算并取得3290万美元的总票房。
积极影响立竿见影，却微不足道
积极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的。饰演琳娜的劳伦·汤姆很快就被选为《老友记》中罗斯的恋人，因为该剧制片人之一看了这部电影。温明娜在迪士尼的《花木兰》中配音，并获得了其他角色。
“我总说《喜福会》是我进入好莱坞的绿卡，”温明娜说。
王颖的声望也得到了提升。在影片上映的当天，他回忆起曾接到哈维·韦恩斯坦的电话，后者当即同意为他的下一部影片《烟》提供资金。（王颖说，他当时不知道韦恩斯坦的掠夺性行为，但与他合作很困难：“他显然是某种霸凌者。”）后来，王颖导演了多种影片，比如有詹妮弗·洛佩兹出演的《曼哈顿女佣》，以及家庭剧《都是戴茜惹的祸》。
“在这个行业里，你很容易被限制在一个类别里，”他说，“我不想被困住。”
在扩展他的疆域的同时，王颖也试图向片厂倡议拍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电影——但没有成功。他的宏大构想，比如一部设定在唐人街的《西区故事》改编版，遭到了拒绝；他在自己的电影中加入亚洲角色的努力也遭到了拒绝。“我总是说，‘我知道这个角色不是为亚洲人写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一个好的亚洲演员来扮演这个角色呢？’他说。“那将是一场我永远赢不了的斗争。”
《喜福会》中的四个女儿最终发现，她们在为了向亚洲女性提供的几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竞争，她们大多转向电视行业，在《急诊室的故事》和《白宫风云》等剧中出演短期角色。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年龄相同、类型相仿的白人，她们会接到电话。但是我的经纪人无法让我进入房间，”汤姆谈到电影试镜时说。她最终在声音表演方面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包括为《飞出个未来》中的艾米·王等角色配音，她说她最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你的年龄、你的样子，甚至你的性别都没有关系。”
风向已经变化
在《疯狂的亚洲富人》2018年夏天上映前，对于亚洲演员和导演来说，风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电视的繁荣带来了诸如《初来乍到》这样具有文化洞察力的电视剧，各种各样的演员都得到了角色。例如，《喜福会》中的三位女儿目前都在大获成功的电视剧中扮演角色：温明娜在漫威的《神盾局特工》；汤姆在《安迪·麦克》；富田在《良医》。
在电影行业，大制片公司有了亚洲高管，中国票房的实力增强催生了更多以亚洲为中心的故事。其中包括《木兰》的真人改编影片，其中赵家玲饰演木兰的母亲。
现年91岁的卢燕在《疯狂的亚洲富人》中饰演尼克富有而又严厉的祖母尚苏伊，在两个时代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很高兴，这部影片最后很有趣，但也很感人，”她说。
8月，《喜福会》演员和主创团队的许多成员在洛杉矶聚会，庆祝这部电影上映25周年。之后，谭恩美、王颖和巴斯讨论了续集的可能性。他们相信，这一次，这部电影可能会受到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支持，这个社区已经学会通过社交媒体动员起来，并大声谈论自己的成就。这与《喜福会》中的人物林多所代表的方式相去甚远，她在晚餐时会通过贬低来呈上她最拿手的菜肴。
“那时候，我们有点自我批评的倾向。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社区，我们开始意识到自我鞭笞只会带来伤害，”赵家玲说。
汤姆用更直截了当的方式说：“我认为不再有任何事能让我们闭嘴了。”
（2018-09-12 14:49:07）
【延伸阅读】关凯文的财富三部曲如何实现海外华人形象的“大翻转”？
参考消息网9月4日报道 香港《亚洲周刊》9月9日（提前出版）的一期刊登题为《改写全球华人形象 关凯文三部曲幕后》的文章，以下为文章摘要：
关凯文的三部长篇小说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而好莱坞改编的电影《疯狂的亚洲富人》也连续三周夺得票房冠军。这是一次全球华人形象的翻转，冲破了华人过去在好莱坞的边缘化角色，告别了当年傅满洲、陈查理的刻板印象。小说的女主角是纽约大学经济系教授，反映全球华人专业阶层的傲骨与气场，不再只是被世袭的财富版图所左右。小说也点出亚洲“传统金权”与中国大陆新富阶层的碰撞，折射今天全球华人的权力版图，极具戏剧张力。小说也探索亚洲富豪的价值观，为何与西方富豪截然不同；显示亚洲人的主体性，也找回全球华人诠释自己历史的权利。
也许没有一个作家，在那么短的时间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国际形象。关凯文的“富豪三部曲”（即《疯狂的亚洲富人》、《中国富豪女友》和《富人问题一箩筐》），从2013年到2017年，五年之间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销量高达200万册，广受评论界的好评，而好莱坞改编的影片《疯狂的亚洲富人》，也在美国首映的第一个星期，就夺得了票房冠军。
找回在西方社会“主体性”
在这巨大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一次全球华人形象的翻转。在文字与映像的交织中，全球华人的国际形象，冲破了过去好莱坞的配角和边缘化的角色，告别了当年傅满洲、陈查理的扭曲面貌，抛弃了美国电影界的刻板印象，更摧毁了“漂白”亚裔角色的好莱坞传统。
关凯文的小说，将女主角周瑞秋设定为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男主角杨尼克则是纽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们以专业人才的形象出现，不受男主角家中拥有巨大财富的影响，坚持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轨迹，反映全球华人专业阶层的傲骨与气场，不再只被世袭的财富版图所左右。
小说也点出亚洲富豪家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和西方的富豪截然不同，更重视家庭责任与子女教育，更能为未来着想，而不只是个人的穷奢极侈。
全球华人的国际形象，关键在于代表性，在主流社会投射什么样的心灵图画。这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首次找回亚洲人在西方主流社会的“主体性”，不再是被西方的角色牵着鼻子走，而是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吃饺子、打麻将的生活方式中，展现自己的独特文化风貌。
这三本书名都是与富有挂钩的小说，对“Rich”一字作出细致的描绘。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一些超级富豪，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与泰国，都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财富网络。他们更与香港、台北的财团交往密切，或是透过联姻结合成一个绵密的人际关系网。关凯文的小说，揭开了传统金权盘根错节的势力。
“富过三代”自豪感难抑
事实上，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亚洲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根据福布斯的研究数据显示：在2017年，拥有十亿美元身家的亚洲人高达637人，而美国则只有563人，在欧洲则只有342人。
这也是全球华人社会的最新动向，要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找回自己诠释历史的权利，而不是靠别人理论的唾沫，来为自己壮胆。这也是美国亚裔社会近年的一股潮流，要发现自己文化的根源，但也能够在美国文化的“大熔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东南亚的富豪家族很多都更有历史感，是“富过三代”，比较像欧洲的“贵族”，不仅具有财富上的累积，也有文化与教养上的累积，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自豪感。
在美国长大的亚裔，凭着他们比较高的学历，在专业领域出人头地。关凯文书中的女主角周瑞秋，就是纽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教博弈论。电影一开头，就有她和一位男生赌梭哈扑克的场面，周瑞秋凭着大胆的叫牌与下注大赢，镜头拉开，原来这是纽约大学的一堂课，周教授就这样总结：玩扑克就是要争取赢对方，而不是防止自己怎么输。寥寥一笔，就展示了亚裔教授的智慧。
（2018-09-04 16:30:42）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