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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畅

电子游戏的反对者们在谈及游戏危害时，习惯于取譬设喻，「电子海洛因」便是例证。胡泳指出：「网络成瘾被指为败坏青少年道德的渊薮，这种污名化往往是通过一系列比喻完成的：把网络比作精神毒品，戒除网瘾则被视为一场战争。」

反对者们往往对网游缺乏体验，事实上他们也拒绝体验。从事「网络沉溺问题研究」的张春良，认为网络游戏实为「电子鸦片」，而网游厂商则是有意「销售沉溺」的「电子贩毒者」。

在接受《家用电脑与游戏》杂志采访时，张春良坚称，尽管自己没玩过网游，但这并不妨碍自己批评网游：

这瓶东西是毒药，喝死过人，我只要知道这瓶东西足以毒死人就可以了，不用知道这瓶毒药的化学成分是什么。

海南大学的孙教授也公开抵制电子游戏，逻辑与张春良相似。在面对「没有玩过游戏的人没有资格批评游戏」的诘难之时，他正色反问：「难道没有吸过毒的人没资格反对毒品吗？」

此类电子游戏批评者，可归入贝尔克所谓的「道德改革家」一类。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并热切地提出道德改革方案。基于此，干预、拯救、治疗等应对措施就显得尤为必要。

贝尔克指出，继「道德改革家」提出「规范」之后，专门的机构组织便应运而生，开始着手执行「规范」——「专职解决某类问题的大型组织被建立起来，作为机构组织的规范执行者取代了个人改革家的位置。」

2004 年前后，救助「网瘾少年」的浪潮开始形成。据称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的陶宏开是「网瘾」救助的最早倡导者之一。2004 年 5 月，《武汉晚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一位母亲的来信《谁来救救我的女儿》。这位绝望的母亲向媒体哭诉自己的女儿曲倩迷恋网络游戏，劝过、骂过、打过，甚至报过警，但女儿依旧不肯回头。来信见报后，陶宏开主动联系了这位母亲，并与曲倩促膝长谈。女孩旋即戒掉了多年的「网瘾」。

陶宏开的恳谈劝导堪称「和风细雨」，不过这在现实中难以复制，于是矫正「网瘾」的强制性手段趁势登场。纪录片《中国网瘾者》（Web Junkies，2013）讲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下属的「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里发生的故事。「基地」主要从事「网瘾治疗」，模式包括军事训练、心理辅导、医学治疗等。

正如张琳等人所指出的那样，「网络（游戏）成瘾/网瘾」的命名，实质上是将「过量上网/游戏」「病理化」（pathological）。在这个预设下，「网瘾」被判定为精神疾病的一种，需要接受规范化的医学治疗，有时甚至有必要采取强制性手段。此外，作为病理的「网瘾」将矛头指向少数个体而非游戏经营场所。

换言之，「生病」是身体的疾患，是个人的事情，不在公权力的管制范围之内。

绝望的家长们无法求助于公权力，只好求助于经营性的专业机构。

所谓的网戒机构，很大程度上属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意义上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或译为「总体机构」）。戈夫曼揭露了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全控机构」的自我合法化的组织方式——通过定义他们的目标使其活动获得合法性，反过来又将他们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合法化。同时，「全控机构」剥夺了人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他们的自我感。网戒机构的组织方式及其针对「网瘾」的病理化处理正体现了这一点。

2008 年，随着媒体的曝光，网戒灰色产业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人们发现，所谓的「网瘾戒除」正逐渐从最初的公益事业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2008 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网瘾之戒》（柴静专访杨永信），曝光了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用电击治疗「网瘾」的黑幕——无比驯服的受治者似乎「因为恐惧才顺从」。

《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等人发现，2009 年之前是「网瘾治疗」的黄金时代，也是各大「门派」大肆圈地的时代。「门派」之间互相攻讦亦是常事：尽管戒除「网瘾」是共同的目标，但戒除手段究竟选择教育矫正，还是医学治疗，各方分歧甚是严重。他们通常强调自身戒除手段的专业性，质疑对方「门派」的资质。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网瘾」的界定标准一直饱受争议，且最终未获官方背书。相关专家在界定「网瘾」时往往声称参考了国际标准，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国际标准」不过是以讹传讹。2009 年，卫生部明确否认将「网瘾」当作一种疾病，只将其称作「网络使用不当」，并禁止损毁性外科手术，禁止通过限制人身自由、体罚等方式进行干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