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命运宠儿 施政宽仁

与雍正帝相比，乾隆实在过于幸运。由于雍正秘密立储的接班人制度及猝然早逝，乾隆得以在二十五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继位。此前在雍正励精图治的十三年治理下，大清已经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气象，大清的帝国之船在水波不兴的平稳环境中，在一个自信阳刚的青年人手中掌舵前行。

早在年幼时，乾隆（弘历）就得到了老皇帝康熙的特殊眷顾被带到宫中养育，这种情况只有当初太子胤礽长子弘皙才享受过，康熙此时已经有了近百个孙子，弘历的出色让视觉麻木的老皇帝康熙感到少有的满意，祖孙半年的相处，也让康熙感受到少有的天伦之乐。

不仅如此，弘历更是雍正极其喜欢的一个儿子，为此煞费苦心把这个孩子介绍给康熙亲近。对此，乾隆弟弘昼记载说：“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处，寝室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父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雍正在弘历成年后封他为宝亲王。在谕旨中这样说：“皇四子为皇考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对弘历的喜欢雍正是发自内心的。知子莫若父，弘历学业非常扎实，先天资质在这个庞大家族中属于头等，凡是当天的学业完成得又快又好。老师蔡世远评价这段时间说：“皇四子（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

雍正猝然离世，宝亲王弘历继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以乾隆的性格自然不会被空洞的道德词汇所束缚，他站在政治最高端开始设计属于自己的国家理想。雍正铁腕治国十三年，天下处处充满了高压紧张的空气，作为他的儿子，乾隆更能体会到这种严寒政治。做皇子时，乾隆在习作课业中写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囿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知子莫若父，对于儿子和他的性格差异，雍正曾经警示过他，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

然而新皇帝还是迫不及待地对雍正的政治遗产进行大幅度调整或是否定。首先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宗室后人的身份，让他们又成了天潢贵胄，给予物质和名誉上的优待。其次陆续赦免被雍正重处的将领如傅尔丹、岳钟琪等，就连严重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乾隆也下令放回其被流放的亲族。最后大幅度改变雍正时期的主要施政政策如停止清丈土地、停废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止捐纳等。

这一系列的做法，与雍正得罪遍了整个集团，收揽了当时几乎所有恶名相比，乾隆一下子受到广泛赞誉。乾隆的宽仁思想深受祖父康熙的影响，正如他自己说：“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从始至终，乾隆对康熙满含深情怀念终生，以至于在晚年提前禅位的重大理由更是因为不敢超越祖父的在位时间。

2.励精图治 高压反腐

乾隆理政之初，虽然大幅度调整雍正时期的政策，但在高层人事方面却未有重大改变，乾隆对此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然而雍正留下来的两个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俨然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派系。对此局面，乾隆在尽量搞政治平衡的同时，也尽快搭建自己的政治班底。

几年后鄂尔泰去世，乾隆提拔重用了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列于张廷玉之前，一年后，又命“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让他退居二线。

史载讷亲“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然而之后的讷亲日益膨胀，主持吏部和户部实务时得罪了许多督抚，后来督师金川，因战争失败而被处死，其中本质原因就是最终没处理好与乾隆和众权贵的关系。新皇帝不仅手腕强硬，而且具有极端聪明的情商，让官僚集团愈来愈畏惧这个年轻帝王。

乾隆四年（1739），工部修理太庙所用的“庆成灯”，申请领银 300两和200 串钱，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但精细的乾隆觉得“此灯不过略为粘补修理，何至用银过如许之多”？工部官员以为皇帝不懂工部业务含混敷衍说：这笔钱是预支的，将来按使用报销，剩余的交回。为此乾隆大怒，整个工部衙门全部被降罪。尚书、侍郎或被调离，或被降级，最侥幸的也受到罚俸。 此事一出，满堂朝臣无不震惊惶悚，再也不敢轻视乾隆。

不仅如此，乾隆早期的励精图治非常有恒，儒学的深度滋养，让这个年轻皇帝做事有规律， 恪守儒家行为规范。乾隆五年，由于接连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乾隆患上了重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上奏请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人的身体不适应也很正常，如果因为自己累与不累，就将国家政务抛开，那么越来就会越松懈。

与雍正相比，乾隆早期澄清吏治，惩治腐败的力度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反腐从细节抓起，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特产旗号相互馈赠。与此同时要求督抚公款吃喝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他还通知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提出这种细化到官吏家人以及工作人员的要求，乾隆应该是第一人。

雍正时期反腐最高压时，推行过“完赃减等之例”。规定一年之内将贪污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能全部补上，还可以宽限一年，犯官在外可以筹款，第二年仍没有全能补赔，犯官收监，妻子仍可以补赔。最后贪官们真正处以死刑的少之又少。

乾隆在理政的前二十三年，摒除巨大阻力，毅然决然地废除“完赃减等之例”，不管贪官家里有多少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即判处死刑，这一措施，使无数贪官被处死，可以说，这段时期的反腐严肃性不打折扣，是继朱元璋惩贪后第二个敢于全面执行死刑的皇帝。

总体来看，乾隆早期反腐成果较为明显。封疆大吏被处理的就有三十多起，被处死刑的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官员被处死，对全面澄清吏治，打造良好的官场环境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也为全面开创“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础。

3.十全大梦 自我陶醉

从乾隆的性格来看，追逐完美、风度情调都堪称一流，终其一生他对早逝的皇后念念不忘， 直到晚年还作诗怀念，这种对爱情的坚守，在拥有三宫六院的帝王中很是少见。乾隆在早期不断收拢国土面积，后来又以一种文化大气魄全面构建《四库全书》，打造了不乏浪漫气息的雄才大略格局。他用生命的四分之一巡视了自己治下的土地，亲自检验几十年来在他兢兢业业治理下的国家发展水平。

六下江南后来成了乾隆标榜自我的一件政治大事──“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几次下来，虽然亲眼看到治下出现太多的贫穷和底层的冤屈，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发展中存在的几个小瑕疵而已。不难看出，乾隆早期，社会趋于平稳，矛盾较为缓和，随着中后期的个人懈怠和全力追求自身美名，乾隆逐渐将政治功业当成了一己之私。

随着日趋追逐个人历史定位，在完美性格的驱使下，追求历史崇高声誉成为乾隆晚年最为在乎的政治大事。乾隆认为，大清在他的全面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型一流国家，由此他也成了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在举行完“禅位”大典后，他开始和历代君主比较武功、比较在位年龄，甚至比较儿孙多少。乾隆五十七年，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自撰写《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实际上，这所谓的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金川之战胜得非常不光彩。此刻他已经不管这许多，晚年的乾隆醉心于帝王排名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4.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规律再次全面体现在乾隆理政上来，随着精力的持续衰退，与老年相伴随的是无可奈何的懈怠。此刻的老皇帝就是活在自己搭建的盛世大梦中，执著完善着自己的“十全”，完美性格的缺陷在此刻愈加深刻地表现出来。

遗憾的是，这段他自认为是“十全”的时刻，其实恰恰是国家治理全面走向滑坡的前夜。腐败大潮再次汹涌袭来，雍正和乾隆早期政治成果随之东流。中后期的全面腐败呈现大体三个特点：

一是腐败趋向全面化。乾隆前期，在雍正反腐成果的基础上，贪污案件发生很少，偶有发生，涉案数额也不大。乾隆早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则几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并且惩治措施极其严厉，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后期，腐败案件呈现全面化，并且发生 小官巨腐、贪污呈十倍增长速度，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贪污公款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战中，仅仅是一个松岗站站员就侵占公款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层次呈高层化。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到贪污泥沼，乾隆对此承认说：“各省督抚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频发，腐败呈现集团塌方。乾隆后期，官僚队伍已经将贪腐视为“人 之常情”，办事花多少钱、疏通关系花多少钱，升官一次需要多少钱，这些都已经成为潜规则。为了政治安全，这些腐败者互相勾连，在经济上有牵扯，形成了利益集团，群体性的“窝案”“串 案”频发。

不光如此，晚年乾隆追求极致享受，大肆接受贡品，引领奢靡风气，整个帝国甚至都在为如何安排老皇帝南下争相做好接待准备，以此获得欢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所谓的国家承诺到乾隆时期已经成为巨大负担。

康乾时期社会稳定、精耕细作推广，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引进等原因都使人口激增，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人口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两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三亿大关。然而耕 地数目的增长却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3.5亩，而当时的警戒线是4亩，因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乾隆朝后期各地爆发的一系列农民反叛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用了64年的个人专制把整个时代强烈地注入了他的色彩。在统治六十年后，成功举行了禅位大典，既收获了禅让的美名，又做到了终身保持权力。直到晚年，在白莲教的起义后，他 隐约感到或许他治下的江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只不过他不敢接受这些严重后果，任何有损他“十全皇帝”形象的现象都是他极端厌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在他的时代之后，大清就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