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乔治·马丁，194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世界科幻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得主，被《时代》杂志誉为“美国的托尔金”和“新世纪的海明威”。

参考消息网9月25日报道 俄媒称，9月20日是乔治·马丁70岁的生日。

据俄新社9月20日报道，他是《权力的游戏》电视剧原著《冰与火之歌》的作者，被誉为“美国的托尔金（《霍比特人》、《魔戒》的作者）”，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就是要“伤读者的心”

即便那些从未读过马丁的书的人也听说过《权力的游戏》。永远不变的帽子、花白胡须和背带裤——这是马丁的标志性形象。

2011年，《时代》杂志将这位作家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

报道称，如果某人要拟定最残酷作者的名单，那么马丁想必会位列榜首。就连最痴迷的粉丝也会责备马丁的无情——他把一批接一批的角色写死了，甚至主要角色和最受读者欢迎的角色也不例外。粉丝认命了：马丁的书就得“心痛地读”。

在20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世界科幻大会的时候，马丁表示，作家的技巧是让读者在看到书中人物死掉时，感觉像自己的亲人去世一样伤心。

写自己想看的书

报道称，由于情节难以预测，马丁得以成功地将悬念保持到最后。无论粉丝推演出多少种剧情，他总是设法让他们感到出乎意料。受欢迎的作家不去迎合读者，反而迫使读者遵循作家的喜好，还能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读者相信，某个角色变成新主角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马丁并不是故意“作死”。他觉得杀死笔下的人物，他自己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因此，读者也能有最真切的感受。毕竟，马丁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是一位忠实的读者。大学里主修新闻的他一直很喜欢托尔金的作品，虽然他总体上觉得幻想小说不是严肃读物。

在创作《冰与火之歌》之前，马丁就凭借撰写的短篇小说集（多次获得科幻艺术界的大奖——雨果奖和星云奖）以及电视剧剧本而闻名。美国人泰德·威廉姆斯和杰克·万斯的书令马丁改变了对幻想小说的观感。

“坏人”也伟大

报道称，马丁作品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对正面和负面人物的故事一视同仁。

马丁并没有将他们分为英雄和坏人，因为他相信所有人都有伟大之处，都能为恶行赎罪。也许这就是为何他创作的中世纪人物形象如此生动多彩，贴近当代读者。

在《冰与火之歌》里，维斯特洛英雄们的转变非常有趣，因为他们的性格一直在发展。作者让最天真和最懦弱的人物也有机会磨砺性格和展现自我。结果，一些不久前还被读者蔑视的人物后来成了读者由衷喜爱和同情的对象。

作家没有休息和周末

报道称，粉丝经常抱怨马丁的书出得太慢了。他们甚至担忧马丁在有生之年来不及写完《冰与火之歌》系列（计划写七部，如今只出版了五部），因为他已经不年轻了，健康状况也不是上佳。但这不是马丁的错。

马丁说自己每周工作七天，还有五个私人助理。他把自己比喻为美式橄榄球迷，只有遇上赛季，他才能允许自己从维斯特洛世界里出来透口气。

令人难以置信的勤奋和细致令结果值得长时间等待。《冰与火之歌》系列在全球的销量超过6000万册，《权力的游戏》则三次被评为艾美奖最佳剧集。2018年，痴迷马丁著作的人有望迎来真正的节日：《火焰与血液》和《冬之风》两本继续描写维斯特洛的新书计划上市。

【延伸阅读】阿方索·卡隆：“墨西哥三杰”怪才，电影行业的“蓝领工人”

参考消息网9月19日报道 阿方索·卡隆，这位来自墨西哥的导演有着花白的头发，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又斯文内敛，但言语间吐露着的西班牙语，又不乏独特的属于南美地区的热情洋溢。如果你检查他的履历，会发现多重职务在身：从助理导演做起，编剧、拍摄、剪辑、制片、演员、导演无一不能。他拥有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视角，又有发达国家——美国好莱坞的眼界，而看过他执导的电影你又发现风格无一不足，难以寻找其中的共同逻辑。

他幽默地笑笑说，“当我拍完一部电影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去看它了。对我来说，它就像前妻。我们都互相付出了许多，我也爱她，但是之后保持距离，即使爱着也不会再见面了，一切都要往前看。”

抹不掉的墨西哥血液

但他血液中的墨西哥故乡却成了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文化印记。

阿方索·卡隆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即使对电影院怀有极大的热情，但墨西哥电影院的“黄金时代”却已经随风逝去——人们不再隆重地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而儿时的印象，无疑也左右着他今后对于电影创作的方法论：囿于时代的隔阂感，他觉得墨西哥电影院有着破旧的乡土感，没有流行的法国或者美国电影院的气质，视觉效果和技术层面本可以更为出色。

之后他一直寻求在这两方面不断突破——令他声名大噪的《地心引力》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与此同时，卡隆身处墨西哥“垮掉的一代”的余波，他直言当下的环境：“你无法干成任何事情”。而这种不安全感更贯穿了他的电影生涯。

一方面是他一直自称为电影行业的“蓝领工人”。从12岁就开始摆弄照相机，每每溜进家附近的片场偷学手艺，从助理干起一点一滴积累，但却一直坚守着终极目标——当导演，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他坦言“我不会将这样的工作路径推荐给每个人，因为过程中常常伴有不安全感”。

后来即便被邀请到好莱坞，他拍摄了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小公主》，对他质疑声也没有断过。他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我去跟他们见面，但是没有人中意我，制作人、编剧不喜欢我甚至反对我，片方抱怨为什么找这样的一个导演”。

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2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因此虽然干着自己喜欢的电影工作，他却形容道“像是带着镣铐跳舞”。形容自己接拍电影《远大前程》的情景，他无奈地说“我破产了，我没有钱，但我有小孩，我得找到一份工作。”因此在无奈和痛苦中，他拿着从未定形的剧本完成了工作，现今他仍对《远大前程》的制作过程感到些许的羞愧，即使人们依旧认为这是才华横溢的作品。

好莱坞的摇摆与溯源

质疑声中尤为幸运的是，他也遇见了自己的墨西哥挚友——吉尔莫·德尔·托罗（电影《水形物语》导演），卡隆这段友谊颇为“心心相惜”。

当时卡隆在墨西哥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被称为“有潜力”的人，而他听说瓜达拉哈拉有个擅长做特效的怪胎，并同样充满“潜力”时，开始暗暗较劲。“挺嫉妒的”，卡隆说，“甚至我认识的所有朋友都与他共事过”。于是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当卡隆在拍摄史蒂芬金的一个短篇故事时，发现托罗就在制作人的办公室——他也参与了剧集。两人发生了有趣的化学反应——互怼互吹，托罗对着卡隆说“你干得不错”，卡隆回答“哥们，你也不赖”，他们后续聊起史蒂芬金的故事多么奇妙，而且互相吐槽对方的翻拍却往往能糟糕透顶。

他们是老乡且意气相投，年龄相仿，而后他们连同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电影《巴别塔》《鸟人》导演）在好莱坞大展拳脚，并成为“墨西哥三杰”，斩获了奥斯卡、金狮奖等一系列高含金量奖项。他们三人甚至成为一种人人称羡的文化现象。

虽然在好莱坞他乡遇故知，但拍摄上却并非没有波折，卡隆依靠自己才华横溢的导演实力，接连执导了一系列奇幻电影，譬如《小公主》和《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但他也一度陷入了混乱：好莱坞与墨西哥的制作手法不同，工业化方式不一样，因此他也疑惑于该拍摄什么样的电影才是正确的——他直言自己的“蓝领地位”受到了挑战：好莱坞方面认为阿方索·卡隆应该专心做一名导演，编剧或是制作人不应该是他染指的部分，在这些方面他似乎指指点点，俨然是一名“入侵者”。

他左右摇摆，也消耗了自己的自信心，无奈之下他用最原始的方式自救——卡隆去录像店买了25部电影盘，希望能找到当年对电影的信仰。在看这些电影时，他也是矛盾的，既感动又“不安”，这也让他下定决心追本溯源，毅然回到家乡拍了墨西哥公路片《你妈妈也一样》，他表达说“成为编剧后我又开心了”。要知道，去了好莱坞之后他一直住在纽约，未曾回乡——

他对电影的心思也开始追溯回在墨西哥时的“初心”——塑造一种新的电影技术语言。因此，即使风格再眼花缭乱，在他的作品中你总能发现卡隆偏爱的镜头风格——用静止的广角摄像机拍摄物体。在《地心引力》之前，他最长的镜头是《人类之子》——长达到9分钟，而《地心引力》中更是提高到了16分钟。

在被问及为何偏爱长镜头的原因时，卡隆表述道“给予限制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作为观众你常常跟着主角的视角而不会轻易超越他的认知。虽然长镜头让人有些沮丧，但也因为观众无法全知全能，于是当有限视角一直持续的时候，观众会融入并且相信讲述的故事。长镜头赋予了故事的所有可能性。”

最私人电影《罗马》

遵循着卡隆“追本溯源”的逻辑，在《地心引力》推出4年之后，《罗马》的诞生就显得不那么出人意料了。卡隆将《罗马》定义为自己导演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电影”，它表达了“自己从影以来一直想要传达，但却一直难以呈现的复杂又精准的情绪。”

技术上，《罗马》全片画面采用70mm胶片拍摄，全黑白画面配合抓耳声效使得日常的生活场景渲染力十足。而内容上，这也是阿方索·卡隆从影以来最私人的电影，讲述他出生长大的故乡科洛尼亚罗马的故事。

卡隆说，“电影《罗马》中的角色都是真实存在的，是我所深爱着的人。”在拍摄过程中，他不断向内寻找素材，90%的场景根据以往的记忆来搭建，他回到墨西哥城，甚至重返事件发生的地方，不断地进入记忆的迷宫，与以往的人物进行对话，来不断激发自己创作的灵感。

他表达道：“我想通过《罗马》捕捉50年前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它是对墨西哥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一次探索，阶级、种族这些问题至今仍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也是为一位女人所画的肖像画，这个女人抚养我长大，她给予我的爱超越时间、空间和记忆。”十分令人动容。而这无与伦比的私人影像《罗马》，也使得阿方索·卡隆斩获了2018年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狮奖。

对于《罗马》他十分珍惜，也因此格外谨慎。

阿方索·卡隆承认传统的院线放映手段让他“担心”，因为《罗马》是一部黑白片，不仅说着西班牙语，甚至演员都不知名。因此，他希望采用更为激进的发行方式，而恰巧奈飞抛出了橄榄枝，于是他决定采用网络发行的方式。这一勇敢的一步，也使得他立场坚定地放弃了2018年戛纳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角逐。

戛纳的选片主席福茂曾一直据以力争，而最终颇为遗憾。

但卡隆有自己的看法，分外坚定——“不考虑商业上的成本与票房问题，我必须让《罗马》被尽可能多的观众看到，确保在线足够长的时间。”（文/朱柒柒）

（2018-09-19 09:48:00）

【延伸阅读】陆天明：热血知青与反腐斗士自述——文艺作品应该从心里“冒”出来

参考消息网9月4日报道 参考文化记者采访陆天明时，虽然他已75岁高龄，却依旧神采奕奕，声音也是中气十足，不见任何老态的迹象，反而头脑灵活精力充沛，谈到高兴处还时不时爽朗大笑。

他保持健康平衡的作息，每日晚上10点前睡觉，早上5、6点钟必起床。虽然住在繁华的CBD区，却坚持不参与应酬和夜生活，他说“我要不断地写，得保持体力，分分钟都不能懈怠”。

他甚至看金庸作品《雪山飞狐》入了坑，却极有克制力地保持着分寸，即使是最早的一批互联网网民，也坚持不沾电脑游戏，只玩过最基础的俄罗斯方块。在他看来，休闲不能耽误了正经事。在他的客厅，摆放着有好几面的书柜，悬挂着书法作品——这一如他向来的哲学理念：宁静致远。

15年热血知青，丝毫不悔

陆天明有着极其不同寻常的青春时光——高一时洋溢着革命热血，毅然注销上海户籍，投入1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在安徽的农民家，他苦的紧，活干得累，每天的伙食只有两碗粥，也累垮了身体，甚至到吐血。组织看不过，三年之后将他调回了上海。

可陆天明养好病之后又不安分了。他像是弥补般地，跑到更远的新疆火焰山——没错，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蛮荒地方。有多偏僻？需要先坐没有卧铺的火车五天五夜到乌鲁木齐，再往西240公里，才到了他所在的农场。

这次条件更恶劣，他回忆道：“这群从上海来的15个男生，住的是半地窝子，还没有我客厅这么大（大概15平方米），全睡在铺着麦草的地上”，甚至 “周围五六公里路都没有电，晚上漆黑一片”的。休息不好活干得也累，一屋人即使早上敲钟也爬不起来，连长也挺狠“敲20下不管用就敲一两百下”，作为班长的陆天明甚至会去掀被窝。

他回忆往事，挖掘出诸多细节：98%的粮食都是玉米面，而玉米面普遍发潮，蒸出来的馍馍发黑发苦。剩下2%就是每个月仅有的4张白面馍票，“就像你们现在的吃燕窝喝鱼翅汤一样”，他如此形容白面的珍贵。即使如此有限，也往往吃不上，要优先照顾病号。由于有时半年只发三两油，为了省着用，炒菜就用菜叶子沾着浅浅一抹来解馋。

他的情绪被代入到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又不忘调侃说：“当年为什么这么热血沸腾，你们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可笑？”。

但是陆天明又满怀深情，“不是说我们多么高尚，是时代训练出了我们，是血液里的东西。我们都是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和《牛虻》长大的，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很宝贵，最初的几年条件最艰苦，但反而是最开心坚定的”。

后来受邀请调到北京作编剧，陆天明还考虑了一周，犯着嘀咕“离开火热的斗争生活，会不会走向修正主义？毛主席号召要在火热斗争生活里和工农兵在一起，我会不会变？”

这样的良心叩问不少，这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不管话题多么尖锐，都坚持发声。他不会忘记被当地百姓诘问的那一幕：“你们可以选择回到城市了，但我们就不是人了吗？我们就活该祖祖辈辈地待下去吗？”

陆天明哑口无言，颇为震动，据此蓝本创作了话剧《扬帆万里》，这在新疆引起了轰动。而难能可贵的是，陆天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一如既往。

反腐创作：心惊肉跳又柳暗花明

写作的文学梦想一直深埋在陆天明心中，他甚至12岁就发表了诗歌，这种自然的热爱像从娘胎里带来一样。缘何而起？陆天明自己也表示神奇，并没有任何征兆，不过他向参考文化诉说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整理父亲遗物时，他从一个破旧的小盒子里发现了父亲从上海逃难到昆明的手稿，原来在父亲19、20岁的时候，一路上就写了诗歌、散文、小说并发表在昆明的报纸上。

震惊之余，陆天明感慨于在世时，作为父子竟然从未交流过文学。

对于文学，陆天明也有着自己的“执念”：文艺作品应该是从心里“冒”出来的，作家并非不能强调自我，但基础是对生活的理解，更应该背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要崇拜你们作家呢？”陆天明表达道。

他无疑是以身作则的，《苍天在上》、《省委书记》、《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这几本反腐小说的问世都曾面临过几天几夜的波折，用陆天明自己的话说“反复坎坷、要死要活”，他形容这些作品就像个个难产下来的孩子，他也曾被折腾的夜不能寐、无所适从。

陆天明在小说中倾诉了自己深沉的反思与忧虑：历朝历代都有腐败现象。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反腐？《苍天在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一声呐喊。

而在《省委书记》和《大雪无痕》中，他投入了新思考，以往认为“腐败分子都是坏人”，但在陆天明挖掘看来，“有转变的过程”，他分析道“毕竟被提拔的都是大学毕业生，政治上比较过硬，刚开始无疑都是能干、有作为才提拔起来的。”

他创作深度不止于此，“当官会面临诱惑太大，而如果没有人民的监督往往会造成‘永远正确，可以为所欲为’的幻觉。”正如2005年小说《高纬度战栗》中反映的，是什么为腐败推波助澜，它滋生的温床什么？

创作中，陆天明坚持的重要技巧就是到生活第一线去体验。

他感叹道“当初的作品（1995年电视剧作品《苍天在上》）与2017年《人民的名义》相隔几十年，那时候没人敢写。”更何况还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得到中央媒体的认可无疑是难上加难——但心血并没有白费：作品终于在全国引发轰动效应。

《苍天在上》电视剧播放从20:05—20:45，片尾曲一结束，大概从20:50到24:00，陆天明家里的电话会接连不断地响。

他耐心地一个个接，来电者既有之前失去联系的朋友、同学和亲戚，也有陌生人。“不止是吹捧，他们认真跟你谈对这一集的看法”。观众也写来一麻袋又一麻袋的信件，陆天明十分感动。他记得，甚至还有观众原本有轻生想法，但在看完剧后却最终转变。

陆天明这样形容文学带来的巨大回馈：“振奋又美好。”这些经历，也无疑影响了他对儿子陆川的教育之道。

创作需要自我，但不能对生活苍白

陆天明的儿子陆川，作为第六代导演已有《寻枪》《南京！南京！》《可可西里》等代表作，其作品见地颇具深度，总能构建出一条有别以往的文化价值之路。

在被问到教育之道时，陆天明谦虚地笑笑，“没有什么特殊教育，自由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放养。他知道年轻人都会经历青春期，带有“小孩的牛劲”，容易因为对社会的不了解而发生大碰撞。所以他的策略是：“一般问题就不要管他了，关键时期到来时要摁得住”。

此刻，在参考文化记者面前，是一位硬气又威严的父亲形象。

陆天明提到，陆川在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就希望填报电影学院，成为一名导演——“无疑这是危险的，对社会生活理解的苍白，会导致文艺作品倾诉主题的匮乏”，在陆天明看来，虽然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上了几十年被称为‘社会’的大学，所以一生都有话要说”。此后，陆川在部队锻炼多年，又在考研究生时报考电影学院，这次陆天明点点头，不再有任何反对。

在陆天明看来，“创作上要完全的自由和自我”，他从不干涉陆川。他承认父子之间必然有代沟，所以即使讨论都是融洽从不伤害感情，他强调“从来不用自己的政治观点去压制对方”。陆川挂在嘴边的话也往往是“爸爸很勤奋”，他曾写文章《30岁以后我才懂得了父爱》，对此陆天明很欣慰，也很感动，他庆幸于父子情是“不是只给你钱的那种孝顺，而说一有疑难问题，立马会找到我”。

时至今日，陆天明仍旧奋笔疾书，创作《中国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幸存者》已经完成，“但自己还有话想说”。一方面，他欣喜于网络使得文学更“容易”了，他感叹道：“当初每一个业余作家走上发表小说的道路，第一步都特别难，也许（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

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现在的文学市场是虚胖的，文艺有消遣娱乐功能，这没有错，但大家过度强调自我了，以至于90%网络文学都不入流。”在他心目中，“文学应该反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需求，视野更不应该狭窄”。

在访谈最后，他又提到了自己正在写作的《中国三部曲》。他颇有深意地说：“一定要相信中国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过，人不一定是现在看到的那样。”（文／朱柒柒）

（2018-09-04 14:47:00）

【延伸阅读】凯文·关：《疯狂的亚洲富人》后 我还想写“疯狂的亚洲穷人”

参考消息网8月24日报道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20日刊登了题为《<疯狂的亚洲富人>作者：我还想写疯狂的亚洲穷人》的文章，作者是安德鲁·周，以下是文章摘要：

凯文·关的小说《疯狂的亚洲富人》（又名《摘金奇缘》）描述了豪华的宴会、乘直升机度假，以及新加坡郁郁葱葱的海岸，简直太适合改编成电影了。这本书于2013年出版，但是，在创作期间，凯文·关从没想过它能搬上银幕。“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电影感的故事，我曾经梦想它会拍成电影吗？绝对没有，”他在当地时间8月17日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表示。“我甚至没想过它能出版。”

这本书不仅得到出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而且，受益于热烈的影评和积极的包场活动，根据它改编的电影还成了票房冠军。自1993年的《喜福会》以来，这是第一部以全亚洲阵容讲述当代故事的好莱坞电影。该片上映不到一周，凯文·关说它已经增加了好莱坞对不同类型故事的兴趣。以下是8月17日的采访内容：

三本关于1%人群的书

《纽约时报》：到目前为止，观影者最好的反应是什么？

凯文·关：我在费城，有两个50多岁的白人来看这部片子。其中一个人承认：“我很久没有看电影哭过了——但是我哭了。”他的朋友说，“是的，我也哭了。”他们不是目标人群。但看到他们承认这一点，并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惊讶，这很有意思。我很高兴听到这个，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这个故事超越了种族。

Q：你在新加坡长大，这个故事探讨了那里的超级富豪的世界。关于财富，你小时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一幕是怎样的？

A:这一幕也写进了《疯狂的亚洲富人》：有个家庭不久前遭受了个人悲剧。一位基督徒咨询师来了，摧毁了所有中国化的东西。记得我那年10岁，在那栋巨大的豪宅边上看着他们把花瓶扔在地上。女佣们哭了起来：她们看到自己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在自己面前被摧毁——而且她们还得把它们清扫干净。这种事我可编不出来。

Q：这本书是对放纵文化的讽刺，但好莱坞喜欢美化财富。你是否担心这种批判会迷失在翻译之中？

A：浩伟（朱浩伟是电影《疯狂的亚洲富人》导演——本网注）和我就此长谈了很多次。我知道并理解他的愿景：即使有放纵的场景，但也要看得更远。故事的核心是关于一个家庭、一对情侣、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真正疯狂的丰富性在于故事。“我已经写了三本关于1%人群的书。如今，我想写的全是关于这个宽泛范围的探索。”

外部大环境已经改变

Q：其他作家卖出作品的改编权要价都是成千上万美元，你给Color Force和Ivanhoe这些制作公司报出的改编费只有1美元，你是怎么花那1美元（约合人民币6.9元——本网注）的呢？

A：说实话，我应该并没有真的拿到那1美元。基本上我是在让自己尽可能地顺从这笔交易。我不想让事情被钱给拖住。我想用那笔钱来请一个优秀的编剧——去认真改编我的书，而不是给我一笔愚蠢的版权费。而且，它让我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了合作股份。所以很划算——那1美元值了。

Q：让有一半白人血统的亨利·戈尔丁来扮演男主角尼克，是存在争议的。在选角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争论？

A：确实有过，这也是我们考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我们很明白选了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人们会作何反应。但我们最后还是觉得他确实是个完美的尼克。我们得把自己的问题搁置一边才能看到这一点。我理解这个问题，也很高兴人们把它提了出来。但我自己就来自于新加坡，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我有许多混血表亲，我看到他们作为混血亚裔，两边都得不到完全接受的挣扎，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怎么就不是亚洲人呢？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亚洲的亨利·戈尔丁怎么就不是亚洲人？50年前，因为他那样的外表，很多私人俱乐部都不会放他进去的。

Q：在过去几个月里，你有在好莱坞看到亚裔和亚裔美国人故事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吗？

A：绝对有。如今好莱坞对我正在向前推进的项目兴趣浓厚。我在演员中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们所有人都有很多事要忙，都获得了许多不同的角色邀约和机会。我们看到好莱坞对这些演员的需求呈现出全新的方式，而且需要他们参与的项目不仅仅是基于亚洲的。外部大环境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绝对会试一部续集”

Q：现在你已经突破了竹子天花板，你还有兴趣讲哪些故事？

A：疯狂的亚洲穷人。或者只是疯狂的普通亚洲人。展现世界各地的亚洲人其他的方面。至少我想展示出他们能与疯狂的亚洲富人一样酷。我还在与亚马逊合作开发一部电视剧。这部剧将以香港为背景，讲述的是香港最有权势、最无情的家庭。它的基调和主题会非常不同。

Q：影片字幕放完之后的一幕为遭到拒绝的阿斯特丽德设定了可能的恋爱剧情。这一幕是续集的预告吗？

A：我真的希望如此。几个演员和我之前偷偷溜进了联合广场的放映活动，看到了字幕滚动。那一幕播出来时，人们都在尖叫。看到这一幕真的很好笑。我们绝对会试着弄一部续集。但这都要取决于这部影片的表现，是否有生命力。决定权不在我们。

（2018-08-24 15: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