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西北问题”的前前后后

“西北问题”是指1935年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肃反”所遗留的历史悬案。1983年，中央顾问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主持解决“西北问题”。

一、“西北问题”的背景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是中共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创建的两个“红色苏维埃”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分别是两个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西北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当时的旧中国，西北陕甘一带是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土地贫瘠，天灾不断，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官僚、军阀、土匪、豪绅以及帮会沉璨一气，明争暗斗，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当地社会特点，在发动群众、解救群众的同时，始终坚持在军阀、民团、土匪、帮会武装中开展工作，采用争取改造、分化瓦解与打击惩处并举的方针，反抗黑暗势力的统治，培育、创建革命力量。经过起伏再三的斗争和牺牲，最终拉起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在初期阶段，由刘志丹领导创建的根据地称为“陕甘边根据地”，由谢子长领导创建的根据地称为“陕北根据地”。西北党和军队创建成长的过程不但格外艰难曲折，而且有自身独到的特点。

由于多是本地人在当地发起革命，凭借各自的社会基础和艰苦斗争创建了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武装，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和个人威望在各自创建和领导的队伍中格外突出。于是，围绕刘志丹、谢子长两人，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纠纷和冲突，也多是发生在这两个派系之间。

刘、谢二人都曾根据环境和任务的需要，以不同的面目、不同的策略开展工作。谢子长曾自办武装民团，自任团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的力量开展斗争。刘志丹也一次次打入地方军阀部队，曾官至团长、旅长，藉以掩护身份，展开兵运斗争。他们拉起的队伍，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也有倒戈起义的旧军队官兵;有改造整编的帮会或民团，还有幡然投身革命的流寇武装。当时党内和部队内部对一些斗争策略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相关各方彼此也有较深的成见。各支队伍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猜忌和排斥情绪，甚至发生过武装火并，流过血，死过人。所以，出身西北的党政军干部战士之间的矛盾和积怨，由来已久。因为局势和斗争发展的需要，西北党和军队的组织机构和编成又经常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更进一步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

发生在1935年的“肃反”，固然与全党当时的政治路线有关，但西北革命力量原有的内在矛盾，也是促成浩劫重要的内因。这次“肃反”，进一步激化了旧有矛盾，新旧怨愤全面爆发，一度把西北革命事业推向崩溃的边缘。

二、1935年秋的“肃反”运动

尽管西北党和军队建设成长一波三折，但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坚强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力量在对敌斗争中，终归以大局为重，互相支援，互相配合，粉碎敌人一次次围剿，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在刘、谢的积极推动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谢子长任工委负责人兼军委会主席，两片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领导。

1934年8月，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西北工委刚刚建立，谢子长就因伤势恶化牺牲。刘志丹继任西北军委会主席，5月兼前敌总指挥，成为西北党和军队的首要领导人。至1935年8月，陕甘边、陕北两片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并日渐巩固起来。

然而，正当西北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与当时其他根据地一样，也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内部“肃反”运动。

1934年8月期间，正值全党“左倾”政治路线泛滥成灾，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无端指责西北根据地的土改政策是“富农路线”，军事方针“右倾”，搞“枪杆子万能”，部队是“土匪色彩”。谢子长的战友、陕北出身的郭洪涛，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他对刘志丹所坚持的方针政策早有看法。他写信给中共北方代表，附和以上指责，举报刘志丹及其领导下创建的红二十六军所谓问题。他的立场和做法，顿时得到北方代表的支持，对日后“肃反”的矛头所向具有重要影响。

1935年7月，北方代表指派朱理治、聂洪钧作为其代表抵达陕北，全面领导西北地区的党政军事务。在朱、聂的策划运作下，首先实行党政军领导机构改组，很快撤销了西北工委和陕甘边特委，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朱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任军委主席。与此同时，来自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原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军团长，程了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些安排的用意之一，是旨在削弱刘志丹的领导地位和影响，为“肃反”做组织上的准备。

9月，“肃反”全面铺开。朱、聂、郭和西北根据地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组成“肃反”领导小组，成为整个运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肃反”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志丹和陕甘边出身的班底。

运动一开始，就大肆采取无端怀疑、刑讯逼供、株连定罪等手段。不到两个月，已有二百余人被杀，被逮捕、关押的人不计其数，其中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要处决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随着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领导人陆续被捕关押，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主要骨干基本被一网打尽。其中包括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等。人人自危、滥捕滥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根据地。互相怀疑、互相戒备、互相敌视的气氛迅速蔓延，宗派主义情绪愈演愈烈。

正在此时，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首先，诸多案子纯属捕风捉影，查无实据，使运动领导人的心中疑窦丛生，情绪动摇。郭洪涛后来回忆说，抓了张秀山后，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作为。他对旁边的人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们(指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反革命!”而且，有迹象表明，红军内部随时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西北根据地的命运危在旦夕。这更使运动领导人心存顾忌，感到恐慌。

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获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为混乱、迷茫的局面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开始收敛起来。

10月底，郭洪涛、程子华代表西北党组织前往甘泉，迎接中央红军，向中央汇报了西北的情况。当听到“肃反”的情况时，毛泽东、张闻天等大为震惊，急令西北领导人“刀下留人”。

紧急磋商后，中央成立五人委员会，全权解决西北“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中，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中革军委代表张云逸，西北代表是郭洪涛。

在中央的敦促下，在五人委员会的果断干预下，运动很快收场，刘志丹等人被解救出来。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停止“肃反”，释放所有被关押人员。但在中央决定中，仍然认定“红二十六军有些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以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之后，对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在政治上和任用上，仍然遗留着歧视，许多被枉杀的人也没有及时做出结论。于是，在“肃反”中受到冤枉迫害的人和主持“肃反”的朱、聂、郭等人之间，从此结下更深的宿怨。

刘志丹被解救后，先担任西北军委会后方留守处副主任，后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1936年4月，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在为他撰写悼词时，查阅档案的同志看到，他的档案封面上赫然标注着一行大字:“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三、“西北问题”结论的反复

1935年底，中央虽然制止了西北“肃反”，但由于当时局势的严峻，特别是对于统治全党数年之久的“左倾”路线还缺乏完整、清晰的认识，所以对运动没有及时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1942年，中共中央在清算全党“左倾”路线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对1935年西北的“肃反”运动进行重新审理，从“路线斗争”的层面对“肃反”进行反省和清算。会议为刘志丹等人正式彻底平反，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同时，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予以组织处分。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至此，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结论。但是，在《决定》中，又指责郭洪涛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

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出身西北的广大干部各奔东西，在不同的战线和岗位上，为革命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56年起，直到文革结束后，郭洪涛等人多次给中央写信，为自己在1935年“肃反”中的作为和责任进行申辩，对1942年的中央《决定》提出申诉。

促使郭洪涛等人提出申诉的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

根据郭洪涛的反复申诉，主要还是高岗问题的定性，使中央有关部门的观点出现反复。中央监委于1959年、中组部于1978年先后发文，改变了1942年的口径，认为郭洪涛等人只是犯有“肃反错误”，不再提“路线错误”;对郭洪涛认定自己“在内战时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说法予以默认，并下结论称郭“不是肃反的主持人”。这就使已有的结论更加模糊起来。1959年中央监委重作结论的还有朱理治。

1981年，郭洪涛连续公开发表文章，虽然承认当时的“肃反”是错误的，但谈到自己时，回避1942年的《决定》，只提1959年中央监委和1978年中组部先后修订的结论，以证明自己不应承当“肃反”的领导责任和“路线错误”。

这些情况，尤其是郭洪涛的文章，招致许多健在的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双方爆发了争论。

针对争议，当年的中央代表李维汉在一次谈话中，郑重重申他的意见:“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路线是正确的;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

但是，他的话无济于事。

四、中顾委主持解决悬案

从1981年开始的争论日渐激烈，一些老同志不仅仅对郭洪涛的态度和“肃反”结论的反复表示不满，又把二三十年代的旧事翻腾出来，越翻腾越生气，开始影响到广大西北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关系，并引申出如何评价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中央的注意。

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了中顾委。由于健在的当事人大多是中顾委委员，中央就把解决这起历史悬案的任务交给中顾委。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常委王首道、委员冯文彬、秘书长荣高棠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李维汉、王首道都是当年中央五人小组成员，是历史的见证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出席了五人小组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原来陕北、陕甘边各推举四位代表，和五人小组一起，以座谈会为主要方式，澄清历史，交换意见，共同商定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再纠缠枝节问题，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最终结束争论。

经协商，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等，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会。除李铁轮外，其他七人都是中顾委委员。

五人小组先行组织两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代表参加，一方一次，以求充分听取双方意见，摸清情况，核实史实。尔后，在事实基本清楚，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统一认识，做出结论。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通过座谈、查阅档案、个别交谈、分别做说服工作等方法，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水落石出。双方都愿意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照五人小组提出的方针解决问题。

在认定事实、澄清是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分析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结论和中央的《决定》，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高岗的作用和责任。

王首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高岗在陕北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一度把他们当右派都抓起来。是我们给他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是后来个人主义极端发展，走上了反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李维汉和王首道的意见很明确，对高岗的历史表现要作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对西北问题的结论同样应该实事求是。

6月，五人小组起草题为《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工作报告，呈报中央书记处。

报告认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重大历史功绩，应当载入史册。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的领袖人物。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1935年9月、10月间发生的错误“肃反”，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

在党的幼年时代，在曲折的斗争过程中，犯有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各地发生的错误，只有性质和程度的不同，没有有无之分。当时，“左倾”路线正在统治全党，各地都难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受到影响。1935年的西北“肃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产物。对此，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

报告特别指出，刘志丹是一位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他是受当时“左倾”路线所控制的北方代表的指派到陕北参加领导工作，实际是来推行“左倾”路线的。他对待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采取的是“左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此，郭洪涛确实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报告同时指出，郭洪涛曾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后来又表态说“不是有意陷害他们”，都是可信的。几十年来，郭洪涛也接受了历史教训，勤勤恳恳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希望他能正确认识30年代的路线是非，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报告的这一认定，实际上纠正了1942年中央《决定》中关于郭洪涛个人动机的相关说法。 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历史问题的争论，要从全局上和根本上来看。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除了路线是非必须分清以外，对其他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歧不要再纠缠不放。否则，既不利于团结前进，也有违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生前的愿望。

报告提议，有关同志应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争论终止下来。至于杀错的人，一律由中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细账。对西北问题的认识，都应以这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扩散。凡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党史、军史著作，都应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6月9日，中央书记处听取李维汉的汇报，讨论并原则同意五人小组的报告，并再次重申:过去文件中凡有与此报告相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作废;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被害的同志，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一律正式平反昭雪。

6月20日，五人小组和双方代表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全体会议，会议由王首道主持。与会各方代表对五人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决定一致表示赞成。郭洪涛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同志当面道歉。他的态度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谅解。最后，双方代表遵照中央要求，签署了同意报告的意见书。

1983年7月，中共中央以中委(1983) 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五人小组的报告和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文件发至全国党政军机关和社会、群众团体党组、党委。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桩党内斗争悬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最终得以端正和澄清，相关纷争也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