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4月, 初春的湘江上, 两队兵船对垒。处于防守的一方是太平军林绍璋部, 该部刚刚攻克湘潭, 兵锋直指长沙, 省城震动。此时, 长沙城北的靖港和城南的湘潭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 长沙城遭到南北夹击, 仿佛铁钳里的一颗核桃, 只要稍微用力便马上会粉碎, 如此一来, 湖南全省就成为太平天国的地盘, 一些士人甚至担心周边省份也会传檄而降。湘潭城头, 太平军士兵仿佛已经能望见长沙城南天心阁的楼顶了。太平天国此次西征, 重点在于夺取长江中游的枢纽——武昌, 入湘的兵力并不多, 但此次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太平军将领林绍璋是参加过金田起义的广西老兄弟, 久经战阵。他不敢大意, 在湘潭城外修筑营垒, 并找来民船数百艘, 连环构成一座水上木城, 扼守湘江水面的中游。

相比太平军的兵锋之盛, 对面的湘军毫不起眼。此时的湘军水师刚刚成军不久, 并不是一支像样的军队, 未脱田间的乡土之气, 为了凑人数, 不得不临时招募湘江沿途的水手、船民入伙。此时, 他们费劲地划动着快蟹船的船桨, 调转船舷, 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远处的太平军水寨。令旗挥动, 大炮轰鸣, 巨大的响动颠覆了太平军士兵的认知——这不是此前熟悉的劈山小炮。太平军水师樯橹灰飞烟灭, 曾国藩得意地在奏稿中写道:“湘潭、岳州两次大胜, 实赖洋炮之力。”原来, 湘军水师的秘密武器就是这种广东进口的洋炮。

“制胜之道, 在人而不在器”

曾国藩早年间并不大重视西洋武器，他当年眼中的战阵利器, 无非是石头、石灰罐子、叉钯、锚子之类, 曾大帅也承认“火器虽然是个宝”, 但他所谓的火器就是鸟铳、竹炮, 几个乡镇铁匠就能赶制, 并不是洋货。曾国藩大概真的相信, 只靠这种东西, 就能“打尽天下无敌手”了。曾国藩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并不容易被外界的风吹草动所影响。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以洋枪洋炮大破僧格林沁的铁骑, 随后火烧圆明园, 咸丰帝仓皇逃往避暑山庄, 最终暴病身亡, 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也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有了切身感受。随着城下之盟的订立, 清廷与英法恢复了表面的和平, 在有“鬼子六”之称的恭亲王的协调下, 购买西洋军火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曾国藩的态度仍然没有转变。

曾国藩虽然也建议朝廷大量进口军火以充实武备, 甚至亲手创办了采用西洋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 但在内心深处,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中国传统的火器, 他想利用西洋技术改进土枪土炮, 采用中西药结合的方法, 取调和持中之道。曾国藩在湘潭大破太平军水寨的进口洋炮, 也不过是前膛装填的青铜铸炮, 技术水平较之中国土炮并没有什么进步, 无非工艺水平和品控更加严格一些罢了。当初为了搞几门广东进口的洋炮, 曾国藩不得不屡次写信催促两广总督叶名琛, 也难怪曾国藩并不信任洋枪洋炮。他屡次表示“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 毕竟这些乡村铁匠就能打造的东西, 价格便宜, 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的。他给老弟曾国荃的信中很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他列举当时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例子告诫曾国荃:“湘军名将鲍超鲍春霆, 纯用刀矛土枪, 也屡屡独当一面, 多次和大量装备洋枪洋炮的太平军李秀成部交火, 我没听说过鲍超抱怨自己的火力。而镇守江南大营的和春、张国梁, 手下的洋枪洋炮最多, 火力比鲍超部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还不是被太平军给灭了”。说到底, “制胜之道, 在人而不在器”。

世界军事科技的井喷式增长

这种“在人不在器”的保守理论一向很有市场, 但在当时, 西方军事技术的优势已经完全压倒了中国士大夫信奉的那套传统精神, 现实很快就会教他们重新做人。在中国爆发太平天国战争的同时, 欧美的武器装备出现了技术革命。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中英两军的武器装备并没有天壤之别的技术差距, 中国和英国都使用前膛装填的滑膛枪炮, 都使用黑火药, 英国的军事工业也还未完全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 武器的制造同样仰仗老师傅的匠人精神。虽然在18世纪以来历次欧洲战争的压力下, 英国的武器质量较之承平已久的清朝要强得多, 但英军并未像国人刻板印象中那样武装到牙齿。在广州市郊三元里, 英军甚至因为雨水浇湿了燧发枪的发火装置, 就被使用冷兵器的当地民团围困阻击。

然而这一切到了1860年已经完全不同。两场大战爆发, 推动了军事科技的井喷式增长。这两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分别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与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这两场战争之前, 海战的形式是由橡木板打造的风帆战舰排成战列进行侧舷炮击, 陆战则由衣着华贵的军官指挥着排成密集线列的士兵使用前膛燧发枪进行“排队枪毙”。长途行军仰仗骡马运输辎重, 军令下达依靠传令兵骑马投递。一切和两百年前、甚至三百年前没有本质区别。虽然技术的革命已经足以催生出新的战争模式, 但就差那临门一脚。1851年英国世博会上, 德国展出的新式克虏伯钢锭被保守的贵族军官评价为“太脆, 韧性不足, 不适合铸造大炮”, 他们甚至觉得还是青铜炮更好, 日后的军火巨头被气得无话可说。太平盛世, 马照跑, 舞照跳, 没有哪个贵族愿意动脑筋去钻研冰冷的钢铁玩意。

但两场如期而至的大战打破了这一僵局。新式线膛步枪、蒸汽动力战舰、铁路、有线电报等科技发明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英法的统帅部利用有线电报从千里之外指挥战争, 伦敦的报社则可以收到战地记者发来的实时新闻报道。大量的军队通过蒸汽船和铁路运送到前线, 战线的长度前所未有。战争一开始, 俄军舰队大量使用新型的爆炸炮弹, 而土耳其木帆船海军的炮弹和30年前 (或300年前) 一样, 不过是一个实心铁球。十几年前, 三元里英军曾遭遇因下雨而无法开枪的窘境, 因为彼时的燧发枪点火装置和老式一次性打火机的点火原理相似, 就是靠一小块坚硬的燧石撞击金属片, 从而迸发出几点火星去点燃火药, 这在刮风下雨的时候自然就点不着火了。19世纪初,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 一种理想的点火材质被合成出来, 这就是雷汞。这是一种灰白色的晶体, 非常敏感, 一点就着, 受到撞击也会立即起火, 甚至用一根针去刺它都会爆炸。用雷汞作发火装置, 步枪的哑火率从此前的1/7下降到1/200, 而且不受天气影响。法军采用的米涅弹头, 锥形弹头的直径略小于枪膛直径, 这样装弹就很方便。铅制的弹头底部有个窝, 枪膛里的火药爆炸后, 整个弹头被撑大了, 子弹可以严丝合缝地从枪管射出, 不再漏气, 火枪的射程大增。

而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 军事技术则更加进步, 后膛枪炮逐渐普及。此前火枪开火之前, 只能以站姿从枪口倒入火药和铅弹头, 抽出长长的通条把火药、铅弹压实, 再到枪管尾部里扣上雷汞火帽, 又麻烦又不隐蔽, 射速还慢, 一分钟也就打两三发的样子, 火药装多装少也无法保证。多了容易炸膛, 少了威力不够, 直接影响到火枪的射击效果。此时金属定装弹药逐步推行, 火药、弹头和雷汞火帽集成到了一颗金属子弹壳里, 这下子弹可以从枪膛里直接装填, 射速有了质的提升。南北战争中, 柯尔特左轮手枪 (The Colt revolvers) 和杠杆式的斯宾塞连珠枪 (Spencer Repeating Rifle) , 可以做到连开6-7枪, 这些武器不仅在战争中大放异彩, 更随着西进拓荒者的马队活跃在印第安战争中, 成为日后美国西部片中的必备道具。更不用说大杀器——加特林机枪 (Gatling Gun) 。这

李鸿章的改革劲头

地球的那一端, 欧美列强用着连珠枪、后膛炮打得不亦乐乎, 在中国仿佛也能听到这些先进火器的回响。1853年, 当年上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苏松太道吴建彰向朝廷奏报, 在上海地区查获一艘渔船, 船上有三个外国“夷人”在偷运军火。这首小船载有洋枪60杆, 洋刀40把, 数量并不太多。但最让吴建彰上火的是, 船上起获两封书信, 一封是英国商人写给太平军的, 另一封则是上海小刀会首领刘立川的亲笔。吴建彰发现, 太平军已经向英国人订购了不少军火, 走私船正在陆续驶向镇江的太平军要塞。

或许是因为信仰同样西来的拜上帝教的缘故, 太平军对西洋物件完全不排斥。李秀成部是太平天国后期一大支柱, 该部一向以大量装备洋枪洋炮闻名, 密集的洋枪火力有时甚至比大炮还管用。被太平天国上下尊称为“洋兄弟”英国军官伶俐回忆, 当年在湘江中游被曾国藩用洋炮炮轰的林绍璋, 日后成了一个西学爱好者, 他“熟悉地理和机械学, 还收藏有许多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 并且经常阅读。更不用说在香港待过、写出《资政新篇》的洪仁玕, 他的小儿子从小学英语, 每次见到这个洋兄弟都主动跑过来说Hello。伶俐在太平军中见到不少西洋武器, 虽然大部分质量粗糙, 而且数量严重不足, 但对手已经先行一步购买洋枪, 这对清廷而言绝不是好消息。

1862年春, 几艘小火轮船在黄浦江靠港, 船上走下来一支衣着邋遢的队伍。此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 这是一支前来防守上海的救兵。然而, 上海士绅一味寄希望于租界的外国雇佣军, 对这支乡下人的队伍很是看不起, 把这支远道而来的救兵说成是叫花子兵。人高马大的统帅走向队伍前面对士兵训话:“兵贵能战!等我们打了胜仗, 看他们谁还敢不服?”这就是李鸿章和淮军在上海的初次亮相。在上海, 淮军不仅表现出了自己的战斗力, 也见识到了一同作战的外国军队手中的强兵利器。而李秀成部“专恃洋枪, 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 猛不可当”, 也给李鸿章和初出茅庐的淮军造成很大麻烦, 搞得李鸿章真是羡慕嫉妒恨。他对曾国藩写信说:洋兵的“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鸿章亲自登上驻防上海的英法舰队兵舰, “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 从此以后,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得最多两个字就是“无敌”。

曾国藩这么老成持重的人, 见得多了, 不相信有这么“无敌”的东西存在, 给李鸿章也端上了一碗“在人不在器”的心灵鸡汤。实用主义的李鸿章才不会信这一套, 但对自己的老上级也只能动之以情。高情商的李鸿章最终居然让曾国藩部分接受了自己的观点, 曾国藩甚至主动请李鸿章为湘军代购洋枪。而淮军占着上海一方宝地, 兼有江南厘金, 自然有钱去海淘, 甚至用军费创办了江南制造局。淮军自己也组建了以西洋火器为主的部队, 最好的火器优先配给李鸿章的小老乡程学启、刘铭传等部使用。来到上海三年后, 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描述脱胎换骨的淮军:

“敝军中枪炮最多而精, 郭 (松林) 、杨 (鼎勋) 、刘 (士奇) 、王 (永胜) 四军, 万五千人, 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 洋枪四千支, 是以所向披靡。”

郭松林、杨鼎勋等人多是被李鸿章借调来用的湘军旧人, 李鸿章也大方地弄来大批洋枪给他们使用。按照李鸿章的说法, “臣军久在江南剿贼, 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 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 而变为洋枪队。”这份大刀阔斧改弦更张的利索劲头, 曾国藩是没有的。

清军永远无法与世界潮流同步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 世界武器的革新突然变得特别迅速, 新式装备层出不穷。各国的武器专家都在探索中, 新原理新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新的装备有时服役两三年后就被对手拉出代际差距, 根本没法打。对于大清这种没有自主研发能力, 单纯依赖进口和仿制的国家而言, 武器过时得就特别快。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他深知淮军的战斗力主要靠着西洋火力维系, 自然仍竭力追求外国新式武器, “闻外国有一器新出, 一法新变, 未曾不探求而写仿之, 以教练将卒”。南北战争后, 淮军很快喜提加特林机枪, 定名为“格林机炮”。1877年, 又添购克虏伯后膛钢炮140尊, 采用德国编制, 编成新式炮队19营。1884年, 李鸿章奏请朝廷, 将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 (德制克虏伯Krupp) 、阿摩士庄 (英制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等炮, 呍啫士得 (美制温彻斯特Winchester) 、哈乞开思 (法制哈奇开斯Hotchkiss) 、毛瑟 (德制毛瑟Mauser) 等枪”。

清朝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 这些进口武器的确提升了清军的战斗力。1885年, 侵越法军逼近广西门户镇南关, 与冯子材统率的清军爆发大战。法军手拿格哈M1874步枪 (Gras Modèle 1874) , 这种步枪使用11毫米口径的黑火药中心发火弹 (Black powder centerfire cartridges) , 还有半米多长的超长刺刀, 很是威风。虽然这种步枪还未使用弹仓, 射击后需要拉开枪栓退壳, 再放入新的子弹, 才能上膛重新击发, 但在当年是主流配置。在炮火掩护下, 法军冲向了大雾笼罩中的清军山地工事。不料, 一阵密集的枪响划破长空, 清军阵地上枪炮声大作。虽然绝大多数清军还是使用传统冷兵器, 但法军惊讶地发现, 清军约有1/4的精锐部队装备了美国林明敦枪 (Remington Rolling Block rifle) , 这种单发步枪射速不比法军的格哈M1874步枪慢。清军有这些西洋火力助阵, 法军不得不退却。

然而, 清军永远无法做到与世界潮流同步。大多数时候清军的洋枪装备率不超过一半, 大部分士兵还拿着传统武器, 洋炮就更加稀少。而这些珍贵的洋枪洋炮也并不总是先进好用。此前网上曾有文章, 号称“惊呆了, 原来清军竟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和火炮”, 甚至还举出曾国藩军队使用米涅弹的例子妄图证明这一错误结论。这纯属一知半解, 对当年的技术进步毫无概念, 米涅弹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是一种仅能提升旧装备性能的发明, 在极短时间内被迅速淘汰, 与后来更先进的金属定装枪弹没有任何技术联系。它在1855年算是新锐发明, 1865年的时候就已经极其落后 (1864年普丹战争, 使用米涅弹步枪的丹麦军队被普鲁士吊打) 。清军拿着几十年前的过气先进装备上战场, 相当于在今天拿出一部翻盖手机播放和弦彩铃, 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

1900年, 八国联军在清军武库中发现了“诺顿菲尔特速射机关枪” (Nordenfeldt Gun, 清人称之为“诺登飞连珠炮”) , 也绝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武器在1878年发明, 在1883年被清朝引进, 动作不可谓不迅速, 但就在这一年更先进的马克沁机枪 (Maxim gun) 出现了, 诺登飞连珠炮迅速过气。诺登飞连珠炮仍然需要士兵用手摇才能发射, 而马克沁机枪只需要扣下扳机就可以持续进行火力输出, 几个马克沁机枪组就可以压制几万非洲起义者。

曾国藩寄希望于传统的重光, 李鸿章则醉心于引进技术。但一味引进、模仿, 永远只能捡别人剩下的, 永远无法赶上最先进的水平。正是因为技术的革新如此迅猛,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清廷只能不停地买买买, 可是等到货的时候又落后了。中法战争时期, 前线清军其所用火炮“多系光口, 而不用螺蛳炮口”, 说明还在用老式滑膛炮, 射程和精度远远赶不上法军的线膛炮。而不断的海外订购, 造成清军的军火采购缺乏统一标准 (当年也的确没有国际标准) , 枪炮成了真正的万国牌。

甲午战争期间, 安徽廪生朱照在给张之洞的《上张香涛制府条陈平倭事宜书》中写道:“炮则有格林 (美制加特林) 、阿姆斯脱郎 (英制阿姆斯特朗) 、克虏伯 (德制) 、田鸡炮 (土制虎蹲炮) 、开花炮等种, 枪则有新旧毛瑟 (旧毛瑟无弹仓, 系单发) 、林明敦 (美制) 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 (上海仿制) , 名色繁多, 殆难指屈。”当年清军士兵素质太低, 好不容易学会某一种洋枪的使用方法, 结果又要学新的, “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很多军官也不是每种枪都会使。实际上, 清军使用的枪炮种类比这些还要繁杂得多。这些枪炮互不通用弹药、零部件, 给清军的后勤造成了巨大压力。而在平壤战役中, 清军曾凭借洋枪火力打得日军无法前进, 但速射枪炮消耗弹药太快, 弹药储备很快告罄, 清军主帅叶志超吓破了胆, 连夜仓皇逃窜。此时的清军, 离开洋枪已经不会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