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考察了历史学家文本中运用的脚注、引用语及名单。历史学家在进行写作时努力遵循着实在性原则，但同时又遵循着最大影响原则，即为了唤起对读者的影响而牺牲掉表述的全面性和精确性，这也是历史学区别于科学的地方。在赫克斯特看来，兰克“如实直书”的含义，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学家要尽其所能地提供有关过去的最好记述。

历史的修辞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赫克斯特 J. H. Hexter

陈新 译

【来源】原载于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70页。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6 (1967), pp.1-13.

J. H. Hexter（1910-1996），美国史学家，研究英国史，也著有一些对史学本身的反思性著作。代表作：More's Utopia: The Biography of an Idea (1952),The History Primer (1971), Doing History (1971), On Historians: Reappraisals of the Masters of Modern History (1979)

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取名为《脚注、引用语和名单》，我担心读者会马上翻过去看下一篇文章。但是，既然我准备探讨脚注、引用语和名单，我自认为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么古怪的，并且明显是不连贯的一组主题。它们之所以能连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历史学家（但不单是历史学家）使用它们这一事实。

有这么两个时刻，第一个时刻，历史学家对自己说：“好了，我想我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比现在更明白了，我最好还是开始动笔吧”；第二个时刻，他沮丧地把钢笔甩在一堆潦草的稿纸边上，说“唉，这是件糟糕的工作，不过我只能做成这样了，就这样吧。”长久以来，我就对这两个时刻之间发生了些什么颇感兴趣。在此其间，历史学家努力找到适当的方式来告诉其他人他认为是理解了的东西；于是写起了历史。一旦这种行为有了名字，它就被称为历史学（historiography）。近年来，这个名字被无情地盗用了，使得其意义彻底发生了改变。人们用历史学来指历史，它是历史学家曾经就过去写作的东西。这样理解的话，它就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精神史，或者说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许是很小一枝。我只是按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来使用它，因为没有其词可用来形容写作历史的过程了。

从该词的字面意思看，撰写历史的结果，即历史的修辞，应该说它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或抒情诗的修辞。直到撰写历史时，无论历史学家可能说些什么，其行为的结果，即文章，例如《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绝不会像《物理学评论》上的文章或一部史诗、一首十四行诗那样。事实上，如果它的确看似物理学家的文章或诗人的十四行诗，它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既然是专家们共同行为，而不是古怪的个人专业意图可以更好地揭示他们严肃的工作职责，从他们所写的东西看，显然，历史学家按规定要运用的写作方式和修辞方法，就不同于以物理学家为代表的科学，或以诗人为代表的纯文学所使用的做法。通过仔细考察和分析这些不同，我们能发现历史学家从事的行业的基础结构，即它的骨架吗？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修辞，以及历史学与纯文学的修辞之间，明显有着完全的差别，鉴于历史学家经常对他的职业的概念表述不清，这种差别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这些差别是偶然的或者微不足道的吗？或者其修辞的特性意味着历史是人类认识的独特的和单独的领域，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另外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吗？在本文中，我将集中讨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修辞之间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其一般作品中没有什么地位的项目，即脚注。事实上，正是因为它如此低微，看起来它似乎不值一提；但我们必须牢记，世界上低微和朴实的事物有可能比那些伟大的和强大的事物更有启迪意义，毕竟，遗传学家通过研究果蝇使遗传学获得的知识，要胜过他们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研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象而获得的知识。

假定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被禁止使用脚注，除非是在引用与其主题有关的所谓的文献时候，我猜想，物理学家会认为这种禁令只是一个小麻烦。但是，由于这就禁止了引用过去的文献，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将此当作一个灾难。引用过去的文献是历史学家使其职责在研究中更为清晰的途径，就如实验报告是物理学家表明其职责的方式。在这两个例子中，尽可能地逼真是一种职责。对物理学家而言，这是一种通过细致描述一组实验而闪现的与自然过程的尽可能地逼真；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通过描述仍然存在的文献而感触到的与过去事件的逼真。因而，对于文献来说，实验和引用都是一些比任何理论表述都更重要的行为，它们显示出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实际的普遍职责，即探索、理解和呈示有关实在的最优秀的记述。实在对物理学家而言是指自然过程，对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

如上所述，人们的真正的职责通过在其行业实践中的所作所为揭示的，要比通过深入方法论中所做的类似于哲学的考察而揭示的准确得多。就文献而言，历史学家对于脚注几乎普遍的用法表明，无论他们在业余时间里胡乱写出多么复杂的在认识上充满离奇色彩的作品，一旦他们真正坐下来撰写历史，每一个人都潜心努力地撰写过去的事情，就像兰克很久以前说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即事情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或许会把这句传统的、并且是倍受嘲弄的格言放到一种多少更为世故的语言中。我们或许认为历史学家关心的或有责任的是把过去讲述成能够由相关的外部证据支持的最好的和最有可能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们也只能以一种希望令对语言精确性具有强烈意识的一代更为满意的形式来表达兰克的意思。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放弃这种精确性，可以把这种有关历史学家的责任的陈述称为“实在性”原则。

除了有关文献的引文之外，历史学家为了一堆剩余的东西而使用脚注，例如名单、文本中所做的次要说明、其它历史学家的辩论式批评、简要的统计表格、为未来历史研究提的建议等等。这些只是历史学家把这种万能的工具用到他们职业中的开始。即使有人允许他们因引征文献而运用脚注，他们也不愿放弃它对于其它许多工作的用法。这就使我们面对两个问题：1．在明显混乱的“剩余式”脚注中，我们完全不能找到规范其用法的什么原则吗？2．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原则，它们和我们检查作为一种历史学修辞方法的脚注的特性时呈现的第一条原则，即“实在性”原则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至于第一个问题，使用任何有关脚注的原则都要求对每一种情况做出判断，并且，历史学家对于剩余式脚注运用而做的判断都有不同。或许看起来与判断有关的事情，就像各有所好，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例子：

在Shallotte，三块分开的牧场，分别是31、20和14英亩，第一块1415-16年纳赋42先令，1435-6年30先令；第二块1420-1年28先令，1435-36年23先令；第三块1422-3年24先令，1435-6年14先令。在Guyzance，6.5英亩一块的耕地，1406-7年每块纳赋13先令4便士，但是1435-6年是10先令。另一方面，在Chatton和Rennington，情况要稳定些。在Rennington，全部税收1435-6年是17镑8先令3便士，1471-2年是17镑；在Chatton，1434-5年是40镑18先令7便士，1472-3年是36镑18先令7便士。在Chatton，收入下降是因为庄园的农地价值下降，从6镑13先令4便士降到了2镑13先令4便士……

这段不厌其烦的文字插在一项有关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权贵家族财富，以及英格兰在经济、战斗装备和政治环境方面同时发生的变化对它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本中。它能意味着将它插入文本中而不是放在脚注中的年轻人没有做出错误判断吗？但是，说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便意味着存在一条其错误判断使他产生偏离的原则。这样一条原则（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历史修辞或历史学的“法则”）能够覆盖所说的这个例子吗？我认为是的。该原则大致接近的说法可能是：“那些减弱了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旨在传递给读者的影响的证据和资料，如果要插到文本中，就放到脚注里。”

安东尼·格拉夫敦：《脚注趣史》

张弢、王春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因此，虽然在使用剩余式脚注的情况下，判断不可避免，我们却一点也没有面对一团混乱或无政府状态，而是面对一种合理的简明原则或法则。我们可以称它为最大影响原则。不可避免的是，会存在一些边缘情况，如对于怎样获得最大影响，或者是否某个特别的修辞性表述实际上获得过这种影响，历史学家之间是存在分歧的。然而，这种边缘情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形都是边缘的，并且因而没有了原则，或者说所有的原则都彼此一样。律师们曾有句话说，困难的案子导致不完全的法律，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被驱使着去埋头钻研不合逻辑的推论，并且争辩说没有容易的案子，也没有健全的法律。由于有一些事情，就其非常不确定而言，它们既是独立存在的，也是合乎程序的，历史学家不知怎么就允许他们自己被推到这样的境地，即接受任何有关过去及撰述过去的事情都受到了一种全面的不确定性浸染这样的观念。事实并非如此，确定地说，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在剩余式脚注中不是这样的。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条原则，它没有受不确定性多少影响。

但是，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了我们先前预见到的第二个问题，即实在性原则与最大影响原则彼此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注意的是，就如在我们的例子中，那些应该从文本中撤出并放到剩余式脚注中的数据，对于历史学家在这个例子中所做的实质性历史论证而言，都是资料性的和相关的，并且它们都尽可能全面、严密、准确。其次要注意的是，历史学家在运用第二种原则时，他承担着要想办法把最大的影响传递给读者的责任，这种最大影响就是他对实际发生的过去，即“实在性”第一原则的概念和理解。这样，我们迎面就冲进了一个矛盾中，因为我们刚才说明的两点，其明确含义是，为了把历史实在传递给读者并产生最大影响，历史学原则有时可能要求历史学家将全面性和精确性屈从于其它方面的考虑。倘若果真如此，它实际上就将历史学与当前认为的科学的修辞区分开了。考虑一下我们说的历史学的下一种修辞方式可能无助于我们解决这个矛盾，但也许能超越它。这种方式就是文本中的引用语。我们不妨再注意一下历史学家与物理学家之间的区别。假设编辑准备发布一则公告，即以后在《物理学评论》的文本既不准用引号，也不准用相当于引号的符号。投稿者可能会有些烦扰，但是，对于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的进展，他们不会感到这并不是很要紧。假设《美国历史评论》的编辑准备发布这样一个公告，他立即便会遭到猛烈抨击。引用语对物理学家是种奢侈品，对历史学家却是必需品，是历史学必不可少的。

历史学家认为必不可少的那种引用语是来自文献的。这样，我们又可以问两个问题：1．存在支配着出自文献的引用语的原则吗？2．这种原则与实在性原则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让我们先考虑一种有关不适当的引用语的纯粹想象的情形。假设写作一部有关1964年《人权法案》的历史，某位历史学家准备逐字从国会文献中引用参议院和众议院全部的辩论。其结果不可否认会是相关联的和准确的，但负责此事的历史学家会发现他的心智处于深深的疑虑之中。我们的矛盾再次出现：最大全面性和精确性并不总是基本的，并且，它们在历史学家试图告诉读者实际发生什么事件的作品中甚至并不总是人们渴望获得的。或许我们采取一位引用语老手的方式避免这个矛盾，它源于已故哈比森教授的《宗教改革时斯的基督教学者》。哈比森说道：

伊拉斯谟吸收了[洛伦佐]瓦拉的历史观，他对历史非连续性的认识介于异教徒的古代和基督教时代之间……这是一种对时代错误的敏感。他曾经讥笑用西塞罗式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完全不同的近代世界这种实践的荒谬性：“无论我朝哪里看，一切都变了，我站在不同的舞台前，看到的是一部不同的戏剧，不，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西塞罗的（或保罗的）世界能够得到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重新体验到，但是，仅当我们承认它曾经在已逝的过去的现在中具有自身唯一的存在性，才能如此。

除了恰当地引用伊拉斯谟的话，哈比森相信的这种做法有什么作用呢？这不仅仅是要证明或检验他的主张，他若在脚注中引用或转述也能达到这种效果。通过在文本中使用伊拉斯谟的原话，哈比森寻求并获得了一种回应，这不仅是一种同意，更是一种深信；不只是一个“是的”，而是“是的，的确如此！”就伊拉斯谟的历史感，哈比森所说的没有哪句能够产生那种深信，即有关伊拉斯谟对自己远离古代作品而有着激烈情感的主张的深信。

然而，引用语意在深信以外的某种东西。引用语通过面对原始文献这种特殊途径传达了历史学家对于过去发生事情的自己的观点。它实际上指出，“在我的判断中，在告诉你我相信伊拉斯谟意指什么和让你确信他的意思如何这一点上，最省事的方式就是让你面对伊拉斯谟所说的话。”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第三条普遍的历史学原则，即引用语经济原则：“仅当在一定程度上面对该文献是帮助读者理解过去事情的真实情况的最好方式时，引用过去的文献。”

然而，我们看到，在我们假设的有关国会文献的例子中，仅仅面对过去的文献并不必定是获得这种理解甚或做到对质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引用语远不是一扇透明的玻璃窗，读者透过它能够看到过去的图景，肤浅地运用从文献中引用的内容有可能会是一堵厚重而不透明的墙，将它隔绝在这种图景之外。一旦我们认识到，就历史学家设法传达给读者一种有关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来说，面对原始文献只是其中的一种途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超越迄今为止一直困扰我们的矛盾。因为它揭示了那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学的宏观目的不得不适合于它的微观方法，并且，通过并非直接的，而是更加强制性的，比任何简单的最大全面性和准确性更合适的历史修辞方法来协调理解并面对原始文献，这是历史作者的任务之一。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了有关名单的讨论中。它同时是历史修辞和科学修辞的一种做法，并且两者都不愿自动放弃它。思考下面的例子：

惰性元素不会发生反应或者与任何其它元素进行化合反应。根据原子量增加的顺序，惰性元素是氦（4）、氖（20）、氩（39）、氪（84）、氙（131）、氡（222）。

这两句话是科学家修辞的典型例子。在含义上，构成它们的词完全是命名的。它们没有什么含糊之处；也不会唤起什么；并且，它们的排列完全是依照合理顺序和使用的要求规定的。元素名单并不意在指出其公开状态以外的东西，这种状态即根据化学家之间的共同规定，氦这个词指的是原子量为4的惰性元素，氖指的是原子量为20的惰性元素等等。这一串名字的排列完全是由不断增加的原子量原则规定的。科学家从名单中希望和获得的是一种标记的方法。他希望自己必须涉及的每一个实体和过程都以这种方法标明，而该标志也清晰明白地仅仅标示这个实体或过程。虽然语言可能是唤起性的、暗示性的，并包含着言外之意、大量的和不可预料的隐含之意，但科学修辞是禁止这种语言的。当科学家与自己认识的东西交流时，对他而言，词语应当像手术间消过毒的器械那样，消除隐含之义的污染。

反过来，我们考虑一个历史学名单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的修辞。

1517年是显著的历史分界，在这一年前后，存在着大量基督教复兴的事件。我们以基督教复兴这个名字来为这种历史构造命名，因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还没有单个涵盖它的短语来描述这种宗教情感的强化过程，它涉及到1517年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整个的范围内，包括了路德和罗耀拉、归正宗各派和耶稣会、莱顿的约翰和保罗四世；托马斯·克兰麦和埃德蒙·坎皮恩、迈克尔·斯文特斯。

上面这段文字中的名字构成了一份历史学的名单，它意在服务于历史修辞的特殊目的。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并且对所有听到这个信号的人来说，这个信号说的是：“利用你就这些名字所指的人生活的时代所积累的知识，来赋予这份名单意义。”如果你的积累完全是空白，那么不可避免，名单本身在历史学上将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仅仅是声音的集合，就像关于惰性气体的两个句子肯定对于那些对化学元素、化学反应或原子量是什么没有概念的人毫无意义。其相似性的理由在于，在目前这个例子中，历史学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预示了读者对于他们提到的特殊领域有着许多清晰准确的知识。科学的和历史学的陈述遵循实在性原则；若非存在像氦和氖这样的元素、存在罗耀拉、克兰麦和保罗四世这样的人物，它们就毫无意义。然而，这份历史学的名单起到的修辞作用完全不同于科学的名单所起的作用。首先，想想这两份名单的顺序。假定它们有着共同的惰性特征，那份科学的名单顺序便表明科学家通常关注的就是确定相似特征的等级差别，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原子量。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的名单中则难以辨别这种关注的事情，虽然名字的排列对这类情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编写该历史学名单存在三种选择来传达它所包含的信息，每一种都保持基本的排列。

1．路德和罗耀拉、归正宗各派和耶稣会、莱顿的约翰和保罗四世；托马斯·克兰麦和埃德蒙·坎皮恩、迈克尔·斯文特斯。

2．宗教改革的第一位伟人和反宗教改革的第一位伟人；新教抨击的前线和天主教反抨击的前线；激进宗教改革的最狂热的倡导者和宗教冲突时代最狂热的教皇；被天主教烧死的新教殉教者、被新教徒砍头的天主教殉教者和避免了被天主教烧死没想到双被新教徒烧死的殉道者。

3．路德——宗教改革的第一位伟人，和罗耀拉——反宗教改革的第一位伟人；归正宗各派——新教抨击的前线，和耶稣会——天主教反抨击的前线等等；直到名单结束。

Michael Servetus（迈克尔·斯文特斯），神学家，医生，欧洲第一位描述肺循环的学者。他参与了新教改革，后期因反对三位一体论，同时被天主教和新教控以异端之名。最后被加尔文派的日内瓦理事会以异端的名义火刑烧死。

在张力中相互处于平衡状态的人对每一种选择来说都是相同的，并且排列在三种情况下也是相同的。按照数学规则，任何一份名单中的一员，都可以随意地被其它两份名单中相应的那个人替代，但是在写作历史时，情况并非如此。每一份名单都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在什么基础上，历史学家能够在三者之中进行选择呢？

人们可能认为第二份名单比第一份更可取，因为它说明了第一份名单中的人排列的基本规则；并且，就过去的信息而言，第三份是最好的，因为它即列出了名字，也说明了他们排列的基本规则。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位经验老到的历史学家一心要选择第一种方式来传达他就过去所理解的东西？这是一份光秃秃的名单，并没有表现出他选择这些人并按如此顺序排列的理由。回想起我们前面就这份名单发出的信号所说的话：“利用你就这些名字所指的人生活的时代所积累的知识，来赋予这份名单意义。”作者假定他的绝大多数读者事实上可能并且也将从他们特殊的积累中得出第二份和第三份名单中的一般信息项。然而，以更详细的形式给出这些信息，其结果也将发出另一种修辞信号，即停止的信号，“停止利用你积累的知识，我已经告诉了你我希望你如何思考这些人。”这种停止信号恰恰是作者不希望这份发出的。第三份名单比第一份中光秃秃的名字更精确，有着更公开的信息，并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更加空洞，不是那么丰富。它抑制了见多识广的读者的想象力，而不是让这种想象力自由流淌，携带着大量的含蓄之义，并且遐想着那些对他而言是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东西。因此，为了防止这种阻碍，作者选择了第一份名单。他这样做时，便做出了一个判断。他断定，或者赌定，含蓄的唤起式名单将比精确的名单传达更丰富的意义，在让读者面对基督教复兴的实在时，它会更加有效，并因而是促进读者理解这一主题的更合适的做法。他的判断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但是，在阐明他的发现时，科学家根本无须做出这样的判断。科学的修辞通过禁止隐含性词语和唤起性方法而被有意识地建构起来令科学家摆脱这种要求。对一位科学家来说，让他非得在一种清晰准确的修辞和具有唤起性力量的修辞之间做出选择，这种观点是令人厌烦的。历史作者不得不在呈示相同资料的相互排斥的方式之间加以选择，并且他传递的历史知识多少有赖于他在可挑选的修辞方法中做出选择的判断。这样的观点或许也是令人烦扰和困惑的。但是，我们对于脚注、引用语和名单的考察促使我们得出后一种结论。我们考察历史修辞的这些细小的做法，即脚注、引用语、名单有什么收效呢？

首先，就历史学家设法传达他们有关过去的知识而言，历史学是一门有原则约束的学科。

其次，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衣；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它影响的不仅是历史的外表、它带来的乐趣、它的恰当性，而且也影响它内在的本质、它根本的作用，即传递过去实际上是怎样这种知识的能力。并且，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历史学家就必须使历史学，即他们撰写历史的方式，服从于一种比他们迄今进行的任何研究都更宽泛、更深刻的研究。

再次，在历史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也就是说，构成历史学家对其资料的适当反应的词汇和语法，既不会，也不可能会和构成科学家对其资料的适当反应的词汇和语法相同。但是，历史学家对其资料的反应的目标是，就过去事实上如何尽其所能提供他的最好记述。因而，通过他的历史修辞法，而不去管它与科学修辞法的不同，历史学家在实践活动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作为一种传递历史获得的知识、理解、真实性和意义的载体，它比后者要更适当些。事实上，我们发现这样一些情况，为了传达一种有所增加的知识和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原则要求这样一种修辞，它对于唤起能力和范围来说，要以牺牲其普遍性、精确性、控制性和准确性为代价。若按科学陈述的原则来看的话，这是一种完全超出限制之外的选择。这意味着，历史的修辞本身之中存在着隐含的假设，它涉及到认识、理解、意义和真实性的本质，以及为它们进行论证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科学中相应的假设，至少就科学哲学成功地看到这一点来说是这样的。

正是这种环境在过去哲学发展的25年中，成了一种令人称奇的现象的基础。在此期间，分析哲学家将其令人敬畏的研究方法全力转向对历史的考察。这个主题好像对他们施展了致命的魔力，我说这是致命的，是因为经过几乎都是专家的分析者长达25年的这种精密的、准确的和逻辑的推敲，其收效已近衰竭，或许对于推敲者是如此，当然至少对其中一位感兴趣的观众（即我自己）更是如此，但是对他们注意到的对象而言，不再有什么修正还能感觉到了；历史写作似乎忍受住了这种冲击，并且重新恢复了它最初的非科学形态因而更像海绵枕头。

我们对历史学这三种标准方法的运用进行的考察可能有助于我们辨明这种哲学狂热的原因。历史使分析家们面对一个真正的难题。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实际上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对待其主题的方式，就好像通过他们目前的方法和使用的修辞，就能获得并呈现有关历史的知识的增长。这也就是说，他们宣称，只要一项历史研究做好了，并恰当地撰写好，读者就能比他们阅读它之前了解得更多。可是，历史学（历史学家采用的陈述形式，他们的修辞）看上去并不与那种适合于科学解释的标志性结构和呈现知识的增长的典型修辞相适应。正是由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分析哲学家努力尝试解决，但终归于失败。这并不是哲学家检验各种尝试来解决矛盾的地方。众所周知，这些尝试的范围介于一种非常接近于说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没有解释任何事情的主张，与科学解释理论的一整套修正和重塑之间。修正的目的在于使理论与历史一致，做法是把历史学家在提供有关过去的记述时所做的一些事情加入到理论中。

我认为，不管在此还是在任何地方，要消除分析家们就历史而身处的那种混沌状态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或许有可能鉴别它。它好像更合乎托马斯·库恩教授说的那种科学革命前的混乱状态。其特征是同一种呼救信号，同一种通过拯救一些表面现象来弥补一种存在缺陷的理论的努力，它们先于哥白尼革命中托勒密体系的崩溃、化学革命中燃素理论的瓦解而出现。按照库恩的说法，这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一种范式转变。若按我的理解，它不是发现一种满意的途径来解决令人烦恼的老问题，而是对假设的一种极端的重构，这就使得老问题好像与之并不相关，也没有什么意义，与此同时，它创造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或者部分是通过创造一系列新问题来取代老问题。

也许，我们就历史的修辞而学到的东西暗示着一种即将来临的范式转变的可能特征。它可能一开始就询问，为什么人们应当重视这样一种尝试，它把历史学家的行为限定于提供以科学模式加以建构的解释，使得历史学仅仅服从于认识、理解、意义和真实性的标准。这些标准对于在科学中追求这些目的而言，大概因为是有效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尝试从未超出从实际上的历史话语之流中划出一些片段，并且论证，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片段能还是不能被加工而变得适合于科学模式；或者换一种角度思考，在何种程度上，科学模式能够被修改和重新界定，从而能够包含这些选定的片段。问题在于，这些片段正是这种历史话语之流中纯粹脱节的碎片。将这些片段合并到科学模式之中的这种尝试，其成功与失败因而留下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与其结果无关。既然如此，它也就没有触及到历史话语、历史修辞以及写作历史的历史学家的行为的主流。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将这些行为和历史话语之流，即历史学家使之成形的历史学，看成是一种对有关过去发生过什么加以记述的要求而做出的大体上可能接受的反应？乍一看，这就像一种非常谦虚的建议。事实上，它只是我们在实际上做的事。毕竟没有什么人会真正地怀疑，在经验老到的历史学家那里，有时候由不准确的和唤起性的历史修辞阐述和传达的历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过去的可行解释，增长了我们对它的知识，提高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建议似乎不如其反面那样不可容忍。尽管该建议是激进的，它牵涉到一种剧烈的范式转变，并且我们也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它假定，在他们处于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就对知识、理解和过去发生了什么的真实性的要求做出了最适当的反应。但是，根据我们具有科学倾向的观念，他们是在一种修辞中做出自己的反应的，而这种修辞并不适于获取知识、理解和真实性。这样，我们有了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说，历史大体上是一派胡言，但我确实不认为这样说能站住脚。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关意义、认识、理解和真实性的有着科学倾向的观念，并且尤其是使用它们的方法需要彻底地核查一下了。这事实上将会是一场革命，我想我会高兴在这个富有争论性的议e题中占据一席之地。

转载自“历史与史学批评”，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