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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二十五日，寇准被罢免了宰相，转过天来，王钦若就从闲得发慌的资政殿大学士（中央文史馆员）的职位升任了枢密院长官。重新站到了最高领导干部队伍里的王钦若，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斗争的快感。接下来他又在真宗耳边吹起了什么风，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作为一个极品“小忠”，跟入侵者斗，王钦若不在行，但是跟自己人斗，王钦若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下无敌、独孤求败。寇准厉害吧，不也被我拉下马了吗？此时的王钦若很得意，很痛快。王钦若痛快了，但真宗还没有。赶走了寇准，对于树立真宗的绝对领导地位，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赶走了寇准，仍然不能洗刷澶渊之盟给真宗带来的屈辱感。夜深人静的时候，王钦若的话便开始在真宗的耳边回荡，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陛下可是堂堂大国的皇帝呀，竟然也跑到澶州，让契丹人堵着北门口把誓书签了，这不就是‘城下之盟’吗？世上还有比这更屈辱的吗？

说澶渊之盟是一个国辱的“城下之盟”，这话最早的确是出自王钦若之口。但是，真宗却不是因为王钦若这么说才觉得屈辱的。屈辱的感觉，真宗心里早就有，只不过王钦若把它给说开了，说白了。真宗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跟契丹人谈判不正是他的主意吗？而且，我们前面算过经济账，把宋朝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战争状态下的防务成本综合起来看，澶渊之盟所约定的每年用三十万岁币换取和平的条款，不但不会让宋朝吃亏，反而还有的赚。真宗为什么会觉得不光彩，觉得屈辱呢？

这里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真宗的感觉不是“吃亏”——事实上，真宗从来都没把这三十万放在眼里过，别说三十万了，就是三百万，只要能结束战争，他也是“不吝”的。真宗此时的感觉不是“吃亏”，而是“屈辱”——他觉得不光彩，觉得丢人，他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观念账”、“感情账”。这个账应当怎么算呢？要算这个账，就必须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跟世界，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曾经相信中国就是“天下”，就是文明世界的全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在“中国”之外的，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外国在内，那都是“夷狄”。

在文明程度上是没法跟中国相提并论的——古代中国不承认有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其他国家”，所以，也没有设立“外交部”，更没有“国际关系”这一说。古代中国人当然是热爱和平的，愿意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外国搞好关系。但是，古代中国人理想的和平状态，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四夷来朝”。什么意思呢？来朝，首先要“来”，是指对方应当采取主动。为什么“来”呢，因为“向化”——爱慕、向往中华文明，所以才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地“来”。“来”干吗呢？来“朝”，来朝拜中国的皇帝，三叩九拜，心悦诚服地向中国皇帝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和爱慕。

“来朝”的最高境界是“重译来朝”。“重译”就是好几重翻译，因为“来朝”的国家离中国太远了，外国使节和中国皇帝，谁也不懂谁的话，也没有任何一个翻译能够同时兼通这两门语言，所以必须得有好几个翻译，一字排开，把甲国话翻译成乙国话，乙国话翻译成丙国话，丙国话翻译成丁国语。三倒两倒，倒了好几嘴之后，甲国话才终于变成了中国皇帝能够听懂的话。“重译来朝”的例子，古代的确是有的。唐朝的时候，距离长安万四千里”的“骠国”就曾“因南诏重译来朝”。南诏是当时云南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骠国来朝的实际场面肯定不如前文描述的“重译”那么夸张，有两位翻译就足够了，第一个把骠国话翻译成南诏话，第二个把南诏话翻译成唐朝话。“重译来朝”讲究的就是“远”，越远越好。来朝的夷狄越偏远，就越说明中国皇帝的魅力大，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强。“四夷来朝”，甚至“重译来朝”，这才是中国古代帝王理想的和平境界。跟这一理想境界比起来，澶渊之盟就太“逊”了。誓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大宋皇帝谨致哲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中国皇帝正式承认契丹皇帝也是天子，是平起平坐的兄弟。

原来在古代中国不承认有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其他国家”，然而这个澶渊之盟签订后，代表着真宗正式承认契丹皇帝也是天子。中国的皇帝啥时候干过这么纤尊降贵、自贬身价的事情呢！所以真宗才一直觉得屈辱。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看完无言以对的眼神文章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