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生会的学生批评官僚气，学生会内部的同学也批评。偶尔，老师同样开口，劝学生和同行做事不要官僚气。可官僚气仿佛一团模糊却坚硬的雾气，久久盘旋在学生会的上空。谁在制造官僚气？当我们追究这个“官僚”，众人哑口无言，或者搪塞了事。问:“是哪个人，具体是谁？存在官僚气，需要批评？”很少人说了。

批评官僚气和“为人民服务”这一口号遭遇的困境颇为近似。当一个人说“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你具体服务于谁？《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而在人民主权理念里，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假如在我国，一切遵循法度、拥护政权的公民可称人民，如果人民内部出现分歧呢？不同立场、不同阶级的人群发生冲突，他们都是人民，你为谁服务？“人民”一词本身的模糊性，令人人都可以说“为人民服务”，令“为人民服务”逐渐沦为一句套话。不说不合适，说了，自己仿佛获得一种道德上“正名”的庇护，仿佛自己得到一种责任上的解脱。而官僚气，它同样具有模糊性。首先，官僚气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要别人揣测自己的意思，算不算官僚气；开会时说套话，打“领导腔”，算不算官僚气；做事得过且过，抱着“给上级一个交代就好”的心态，算不算官僚气。每个人对官僚气如何界定，定然众口不一致。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状态划入官僚气，然后无情批评，我们拿着一把长矛，对一团气体进攻。

当一个人批评官僚气时，他似乎在心理层面，无论是自我还是他人上，获得了“豁免”。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厌恶官僚气的人又怎么会制造官僚气呢？当一个人批评官僚气，他在这个“场”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被划进官僚气的对立面，被归纳为“对抗”官僚气的人。

结果，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出现了——依据众人的言行，仿佛大多数人都在对抗官僚气了，那么，谁在制造官僚气呢？为什么在实际场合，局内人依然在容忍甚至助长官僚气？

我不认为将制造者归咎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可以一了百了。当我们轻飘飘地将官僚气的责任推给“沉默的大多数”，这更像一种“懒惰”思维在作祟。因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不具体的，是对改善或解决问题于事无补的。我们说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做恶，那么不沉默之人都得以开脱了？既然“沉默的大多数”根本无法纠察出来，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另一个危险倾向是——我们往往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官僚气的制造者仅仅归咎于一两个人的观念或过失。这一两个人，也许是手握最高权力的领袖，也许是秉持某种观念的代表，也许只是一两个贩夫走卒。这种做法类似于官方对于社会动乱、治安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某某人为代表的反动集团，丧心病狂，犯下了这一系列恶行。诚然，这些被昭告众人的“罪人”难辞其咎，可是，酿成这种苦果的真的只是一人一事之得失吗？当我们对公示者进行道德审判，控诉他的“恶”，那些没有被公示之人的“恶”，是否就此消弭，不再追究？官方这样做，固然有“维稳”的需要，但如果个人也效仿这种逻辑，某种程度上，不正好代表了个人思维的官僚化吗？因为我们已经学会用官僚的思维解决问题。

当我们在实际场合，见到了所谓“官僚气”的存在，我们对那个表现出官僚气的人或群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只是抱怨一番官僚气，在实际行动上却顺从官僚气，我们的行为，是否就没有“恶”呢？我们是否也在逐渐制造官僚气？制造官僚气的不惟本身就足够“官僚”的人，还包括容忍或默许它风行的人。

批评“官僚气”的局内人，仿佛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做一件事或在某个团队，因为官僚气作祟，才导致效率底下、乌烟瘴气，他大可以说自己已经尽力，奈何身边人官僚气难消。当一个人批评官僚气时，他似乎在心理层面，无论是自我还是他人上，获得了“豁免”。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厌恶官僚气的人又怎么会制造官僚气呢？当一个人批评官僚气，他在这个“场”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被划进官僚气的对立面，被归纳为“对抗”官僚气的人。但我们再细细思存，官僚气的弥漫，仅仅由于制造者的猖獗吗？当一个人不作恶，却不揭发恶、不阻止恶，而只是义愤填膺“放空炮”，他是否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助纣为虐？

但是，在官僚气的问题上，这样的人又确实能说自己“情有可原”，因为他恪守了自己，而要求他改变别人、洗涤风气，已然是道德上更高的希冀。不过，“情有可原”的问题也在这一例子中暴露无遗。“情有可原”是宽慰失职者的良方，但当局者如果将“情有可原”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他对自己的“约束力”就会慢慢消解。并不能说，你在一件事上“情有可原”，你就没有过失，你就可以无愧于心。我们给自己设立底线，不是为了让自己“情有可原”地过活，而是力求让自己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不求为圣，但求坦荡。

《孟子·离娄上》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让我联想起“吾日三省吾身”。做事情碰壁了，先反省自己，并不意味着别人没有过失，而是强调对自我的“约束”，是为了让自己内心的准绳不至于沦为摆设。我们如何维护底线？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既然心中有底线，那么就要有对底线的敬畏感，就要在一言一行中把持住底线。当我们所做之事与底线产生冲突，不应该先问：“这件事做了对我有没有利？”而是“它触碰到我的底线了吗？”

学生会等组织团体是大学生贪权的重灾区。大学生在竞争这类组织团体的职位时究竟是出于为学生谋福祉，或者锻炼自身，还是“官瘾”作祟，看重了所争职位享有的权力和优惠，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也许兼而有之，但从我的经验观察，学生会等组织团体内部早已形成一种不健康的权力、辈分崇拜氛围，具体而言，大二、大三的会天然享有比后生更高的话语权，在各项赛事和评比中也会相对享有优先权。而有意在学院中竞争更高职位的，在平日生活会更注重经营关系网，学院内部也会形成小团体般的存在，这些小团体会成为竞争之人的中流砥柱和造势发源地。大学生对职位的定位更关心它在校园的实际地位、具体权力乃至校方对其的重视程度。在过足权力瘾的同时，他们借此丰富履历，并将其充作跻身更高权力层的跳板。

有关大学生的“贪权”，不妨以处在学生会顶端的学生会主席一职为例。12年9月，经济观察网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大学名利场》，当中有一段就谈及这一职位：“据郑融的了解，绝大多数学校对于学生会主席都有照顾政策，比如保送研究生或者推荐工作等等，他认为这是很多人参与竞争的一个直接原因。至于其他的好处，李谊举例，“有时候入党竞争者太多，在班里申请往往需要等很久。但如果是学生会部长以上，大家都是政治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同学，在学生会申请入党批下来的速度就会很快。”

大学生的“贪权”不过是社会权力崇拜氛围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即将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不少大学生专业能力进步缓慢，但却早已在校园中经历组织锻炼，熟谙权力崇拜的规矩。即便是本意增进认识、联络感情的饭局，似乎也漫散着因权力不同而形成的地位之分——座次如何安排，发言顺序，谁负责点菜，敬酒顺序等，都成为了可以琢磨的门道。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一次随机向460位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29.31%的受访者聚会频率达到每周两次以上，其中本科低年级占63.52%。所有受访者中，38.08%的大学生在聚会社交方面的开销占生活费的比例超过30%。

和贪财、贪权紧密联系的就是“贪名”，很多时候，大学生试图兼顾三者。《史记·商君列传》有：“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官场政坛中贪名之徒屡见不鲜，比如博取直名的清流。大学生也日益贪名，既有校园圈子内的名，也有社会层面上的名。在具体操作中，比如：学历造假，夸大其词；代写论文，追求数量；积聚头衔，大多鸡肋；附庸风雅，阿谀上层；编织履历，臃肿多“水”...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大学生人际关系官场化紧紧缠绕。大学生对于自身形象、名声的重视，甚至更甚于提升自己的专业实力。古有郑人买椟还珠，今日大学校园，也处处可见郑人的身影。

但是，造成大学生贪名现象日益严重绝非大学生群体一者之过。如果细细深究，且不说上文提及的社会整体风气，我们是否还应考虑大学生成长路上教育策略的得失，以及整个大学环境的变化？高校在对外宣传上普遍通过名流校友（哪怕只有一点关联）为自己贴金，下至职员，上至领导，也加入积累头衔、攫取名望的热潮中，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也时时刻刻强调着“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论调，这些，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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