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1723），清朝要求东部和南部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和桅杆，以示区别；海船的两侧还要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这是为了方便沿海官兵观察海面情况，发现和捕捉海盗。朝廷先前有令，“取魚不许越出本省境界”，“禁闽省海洋双桅渔船，不得至粤”，以免“混杂无稽”。船舶打上油饰标记后，越界或无油饰船舶比较容易发现。

油饰部位在船头和大桅杆的上半截。江南（今江苏）用青油漆，白色钩字；浙江用白油漆，绿色钩字；福建用绿油漆，红色钩字；广东用红油漆，青色钩字。青色习惯上常指黑色。所以江南的青油漆和广东的青色钩字，往往是黑色。据说四色的安排有讲究：江南在四省中最靠北，北方属水，用色为黑；浙江为属西方的白色；福建为属东方的绿色；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即红色。广东的船头油漆成红颜色，于是有了红头船之名。

油饰船舶是清朝为加强商船、渔船控制而采取的措施。在此之前，从康熙开海起，官方文件一再提到要将船舶地区属性、船舶编号、船主等情况在船的两侧“烙号刊名”。船身“烙号刊名”，字体不可能很大，不利远距离察看。船头和桅杆漆上色彩各异的大色块，即使在远处也容易分辨。

油饰船头和桅杆的做法行之数年，当局意犹未尽，又于1731年规定：商船和渔船在船帆或船篷上书写船舶所属州县和船主姓名，每个字要达到一尺见方。

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政治决策随意性很大，大多未经深思熟虑便草率推出，油饰船舶是无数愚蠢决策中的一个。后来，江南青头船和浙江白头船行迹罕见，福建的绿头船也在史籍中也逐渐湮没无闻，只有红头船，不但存留下来，且名声远播。

从雍正年间起，由于粮食紧缺，各地粮价高企，官方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甚至强迫商人从国外贩运大米。1728年，免除暹罗国大米免税的做法成为一项固定制度。

暹罗米源源而来，不仅满足了沿海缺粮州县的需求，还把中国和暹罗经济贸易带入前所未有的兴盛。米船回国时不能也不会空载，大量中国商品随之销往暹罗。大米贸易，物重价轻，即使免除关税，赢利依然不高。于是商人在米船中附载海外苏木、铅锡、胡椒等来华贩卖。官府将贸易大米数量和同船其它货物贸易税额挂钩，加大鼓励大米进口力度。

中暹大米和其它商品贸易使红头船格外引人注目，但同时期福建的绿头船也引人注目。福建沿海缺粮州县也在暹罗造船并大量购进大米和其他商品。1763年，缅甸军入侵暹罗，四年后暹罗首都陷落，阿瑜陀耶王朝灭亡。暹罗华人郑信领导一支抗缅军队，成功驱逐了缅军，暹罗获得独立。1767年郑信被拥立为吞武里王朝国王。

郑信登基以前，中暹关系已在不断推进。广东潮州是郑信的家乡，潮州人被称为“王室华人”，获得从事农业、手工业等便利，大批潮州人移居暹罗，决定性地改变了南洋华人的籍贯结构。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多数国王继续推进中暹经济政治关系，华人人数继续增长，大量来自潮州。暹罗和潮州之间的交通线变得异常繁忙，需要大量船舶。潮州缺乏造船材料，而暹罗富有优质木料，造船价廉物美。红头船渐渐“全在暹罗制造”。

到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人聚居地首推暹罗，约有百万华人，其次是婆罗洲，约15万，再次是爪哇，在11.5万-12万之间。暹罗华人在人数上的压倒优势，使红头船作用和知名度越来越高。

红头船也往返海南岛、广州、福建、浙江、江苏之间，同时往返东南亚其它国家之间。运行路线四通八达，成为一个时期东南亚华人世界中名气最大的船舶。

中国商船携带防御武器数量很少。1728年，前往南洋的大船上，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二十斤，不许带炮。两年后，远洋船舶虽然可以装备炮火，但每船“不得过二位，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清廷为确保政权不受威胁，宁可让中国远洋船舶吨位低、船员少、装备弱。红头船等中国商船在海外软弱可欺，屡屡成为西方列强和海洋大盗抢劫的目标。于是，中国商船改而前往暹罗这个相对安全的国家。暹罗建造、主要行驶在暹罗、潮州一线的红头船便获得突出的名声。但是，中外传统贸易区域的转向并非中国的福音，它分明提醒世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环境在恶化、中国商船的航路在收缩、中国的船舶必须适时应变。

1855年，暹罗被迫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暹经济政治关系发生变化。随后不久，机器驱动的轮船开始普遍使用，依靠自然力的大帆船被逼到墙角，红头船逐渐过气。

来源：南海网、《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