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犯逃脱三回 上演“金蝉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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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从辽宁凌源第三监狱越狱逃脱的两名重刑犯王磊、张贵林在逃亡两天后，在河北省平泉市台头山镇落网。 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一名曾两次因脱逃判罪的服刑人员，竟能第三次上演“金蝉脱壳”。

两名逃犯王磊和张贵林，都是因为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罪名入狱，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特别是张贵林，还有狱中伤人、两次脱逃的犯罪“前科”，更突显了其人身危险性。他们逃出监狱后，对社会治安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两名重刑犯的抓捕归案，意味着危险警报的解除，人们又能回归正常生活了。

然而，把逃犯抓了回来，仅是解了燃眉之急，就这一事件的“善后”处理来说，还不能画上句号。两名重刑犯的脱逃过程，暴露出一些监狱在安全管理上大有疏漏之嫌。其实，我国自古以来就对越狱犯罪严厉打击，到了明清两代，中央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对越狱这种犯罪行为更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明清时期对越狱行为明确责任、处罚严厉

①越狱是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统治者绝不手软

明清时期，州县监狱由于管理的不善，狱囚脱逃时有发生， 这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不但加强了对狱囚的管理，也不断明确监狱管理者的责任。

明清法律对于因为疏忽导致囚徒越狱逃亡，无论是越狱囚，还是监管人员都有从重定罪的规定 。在一般情况下，也允许对越狱囚徒采取就地正法，对于狱囚脱逃采取加重惩罚， 但允许自首及相互举告。而对于管理者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允许戴罪立功，在规定的时限内捕获逃脱狱囚，也可以减轻处罚。

在封建社会，囚犯越狱是对统治秩序的挑战，统治者对之处理绝不手软。 如果狱囚越狱时有伤人 、 结伙 、 破坏狱具及监狱的行为 ， 则属于严惩不贷之列 。 如乾隆四十八年 ， 安徽颍州府阜阳县监犯王刚等名犯人越狱 ，“打断锁铐 ， 用火烧栅，并打伤典史、禁卒，越狱逃走”。经过缉捕，捉到其中名，本来按照律例规定，等到人犯全部拿获再分别情节定罪，但此时乾隆帝认为 ：“ 此次胆敢打伤官卒人等 ， 越狱脱逃，情罪甚重 ， 法无可贷。”于是采取“无论首从，即一面奏闻，一面正法”，将越狱之犯全部处决，对其中在逃的越狱犯，以后一经拿获，便将之正法。由此可见，统治者对于越狱囚犯一直是持严厉的态度，不允许其破坏统治秩序。

②《刑案汇览》保留清代越狱犯罪案例

越狱犯罪案件是清代比较重要的刑事案件种类，它不但危害性大，而且案发率高。清代的《刑案汇览》中收录清代案例达 7600 余件，其中有许多典型的越狱案例及相关监管措施。从《刑案汇览》的记载看，仅在嘉庆中期至道光中期的近三十年里，涉及囚犯越狱的案件就不下100余起，并且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可以为今天解决越狱犯罪问题提供不少有益的历史启迪。比如，要对监狱囚犯实施人性化管理；要完善监狱的硬件设施；要加强对监狱工作人员的管理；要鼓励越狱囚犯自首等等。

徒、流犯人越狱在清朝属于一种特殊的越狱犯罪类型，《刑案汇览》将徒、流人犯越狱的案例与一般的囚犯越狱案件分开列出。《大清律例》规定，“一日笞五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发配所。其徒囚照依原犯该徒年份从新拘役，役过月日，并不准理……中途在逃者，罪亦如之。”为了加大对流刑囚徒越狱犯罪的打击力度，在该条律文所附的条例中，特别规定“原犯流罪人犯，初次脱逃，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加徒役三年。二次脱逃者，枷号两个月，责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三次脱逃者，改发边卫充军。”道光十三年（1833 年），发配至新疆服役的犯人游三越狱逃脱。新疆当地司法机关拟将其判决“重枷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流犯人服役地远离家乡，他们越狱后经济困难，容易再次犯罪。对于越狱后行凶的徒、流人犯，清朝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判处死刑。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 年），流犯宋七等越狱后入室抢劫衣物银两，清朝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斩立决。

纵览明清代越狱犯罪的法律规定与审判情况，可以发现越狱犯罪在立法上面比较完善，与越狱犯罪相关的问题基本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法律规定。

而现代社会高科技如此发达，为何重刑犯都看管不好？

史泰龙与施瓦辛格演绎的《金蝉脱壳》，曾向观众展示出一座无懈可击的全景透明式监狱，是如何被“越狱专家”一步步击穿的。在欣赏越狱过程的惊险刺激之余，我们也从诸多越狱题材的影视剧中获得一种镜鉴：即便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的监狱，也总有其脆弱与松弛的一面。

近年来，我国越狱犯罪案件也频繁发生。这些年我们熟知的事件就有：

1、2007年10月，江西赣州兴国县看守所：危先坤、张燕生等8名在押人员，趁凌晨劳动时打晕看守警员，拿走警员身上的钥匙，集体越狱。历时23天，8人全被抓回。

2、2008年3月12日，河北保定监狱在押犯人谢万礼，开动监狱内部吊车冲破三道围墙逃跑，6天后谢被警方抓获。

3、2009年3月1日，陕西汉中监狱在押犯李保华和张国显经过密谋，通过下水道越狱。李保华很快被抓获，而张国显则4个月后才落入法网。

4、2009年10月17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在押犯乔海强、高博、李洪斌、董佳继杀害并抢夺当班民警警服后，打伤监狱门卫值班民警，强行冲出大门逃脱。4天后，公安机关在抓捕中击毙高博，抓获其他三人。

5、2011年9月，河北深州监狱服刑犯王振轻用自制绳索翻墙越狱逃跑。两周后警方抓获王振轻。王振轻在原有刑期之上加刑4年 。

6、2017年5月，云南省第一监狱七监区，在押犯张林苍强行驾驶货车，冲破监狱隔离网和施工用的临时栅栏门后脱逃，8天后被抓获。

几起案件，尽管都有案犯的狡诈和凶残，但也都能看到管理上的漏洞。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电影里的监狱高科技技术让我们眼花缭乱，但看似铜墙铁壁的监狱，为何总是出现越狱事件？

①监狱场所偏僻 初埋祸根

其实，中国监狱制度设立之初便埋下了祸根。新中国的监狱创建期，一穷二白，条件极差，只能画地为牢。当时，干部的来源主要是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囚犯形形色色，成分复杂。考虑到防止越狱和传统惯例，考虑到战备的需要，监管场所都是建在偏远的地方。

由于交通困难，使押运罪犯费用增高，执法成本增大；同样由于交通困难，有些罪犯服刑多年，家属很少甚至从未探监，不利于对罪犯的社会帮教，而安全隐患亦就此埋下。

②观念漏洞：重视经济效益 轻视监狱安全

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效率并不重要，质量也没那么高标准，销路也不用愁，所以监狱企业一直搞得有声有色。在监企合一的形式下，监狱大都兼备企业职能，监狱生产的收入是监狱经费的重要来源，而生产经营也成为狱政的主要职责之一。

虽然2009年时，国家“初步建立”了监狱经费全额保障制度，但因为历史欠账过多、政策推行需要时间等因素，经济问题依然是部分监狱上空的阴霾。

③硬件漏洞：环境先天不足 设备老旧

中国的监狱大多数是老监狱，这些老监狱多是在解放初期就已定型。多年来，监狱的经费都是靠劳动所得弥补，在基本建设方面的投入较少，警戒设施也是高墙、电网的基本配置。部分罪犯越狱成功，与监狱硬件档次低，标准低有直接的关系。例如2004年时，四川全省监狱监管区的近15万米围墙中，安全不达标的有14万米。

1999年，深圳福田某看守所

④人为漏洞：监管方渎职亦是越狱问题的重要根源

在劳改“室外转室内”，经济“国家全额保障”的变革过程中，越狱事件不再单纯由硬件设施或经济的因素造成，监管方渎职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每一起越狱事件中。例如2009年，从湖南德山监狱逃脱的刘宏在两年内第二次成功越狱，他的第一次越狱方式居然是混在新狱警中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⑤安防漏洞：缺乏对罪犯的危险性评估

监狱安防系统处在被动式防范尴尬境地，缺少通过对在押人员行为分析、日常表现、家庭背景等信息的分析研判能力。就这起重刑犯越狱事件而言，监狱方面对王磊和张贵林的“防控不力”，足以说明在罪犯危险性评估、针对性防范等环节上有所缺失。

从报道披露的信息看，王磊曾因绑架并杀死一同村孩子被判处死缓，后来减为无期徒刑。当地村民反映，他的性格特点是，“谁撺掇他，他就可能跟着干，不想后果”；张贵林呢，“亲属称其从小就有偷盗恶习，附近村民都害怕他”，即便在狱中也接连犯事，特别是有“两度脱逃”的表现。他们理应成为狱方进行危险性评估，以及采取特别监管措施的“重点对象”。令人遗憾的是，两人从事前预谋到越狱行动，狱方全然蒙在鼓里，以致酿成事端。

重视历史经验 弥补安防短板

每一次越狱案都会引起舆论对监狱管理的抨击，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声讨，以及对制度执行力的反思。监狱安全说到底是一个由设施、人员、制度、管理等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带来整个体系安全性的坍塌。

明清两朝在处理越狱犯罪问题上都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要解决越狱犯罪问题，我们不应忽视历史经验。所以，不能迷信于技术的进步，也不能寄托于“一票否决制”的威慑，监狱安全根本上取决于体系中不存在任何一处短板。应当适时加入罪犯危险性评估等内容，辅以配套性制度规定，强化监狱的安全管理，让民众生活的更安心。

作者：Seven

参考资料：

柏桦，《明清州县狱囚越狱处罚及责任》，明史研究，

宋伟哲，《清代越狱犯罪的分析与启示 ——以《刑案汇览》为例》，犯罪研究，2016 年第 2 期

傅达林，《挖出越狱案频发的病灶》，法制周报，2014-11-04

欧阳晨雨，《这样的重犯能逃三回，每一道“门”是如何失守的？》，澎湃评论，2018-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