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冰心与梁实秋，注定只能做朋友（中）|163

我最佩服冰心的一点，就是她挑老公的时候思路很清晰，目标很明确，思维很理智。

民国那么多的才女如陆小曼、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等即便才华盖世，也还总是在谋生亦谋爱的路上苦苦挣扎，屡屡试错，甚至不惜一错再错。

我觉得，这跟冰心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

她出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儿（其他都是儿子），父母很爱她，她从小接受的便是大家闺秀式的教育，走的也是温婉雅致的路线。

她不需要为生活操太多心，跟凄苦的萧红相比，真是如隔云泥。

萧红需要的丈夫是能提供给她稳定的生活，张爱玲需要的是一份宠溺一份爱。

而冰心呢，她不需要通过爱情和婚姻来获取生活或者感情方面的安全感，也并没有“爱情饥渴症”，她追求的是四平八稳的道德，这使得她可以理智地在婚姻市场里从容地挑选最适合自己的。

当然，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从未对另一个人燃烧到兵荒马乱，从未品味过为另一个人欲生欲死的极致快乐，从未体会过爱情患得患失的苦楚，从未失过一次痛苦地想要去死的恋，理智的选择自然绝少出错，可是，这也未免太无趣了。

在冰心二十来岁的时候，她便对婚姻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

她的理想生活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丈夫，自己呢，做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同时自己也要有一份理想的工作。

按照这样的理想，她便不希望嫁一个文艺圈的人。

她认为文艺男青年多数浪漫多情：

“我们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

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对世界的多样性缺乏想象，让她看待人事有点片面化。

比如，她不待见美丽优雅被男性们众星拱月的林徽因，而天性浪漫多情的徐志摩自然也没能博得她的好感，她认为他的离婚再娶是“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

徐志摩去世后，她说他“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

又说：“我与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

所以，她最终选择吴文藻，于情于理都是很说得通的。

冰心、吴文藻和三个孩子

吴文藻是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性格忠（mu）厚（ne）沉（fa）稳（wei），书呆子气较重。

冰心晚年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写道：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

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摞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

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1982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

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老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

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不得不说，对于丈夫的书呆子气、不浪漫作为和对家庭方面的出力之少，文艺女青年冰心是有点落寞的，有点怨责的。

可是，一旦让她选择浪漫多情的，也绝非她情愿。文艺男女青年在一块，很容易失去理智，不懂得生活，很难有“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真实人生。

说到底，婚姻哪有十全十美，能彼此相看两不厌已是至大幸福。

毕竟，比起梁实秋，实在还是吴文藻更适合冰心。

对于吴，冰心是绝对可以放心的，他一心一意从事社会学研究，闹不出一点幺蛾子来。

还是冰心、吴文藻和三个孩子

这个梁实秋倒确实让人有点不省心，方令孺说他“淡泊风流”，冰心则称他为“风流才子”，这所谓的“风流”，既指他的文采出众，也指他很受女性朋友追捧。

有才有趣又帅气的男人，从来不缺女人在周围绕着圈转。

当然，他也绝非浮尘浪荡之人。

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胡适请客喝花酒，梁实秋大窘，出于客套礼貌约了一个姑娘在身后陪酒，他也非常不自在，之后提早回家了。

回到家里，妻子程季淑笑着问梁实秋：“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梁实秋便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