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主持过《实话实说》、曾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永元，因为在网上曝光了了范冰冰偷税漏税而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崔永元谈税收：“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块，你征他的税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块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脑袋拴着裤腰带上，我进演播室一定能出来，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
他得过金话筒奖2次，央视十佳主持人播音员奖4次，写过书《不过如此》，上过春晚小品，自己筹钱拍过纪录片《我的抗战》。那么小崔的前半生是怎么样的呢？
1963年2月20日，崔永元出生于天津北辰区，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当时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就是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
儿时崔永元和父母在一起
大院子弟
“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当时在大院里面我父亲是最大的官，部队是一个团，我父亲是团政委，经常有这种开大会的场合，他要在上面讲话，底下不断有掌声我就特别羡慕。我的理想就是长大要做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你到台上讲话台下就鼓掌，多幸福。”
崔永元与妈妈在广州留影
崔永元4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学生的崔永元记得他干过的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走。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我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了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尴尬的样子，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露天电影
崔永元
“我六七岁开始看电影，上大学前很少进电影院，1969～1975年间看得最多。我的童年理想就是当放映员，因为我觉得放映员是部队里最帅的小伙子，人很精神，是有手艺的文化人，跟那些天天扔手榴弹的战士不一样，还可以永远看新电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喜欢跟着放映组的人做打杂，八九岁时就被当作了编外人员。放映队来的时候，会用大喇叭叫我的名字，我特别骄傲地一溜烟跑到放映队，帮忙倒胶片、贴告示、画幻灯片。有一次放映员奖励我，在开场前单独为我投影在墙壁上，放了《永不妥协》中的一本胶片，这件事令我得意地跟伙伴吹嘘了大半年。”
1981年高中毕业，崔永元（右二）和老师同学在一起
北京广播学院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我上大学时哥哥、姐姐的工资非常少，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我们家惟一的大学生嘛。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而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好的，买书是他那时绝大部分的开销，当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什么的，因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着回忆道。
中为崔永元
崔永元20岁开始初恋，女友是传媒的大学同学。
“第一次谈恋爱是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那时候我特别高兴，虽然在我们班差不多是最晚的。”两人后来分手，在谈及自己失败的初恋，他表示“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倒霉。如果那个初恋成了，那才叫倒霉呢。”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22岁的他遇到了陪伴自己的一生的太太陈薇薇，陈薇薇和小崔是同事，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崔永元与陈薇薇
“第一年做《广播报》，就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我就开始在《午间半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广播界都在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
崔永元（中）在新疆采访
“1987到1996年，我在那个节目里干了9年，收获特别大。因为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就是你爱采访什么采访什么，所以我就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我把保险搞得个门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现在我都懂。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在那儿为了我们的和平，那样地工作着，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者，让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让我特别充实。我从1985年当记者，一直到1996年当主持人。”
崔永元（左）在节目中
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这是硬指标。”提起这个，崔永元挡不住的骄傲。
崔永元：在报社时，办公室被我弄成这个样子
“另外，我比较喜欢自己的是，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非常喜欢干。我22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当我有采访任务，要把稿子写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就在我旁边打牌，我还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我的稿子。20多岁的人，我就有这样的克制力。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有一个对被采访者尊重的问题，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收集对方的资料，总是让对方很感动，这也有一个硬指标：我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去吃饭。”
崔永元：有人说，再好的西服穿在我身上也不像样。我觉得是他们没看习惯
1993年，崔永元开始进入《东方时空》。
1995年策划《东方时空》的特别节目《真实再现》。
1996年4月28日开始做《东方时空》的周日版特别节目《实话实说》，主持人身份崭露头角，大受欢迎。
崔永元“每次节目开始和结束我都要规规矩矩给大家鞠躬，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
他的工作间里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
在他因为主持《实话实说》走红后的第三天，父母就警告他，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但在他执拗的性格基因中，声誉似乎可以忽略。“之前你们说我是中国最好主持人，什么媒体良心，现在又说是小丑、公知，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会因为你们改变自己吗？”
1997年女儿崔枝明出生，她目前在美国读书，尤为喜好绘画艺术。
崔永元与女儿
崔永元出道这么多年，谈及家庭生活，从来不提夫人，他最喜欢谈的是她的宝贝女儿，很少谈夫人：“她是一个不太张扬的女性，不愿意曝光，她不愿意我在媒体上谈她。所以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谈过她。”
崔永元与妻子
1998年，崔永元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他睿智、幽默，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当时“一本正经”的电视屏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
1999年时，中国国内电视媒体纷纷效仿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节目形式，最终《实话实说》的收视率慢慢下降。
2000年崔永元主持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2001年，沉重的工作精神压力导致崔永元已经从睡眠障碍发展到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2002年，崔永元出书《不过如此》，成为畅销书目。
2002年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最终也离开了央视。问及崔永元为什么离开，崔永元：“当意识到自己快五十的时候。我觉得年近半百，你还有什么事想干没干过。你现在干的事是你最喜欢的事吗？我这辈子从来没计划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我脑中有计划的是放电影，画电影海报，这是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当导演、编剧。后来主持节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认识了，我想演电影、话剧，这些和台里的规定和政策不符。台里任务那么多，我们也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后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么我一定要把我的梦都实现。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做口述历史，这个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还有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视剧，做一部舞台剧。”
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如下：
南方周末：你说央视是一个国家台，它有独特任务和职能。
崔永元：对，我觉得国家台就是应该“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国家台，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台是好看的，因为它承担的任务太重了，它要传递信息，传递思想，要完成这些任务，表达民族历史，如果是公共电视台，还要负责所有在海外公众的安全。比如说地震，国家电视台就要告诉你，你在意大利跟谁联系，在澳大利亚跟谁联系，如何了解你亲属的情况，24小时就得干这个，这才是国家台。
假如人艺是最好的剧院，它的话剧八点钟首演，那国家台就要八点钟直播，新年音乐会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国最好的演出团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戏，能谈妥都应该在黄金时间八点播，你爱看不看，这是国家电视台的责任。如果这时候还在讨论没人看，收不来广告，这不是国家台，是商业台。到1999年，我忍无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从1999到2002年，你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藏着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
南方周末：《实话实说》报十个题目毙了七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
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他。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老师满头白发地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我厌烦了。
2003年冯小刚导演贺岁电影《手机》，影片中带有映射成分的《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和人物严守一（崔永元）及他的女同事武月（何晶），对崔永元造成了负面影响。
详情引载如下：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2003年7月，崔永元开始主持新节目《小崔说事》。
小崔说事 2010：我歌故我在
小崔说事 2010：每个都有可能 魏敏芝
小崔说事 2010：企业家 慈善家 曹德旺
小崔说事 2010：给医院看病
小崔说事 2010：点亮未来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电影的梦境里，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绪烦躁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电影有关的，一看，心里就会很平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我翻我家里的老电影的小人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返潮，会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2004年4月3日，崔永元积数年心血创制的新栏目《电影传奇》开播，内容涉及150部老电影。崔永元在节目中既是主持人，又是主要演员，既讲故事又演故事。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小崔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2006年，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06年所做的扶持培训乡村老师的情况
2007年，崔永元在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
2010年策划了纪录片《我的抗战》。
我的抗战全集
2011年9月27日，“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在京启动，贾樟柯、张猛等导演也到场助阵。
2012年4月14日，崔永元主持的第一期《谢天谢地，你来啦》开播。9月28日，崔永元和周立波主持的《小崔说立波秀》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
2012年7月30日，崔永元在北京丰台区南宫宾馆请参加721京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154名农民工吃饭，饭前默哀一分钟。韩红还特意赶来助阵，为农民工献歌两曲。
从2012到2017年，每年春节，崔永元都会到远离北京城市中心的郊区，在场地设施极其简陋的“民工之家”，看望那些过年时滞留难归的民工兄弟们，不要任何报酬，为他们主持了多届“民工春晚”，给他们带去了最好的节日礼物。
2013年1月26日下午，由打工者自编自导自演的“2013打工春晚”在团中央礼堂隆重举行，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担纲主持。
2013年9月19日，崔永元录制《谢天谢地，你来啦》，这是他在央视的最后一场节目录制。10月20日崔永元彻底办完离职手续，成立“崔永元工作室”，建立自己的团队，打造颇具个人风格的节目，挂靠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2013年9月，崔永元与方舟子就“转基因”的问题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论战。期间，崔永元自掏腰包，花费了近100万元拍摄转基因纪录片。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过：“崔永元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言多必失。”
崔永元说：“我只要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
无论如何，因为崔永元的转基因之争，很多民众首次接触并了解到了转基因食品的概念，很多食品也因此标识上了“是否含转基因”。他的抗争维护了我们的知情权，小编不反对转基因食品，但我们对购买的食品应该有知情权。
璞谷塘商城是崔永元为人诟病的地方，商城盗图、大连三万人的会员费、有机大豆油被检测出溶剂残留量等，崔永元2个月后辞去璞谷塘公司监事长一职，遭到网民调侃：“我走过最长的路，是崔永元做生意的套路!”
虽然崔永元后来也因为自己开公司卖有机食品，被某些群众质疑当初他与方舟子论战的动机，但是全中国数千家做生鲜食品的，只有1%盈利，4%持平，88%亏损，剩下7%巨额亏损。
崔永元说：“如果我这个人傻到这种程度，我想挣钱不去挣一剪子200万的（他指的是被频繁邀请的去楼盘剪彩），不挣一次演讲150万的钱，不挣当一次导师100万的钱，非要倒腾食品，非要做农业，那我也是转基因吃多了！”
2013年12月，崔永元用自己的奖金资助普通人治病，发动同行帮助辽宁鞍山抗癌协会“临终关怀”行动。将拍摄《电影传奇》时得到的大量珍贵资料无偿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建立中国电影资料检索系统。
2013年12月6日，崔永元正式从央视离职，回归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教。
他宣布：“这个社会我不跟了，自己的下半辈子只做口述历史。”之后，他全力投入了记忆打捞与口述历史的事业中，他先是自己拉来资金做口述历史库，之后又和团队历时8年，完成了纪录片《我的抗战》。
南方周末：你的口述历史团队现在在做什么？
崔永元：现在做的是“抗美援朝”、“知青”、“私营企业家”系列。我们最近把“三线”专门弄出来了。“新中国外交”系列，我们采访了七十多位大使。口述历史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实施了也就15%或者20%，按现在的进程，在我有生之年，这东西不可能做完。
南方周末：这么大的工程，60个人的团队，经费从哪儿来？
崔永元：学校每年为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拨款500万元，来支付员工工资，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花钱。今年我们计划经费是2300万，全靠我们基金会募款，然后监督研究中心按法律规定使用。
这条口述历史的道路上，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孤独地摸索着。他们采访的对象，有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的老兵，还有那些国民党军队的老兵。
2002年至2005年，他的团队共收集了3500人，超过了200万分钟的纪录影像。“一切出发点就是口述历史。”他们采访了很多八九十岁、上百岁的老人，他们说了很多东西，有抗战也有别的。许多老人在片子杀青前就过世了，而他们最后一刻却留在了镜头中。
而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全中国人都可无偿使用！他说自己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觉得：“只有历史不再支离破碎，人民才有尊严，国家才足够体面，一个不能够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抢救采访”抢救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或许也包括一个时代的良心。
崔永元陆续完成了《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等一系列“口述历史”的纪录片的摄制工作，而且积累了600万分钟的影像视频、文字素材、实物资料，涉及电影、外交、战争、学者、知青和民企等诸多领域，给我们民族留下关于"口述历史"的记忆。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崔永元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向社会各界朋友筹集资金，总耗资超过1.3亿元，完成了一场对20世纪中国重大历史资料的关键性抢救工作，许多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无价之宝。而他却没有因此牟取任何的个人利益，一直以来他所有的馆藏，全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用于相关史料的学术研究和传播交流。
他将这些总预估价值可能超过10亿元以上的珍贵史料，全部无偿捐赠给了母校，建立起“电影传奇馆”、“电影艺术家馆”、“奥斯卡馆”、“连环画传奇馆”、“都本基艺术馆”和“国卿传记馆”等6个展馆，7个展室。
这些展室白天展览，晚上变成了同学们平时读书的自习室，“朝馆夕室”，让他们在日常学习中，去体会和感受真切的历史。
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3日起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须预约）。
这些年来，除了在中传大学教书育人外，他从事资助贫困山区的公益事业时，每个被资助山里孩子脚上的鞋、碗里的菜，他都要密切关注，最终形成了“给孩子加个菜”的著名公益项目。
崔永元：“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2014年10月28日晚，崔永元在微博上转发媒体报道，确认将主持东方卫视的一档“别具个人风格的新闻节目《东方风云汇》”。
崔永元介绍，《东方风云汇》更像是一档“新闻解读”类型的节目，会有“自己的解读风格”，“做大家看得懂的新闻”。
2015年1月1日，崔永元新节目《东方眼》于东方卫视正式播出。
2015年3月25日，由崔永元团队和东方卫视中心联合创制的中国首档社交类谈话节目《东方眼》停播。
2017年1月15日，崔永元继续主持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创的打工春晚，迄今已举办六届。
2017年5月22日，从“反转斗士”到“专职商人”，崔永元一只鸡卖300元。
2018年1月31日，登上“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TOP30”。
2018年5月28日，崔永元,实名举报范冰冰4天6000万天价片酬，并起底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行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拍案而起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了解更多名人传记历史事件内容，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传承ROOT”!
免费创建传承碑，打造永恒的生命档案
传承碑，撰写名人传记，记录社会历史大事件，免费的网络个人传记纪念平台，平台可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每人一个章节记述下他们眼中的您。后续会推出家谱、家祠功能，敬请期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