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在他而立之年被贬贵州龙场，在这里他动心忍性，直面生死困境，终于由一场“龙场悟道”，开创了影响至今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直面人心，内容丰富。今天，后学想就先生所阐发的良知简要谈一谈其中的理性部分，及其与中和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阳明先生对于良知概念和属性的描述有好多种，譬如：“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道心者，良知之谓也”， 还有“知善知恶是良知”等等。本文主要想就阳明先生的良知理性角度进行发微。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交互的世界，如何传承和弘扬阳明心学的良知理性精神，让人心回归到开放包容格局中来，回归道德理性，涵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对引导和培育自尊自强、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极其重要的。

一、阳明自身面对困境的理性态度是其良知理性的外在表现

王阳明的一生经历比较坎坷，屡次遭遇困境，但是他都能在关键时刻应用理性的态度，秉持着平和的心态一一化解，不但顺利渡过难关，而且在人生、思想境界上又高了一层，下面选取他的几个人生重要片段简要分析阐述。

（一）弘治十四年，这年阳明三十岁，称病告假在家乡绍兴修筑阳明洞，修炼导引术，虽然在旁人看来已经颇有得道，但是他自觉得是在“簸弄精神”。这样反复思想着，他内心极为痛苦，想离世远去，可心里真放不下祖母和老父等亲人，无法割舍。想来思去，于纠结处忽然悟到，“亲人是一个人之常情，是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存在的，是永远割舍不掉的，是永恒的。这种内心感情也是人道”。如果他不能理性反思亲情，离世遁去，那后面他的个人历史即将改写，会不会开创出阳明心学的新天地也是个未知数。

（二）阳明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被贬贵州龙场，在这一重要节点上，他理性的人生态度表现得尤其突出。

武宗正德元年，当阳明仗义为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上奏鸣不平时，得罪了宠监刘瑾。当廷大打四十大板，当场被打得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这也是，阳明一生中所受的唯一的残酷体罚，这对于有着崇高志向的文人王阳明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阳明不但在身体上遭受痛苦，被杖打得皮开肉绽，精神上更是感到极度失望和悲愤，而且他还要担忧父亲会不会受到牵连，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耿直的父亲王华，确实受到不利影响。被打完之后，阳明还被下狱。阳明的这个事件，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个难关，但是阳明通过在牢狱中沉潜于《易经》，心态得到极大的宁静、平和，精神上通过经典与古圣贤进行交流也得到了抚慰。通过在狱中的仔细研读《易经》，认识到天无绝人之路，不但让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也让他在日后的求圣路上有足够的心力面对更多的风风雨雨。

虽然不久之后阳明就出狱了，但是想到陌生的、遥远的、前途不明的贵州龙场，他心里也曾动摇过，想着远遁，可心里还是有着老祖母、老父亲在挂念着。他只得继续前行。在返乡途中经过武夷山的寺庙时，重逢曾经邂逅、促膝长谈的江西铁柱宫道人。两人一番长谈，道人出诗道“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道人了解了阳明的想法后说道，“你有亲人在，万一刘瑾迁怒于你父亲，诬告你叛逃，你要何以应对？”听到这边，阳明更加坚定他前去龙场的决心，尽管前途渺茫，凶险。说明阳明每每在面对人生的难题时，都能够理性考虑，不走极端。

正德三年春，阳明终于到达贵阳龙场。龙场地处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当时交通不便，蛊毒瘴疠，环境恶劣，而且当地土著苗人话语不通，周围没个能说话的人。如有几个言语能通的，又是中土亡命之人。刚开始，都没地方居住，就草草搭个草棚暂且住下。当时刘瑾还不解恨，阳明还得时时提防刘瑾的迫害。想来想去，阳明先生认为荣辱得失都能超脱，就个生死之念尚未化解。于是，就自己做个石棺，日夜静坐，就想着等死而已，久了反而超然。而随从的几个仆人倒不能适应这个环境，都病倒了。阳明反而自个儿照顾起仆人来了。给他们淘米熬粥喂食；又怕他们怀想家乡心里抑郁，拿家乡的歌曲小调，唱给他们解闷；又给他们讲讲笑话，逗他们开心，让他们也逐步地渡过难关。
想起龙场的种种困境，不禁念道“圣人至此，更有何道？”通过重重的磨难，种种艰辛，阳明都加以修心克服，反而心胸坦荡，胸中洒洒。显现出阳明先生面对困境的理性、洒脱、平和的心境，而不是意气用事。

阳明在龙场通过心中磨练，内心愈发宁静，这样一来，困境反而慢慢觉得也不是什么了。而且，自制石棺日夜静坐棺旁，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心胸更加开阔了然。时间久了，阳明也与周边的苗人加强互动，将汉族的种植技术、建房技术、医疗卫生等都教给他们，大大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条件。当地苗族人看着这个汉族官员没什么架子，虽然被贬，但是人心善良，又有思想文化，自然愿意帮忙阳明他们，帮他们建起了房，修了亭子。房子虽然简陋，但比原先的好多了。这些房子，阳明给它们命名为“何陋轩”、“玩易窝”、“君子亭”等等，幽默风趣，说明先生在困境中也平和超然、苦中寻乐。但是，始终有个问题困扰着阳明先生，也就是儒学中的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因为，先贤朱熹的心物两极等言论一直与阳明的思想矛盾，也一直无处求解，这让阳明很是苦恼，这种哲学的终极矛盾问题久久不能得以解决对阳明来说是反而是致命的，也让阳明自觉得圣贤之路遥不可及。

经过久久的内心求索，阳明天天处于沉思状态，有时头脑中恍然间有丝闪光，可是又稍纵即逝，这样的状态持续有半个月了。一天深夜，静坐在石棺旁的阳明忽然大呼大叫，把随从都吓醒了。阳明忙告诉他们，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对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了就是这个理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大家都替阳明感到高兴，先生终于悟道了。这就是著名的阳明先生龙场悟道。这场艰苦卓绝的龙场悟道，不但对阳明个人，也对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这场悟道，让阳明开创了儒学新路，开创了阳明心学，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

龙场的居易处困，按照阳明先生自己的说法是，“圣人至此，更有何道？”说明这种困境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也只有象阳明这等充满着理性、平和心态的人，才能勇于直面各种困境，才能终于有龙场悟道这种成就。

（三）阳明在平息宁王叛乱后，遭受群奸陷害，二上九华山，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人生的难关。

阳明先生在历经艰难平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昏庸的武宗皇帝在身边群奸的鼓动下，竟然要阳明先把宁王放了，御驾亲征亲自和朱宸濠对打。阳明苦劝没有用，武宗已经到达了南都南京。宠监张忠、许泰经常谗言说，阳明必反，只有张永公正保全他。武宗问张忠、许泰，何以见得阳明会反？两人答说，阳明召而不见。一次，阳明奉诏出发，张忠等派人威胁，并把阳明阻挡在芜湖半个月，不让阳明面朕。阳明不得已就拐道前往九华山，这是他第二次上九华山，当然与上次的心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深夜时静坐庙中，想到自己虽然鞠躬为国，也战功卓著，可是身蒙毁谤，自己死也就算了，可是自己的老父亲怎么办?阳明心里苦恼万分。这时，武宗派人前去告喻他，“王守仁学道之人，朕召他就到，怎么会造反？”阳明感动于皇上的信任。原来刚开始张忠等人屡屡矫诏，使得阳明得不到消息，还好有顺天府检校钱秉直急急赶去禀报皇上，皇上才得知事实真相。

阳明虽然遭遇如此困境，内心如焚，但是他以静制动，通过静坐以理性、平和的心态让他渡过了人生的另一个难关。

二、阳明心学的良知理性的内在蕴涵

在阳明心学的整体结构中，良知学说是核心。良知一词最初源于孟子。孟子说，“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上篇）。不虑而知，则是天生具有的，是人的本心、本性。这个概念被阳明先生所继承、接受，并赋予它新的内涵。

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这里的“天理”，指的是自然的法则，是天道。程朱理学将“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是“仁、义、礼、智、信”的总和。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里孔夫子所言的生而知之者的“知”即是良知。上述孔子、孟子的言论，与《中庸》首段所言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相吻合，都强调天命（生）的本性，也就是生来固有的善，即良知，天理。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程朱、阳明，与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良知即为天理，蕴涵着天理之性，即是理性，放在天地的大范围观察是天道；对于个人来说，即是人道。如果从心的角度来观察，天道即道心，是本初的；掺杂了人的私心、私欲，即是人心。阳明先生的观点是用道心照人心，让人心恢复原本的理性，回归本初的道心、良知、天理。

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他的一生虽然在求圣的道路上，历经坎坷，但是求圣的志向始终未变。其中的“三变”、“五溺”都是求圣道路上的探索。他的学说源于孔孟、程朱。对于朱子的学说，阳明从小就遍寻他的书籍刻苦攻读。年少时按照朱子的说法，“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正好他父亲的官署中长有好多竹子，他就想竹子也是属于“众物”、“一草一木”中的一种，既然万物都包含“至理”，那么竹子也一定蕴含有竹子之理。于是，叫上同好伙伴，就盘坐在竹子前面，想通过格竹子来认知其中的理。待到静坐第三天，伙伴撑不住病倒了，却没有悟出什么道理。阳明连续不分昼夜地撑到了第七天，却百思不得其理，也病倒了。这个事件，让阳明由从外求道转向内求，是他开创阳明心学的出发点。他与朱子的学说，都讲天理，虽然两人因为心物两极而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认为天理之性充满着理性，都同属道统。

三、阳明心学的良知理性与中和的关系

儒家的学说源于上古时代的智慧，其中不得不提以尧、舜、禹相授受的“允执其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尚书·大禹谟》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至圣孔夫子在《论语·庸也》强调了中庸作为德性的高明之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的孙子子思子为了继承儒家孔门心法，更是做了《中庸》一文。到了宋代，《中庸》和《大学》得到了当时的大儒二程、朱熹等极大的推崇。朱熹把它们两篇从《小戴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中庸》一篇的精髓在首章，“中和”一词在本章中的概念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章的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王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也多次引用《中庸》的语句来回答弟子的提问，特别是他就《中庸》首章的“中和”、“已发未发”等与弟子们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他在答陆原静书信（二）中详细描述了“良知”与“中”的关系，“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他还说道，“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异变，如何执得”。在这里，他肯定了“中”是天理，但又处于变化当中，不好执得，一方面显现出“中”的高明之处；另一方面则表示，既然天理是处于随时异变的状态，是无法从外部把握，表达了阳明先生的观点，即需从内心追求的方法论。正是因为良知是“未发之中”，阳明认为喜怒哀乐的本体是中和的，是理性的。之所以人们经常会打破这种“中和”的状态，是因为私心、私欲，所以他进一步提出了“致良知”，也就是扫除廓清这些私心、私欲，让良知回归它本来的状态。

在《传习录》中，有弟子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最后，阳明先生认为：“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

阳明先生的弟子之一王畿，字汝中，号龙溪。他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也强调了“未发之中”的“大旨”。他说道，“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他对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说阳明先生年轻时曾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沉溺于老、释，才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这样求索了多年，但还是未能得到要领。直到困居贵州龙场三年，动心忍性，才恍然有悟，得到“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氏，而端绪实源于孔子”。“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

先生的另一个弟子钱德洪也在《阳明先生年谱序》的开篇中即提到了“执中”。他说道，昔尧、舜、禹开示学端以相授受，曰“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执中”，不离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灵。同体万物之仁也。“执中”而离乎四海，则天地万物失其体也。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的良知在某种意义说就是中和，致良知也即致中和。在当前世界文化多元交集、交汇的态势下，我们更应该唤醒良知，呼唤理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让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平和包容的良好心态，这样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2018年7月9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