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道德绑架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行为，它用“道德”作为工具，以数量的方式迅速占领社会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力，进而占居社会优势。探讨网络道德绑架的权力意识与权力抢夺行为，对于认清自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乱象具有一定的作用。

什么是网络道德绑架？

自有人类始便有道德，道德已成为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阶级社会里，它作为统治阶级约束普通民众的一种方式，道德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间或调节普通民众间的关系，然当其异化为对抗社会统治力量或社会既有价值秩序之时，道德便有可能沦为绑架的工具。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到了“道德胁迫（moral coercion）”一词，在讨论社会权力对人的限度时指出“社会对人的胁迫和控制，无论是通过法律制裁的武力，还是通过公众舆论的道德胁迫”。哈贝马斯曾经认为，媒体构建的公共舆论“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共舆论”，是公共领域被伪私人化的过程，公众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沦为舆论的傀儡。在新媒体打造的更加开放、自由的舆论场域中，公共舆论则沦为了道德绑架的帮凶，胁迫被绑架者让渡私领域权力

陈力丹认为，“ 舆论绑架”现象是由媒体逼视所形成的：“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报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报道给被报道者带来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这表明，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将社会舆论变成了一种权力运行的方式，对被绑架者施压，有悖新闻伦理。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的传播速度加快，广场式的开放空间为公众提供了良好互动，实施道德绑架行为的主体转向以大众为主，媒体“退居二线”，起着推动作用。近年来在网络上频发的热点话题，引爆了大量道德绑架的言论，尤其是活跃于社交媒体中的网民用户，他们集聚而成社会群体，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以高道德标准要求他人的日常言论。客观来讲，对于一些有悖道德伦理的现象，进行必要的道德要求、进行合理的道德引导，是必要的。但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人进行舆论批判，就成了问题，

总的来说网络道德绑架就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是人们愤怒情绪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动员，它用“道德”作为工具，以数量的方式迅速占领社会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力，进而占居社会优势。其本质就是民众利益网络提供的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权力或社会既有权力的一种挤压，以重构社会权力。在网络公共空间中，道德而非法律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权力争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网络空间治理包括事实治理和价值治理两个方面，通过实名制、诚信制度以及反谣言条例，我们已基本完成对网络事实治理。然而，在价值治理方面，以道德之名进行的权力争夺已成为一个较难处理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会有网络道德绑架？网络道德绑架的本质是什么？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化期，从社会结构角度而言，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分配都在进行调整。新媒体的出现，打造了新型化的社交圈子，产生了众多网络社会群体，也折射出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权力分配问题等社会隐痛。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用户制作内容”的理念正逐渐瓦解传统媒体所拥有宏大叙事的话语权优势，建立起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话语格局。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和扩展，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性隐藏于虚拟网络之中，但其言论表达会投射出各自的阶级属性。道德在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阶级性，但那些社会各阶级成员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带有社会公德性质，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公德是人们可以直接展开话题对话的最低门槛，因而不同社会阶级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就网络事件发表以人伦、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言论表达，试图通过提升话语权来实现自我群体的社会权力。道德绑架式的言论凭借新媒体，在极短时间内击穿一个个社群，形成传播的海啸效应，力图实现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

道德绑架的网民主体在发表言论时，代入了现实身份和阶级属性，更多的是站在弱者立场发表“仇富”“仇官”的言论，折射的正是阶级矛盾和社会资源、权力分配的深层次问题。在丁某某“到此一游”事件中，在外国景区文物上乱涂画的丁某某，被网友人肉出各类家庭信息，网友不禁发出“丁锦昊父母都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有钱人？”“埃及之行有没有挪用公款的嫌疑？”等咄咄逼人的疑问。在邓超因王宝强事件遭炮轰的过程中，有人发出“只为了赚钱，做人太虚伪”的评论。这类言论已经脱离了道德的评判，道德则沦为了网民宣泄偏执情绪的幌子，最终转向对当事人及家庭社会身份、地位、社会财富的窥视和质疑。

除此之外，“道德绑架”体现了转型期的道德焦虑。“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来到现代法治社会，刚性的法律强约束力逐步取代道德软约束作用，道德在约束人的行为规范方面虽然重要，但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相对下降。道德是一种文化习得，在生活成长过程中可以本能掌握这种伦理观念，而法律是讲究程序和技术性的，以契约为准绳的法律，则是一种后天学习习得，是普通大众不易掌握的。在这个原因的推动下，民众热衷于使用道德来调节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控制，“泛道德化”的言论表达甚嚣于网络新媒体。其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公序良俗。民众普遍认为自己是属于遵循公共道德、遵守规矩、尊崇习俗的一类人，他们有权力、有责任指责“不道德的人”，维护社会秩序。其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众基于锄强扶弱的正义心态，本着“弱者有理”的集体潜意识，为“弱势群体”“受了委屈的人”打抱不平，谋取权益。

但总体上看，道德绑架本身并不能够带来正向的道德改善，首先，道德主张应当以尊重权利为前提，而在公共领域对他人的道德进行公开指责或评价，侵犯私领域权利，道德绑架最终结果往往导致了“恶”。不仅会扭曲了社会大众对“道德”的认知，扰乱社会道德秩序，也会在根本上削弱了道德的社会控制功能，影响道德功能的发挥。

其次，新媒体条件下的道德绑架，在极化环境中，极易走向网络暴力。主流媒体对舆论热点事件报道缺位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模糊信息，偏激情绪的网民易形成批判的、非理性的、趋向统一的言论。这种言论经由网民群体多维互动，很容易转为网络暴力产生言语抨击、隐私披露等行为。社会群体走向极端化之后不仅不能通过道德做出理性判断，而且容易走向道德沦丧，情况严重的话，他们会将这种对道德有偏差的认知带到现实生活中，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最后，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阻隔较大，且囿于认知思维、思考角度等差异性，实现直接对话、现实交往的可能性较小。然而来到新媒体平台，不同认知水平、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打破空间界限，被整合进入共同的虚拟场景。但道德绑架实际上是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取代了复杂维度的相互理解。群体相互忽略对方，自说自话，固化自我观点，言论表达的层级并没有消弭，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虚拟交流并没有促进相互理解，反而关系矛盾日渐激化。

（原文摘自《西部学刊》2017年第5期 作为社会权力争夺工具的网络道德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