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作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具有“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真且实”的文字感染力，更是蕴含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现实生活的不满，可谓是艺术性与理想性相结合的产物。故而在历代，都不乏学者对其研究探讨。

自古至今，各类学者在研究《桃花源记》时，多将其定义为寓意之文，研究的重点多置于作者的理想追求与对现实的批判之上，且研究多已颇有建树。《桃花源记》作为寓意之文古今所公知，且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我在此便不再一一具述。然而还有部分学者，更将其视为纪实之文，认为陶渊明写此记时，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故而他们希望能从史料记载中寻得蛛丝马迹以佐证“桃花源”于现实中的存在。陈寅恪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陈寅恪先生于《桃花源记旁证》中运用全篇较大篇幅探寻桃花源此地于历史中的原型，并将其锁定为西晋时普遍存在的坞堡组织，而其余部分主要是就《桃花源记》中的一些细节进行分析探讨，将其与史实一一对应。文中，先生先以西晋末年中原人民为躲避丧乱入山避难阐释了坞堡组织广泛存在的原因，再论述陶渊明得知“檀山坞”和“皇天源”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材料的可能性，最终推及至陶渊明将“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联想为桃花源的合理性。于是，先生得出以下结论：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入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

丙、桃花源纪实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丁、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戊、渊明拟古诗之第二首可与桃花源记互相印证发明。

通篇看来，先生将桃花源与当时由避难入山而组成的坞堡相关联，可谓颇具开创性，观察十分敏锐。并且其所列举的史料充分合理，论证逻辑较为清晰，似乎也能够证明二者存在着某种联系。

然而唐长孺先生认为，陈先生甲、乙、丙此三点结论的得出，仍缺乏较为充分的证据。在先生所著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中，唐先生先指出陈先生将檀山坞、皇天坞等军事防御性的小城断言为入山者所筑，或曾保聚之处，实为不严谨。更不必说因桃林之名偶合而将其断定为桃花源的真实所在地了。紧接着，唐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而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便是根据其所闻并加以理想化，经过艺术加工后创作出了《桃花源记》。在文章的主体部分，唐先生以《異苑》等文献记载论证了蛮人发现异境的传说的存在，再推至陶渊明听闻此传说的合理性，紧接着由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推及坞堡组织成员封建化的必然性，最终否定了平静、公社化的桃源生活以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为原型的可能性。

总结起来，唐先生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甲、《桃花源记》作为一篇寓意之文，其大部分内容应非实指。

乙、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材料应来自于流传荆湘之间的传说。

丙、坞堡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建筑，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组织成员的思想观念都决定了其不可能维持太古之风，其封建化是必然的。

于此文中，唐先生以众多文献记载论证了南方传说的存在，细腻地把握到此传说与桃花源记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并加以验证。最为可贵的是，先生将此问题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结合当时兵荒马乱、社会黑暗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论证自身观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更为客观与科学。

关于《桃花源记》是否为纪实之文的问题，我谨结合两位先生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愚见。

从作者创作的角度来看，《桃花源记》作为陶渊明寄托自身理想并批判现实生活的文章，其创作此文就是为了抒写情怀，塑造一个与污浊黑暗的社会相对立的世外桃源，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其主旨从客观上就要求了作者在写作手法的选择方面更多地偏向于想象与虚写，故将其视为寓意之文似乎更加符合作者的原意，亦是对作者的尊重；反之，以纪实之文的角度来剖析《桃花源记》，虽无不可，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作品本来的面貌，曲解了作者创作的本来意图。

再者，作者既然是为了塑造一个太古之风蔚然的公社社会，以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与腐朽的政治，其自然也会向相对更多反映人们美好向往的传说中寻求材料，甚至自我创造材料；反之，以一个军事防御性并带有封建印记与社会黑暗气息的壁垒作为桃花源的原型，似乎极为不妥。

故而，单纯地从作者的写作层面来看，将《桃花源记》作为一篇纪实之文并以坞堡组织为桃花源的创作原型实为不妥。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西晋末年丧乱四起，为避难而远走他乡者共同组建坞堡组织以抵御外敌侵害，而坞堡生活与桃源生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与世隔绝，自成一世的。因此，陶渊明从此中获得创作灵感并将其理想化以创作《桃花源记》，的确存在理论上的可能。然而此可能性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二者的联系仍较为牵强；相反，从多个角度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蛮人即渔人的身份上来讲，或是对太古之风生活描述的相似程度上来讲，亦或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上来讲，相较而言，南方所流传的蛮人发现异境的传说似乎更应是《桃花源记》创作的灵感源头。

故而，从探究历史真相的角度来看，《桃花源记》更应是一篇寓意之文，其创作材料来源于南方传说的可能性要更大于来源于坞堡生活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陈先生与唐先生的两篇论文都各自存在着一定的优点和缺陷，然而我们不能仅凭其可能存在的部分漏洞而将其全盘否定，亦不能因其某一正确的论证而将其全盘接收。毕竟这是历史研究所不可避免的状况，即使是大家也是如此。而我作为一名刚刚入门历史研究的大学生，仍处于探索历史的边缘，在研究水平与知识积累方面自然是大不如两位前辈，因此我研读陈先生与唐先生的文章，也不奢求能够提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所提升与突破的观点，只希冀能够将大家的研究方法窥得一二，并学习他们严谨的研究态度与对历史事件敏锐的观察能力，以求在历史学习上能够有所进步和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