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李先觉，1936年10月出生，1963年7月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3年9月分配到公安部办公厅工作；1964年，担任公安部政治部宣传局《人民公安》（内部刊物）杂志编辑；1969年3月下放公安部“五七干校”（黑龙江）；1972年10月回公安部政治部工作；1977年10月—1978年12月随公安部工作组进驻浙江省枫桥区落实恢复“枫桥经验”，任枫桥区派出所副所长；1979年1月回公安部政治部办公室；1984年7月调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先后任校办公室主任、校工会主席（副局级）、校党委委员、副研究员。1997年4月退休。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当下，全省各级各部门正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的“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翻阅“枫桥经验”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有一次调研活动形式之庄重、时间之长久可谓罕见——1977年9月，公安部派出一局副局长赵明为首的5人工作组到浙江诸暨枫桥蹲点调研14个月，工作组成员在当地多有任职。

41年前，公安部为何派工作组到枫桥长期蹲点调研？调研如何开展、有何收获？近日，记者随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绍兴市公安局办公室和诸暨市公安局政治处的几位同志前往北京，拜访那次调研的亲历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党委委员李先觉。41年前，李先觉供职于公安部政治部，在枫桥蹲点调研时担任枫桥派出所副所长。回忆起那次调研和指导工作经历，这位现年82岁的老人思路依旧清晰，谈话中能感受到他深深的枫桥情。

带着重要使命而去

1977年，一个夹处在“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党的十一大召开、吹响迈向实现“四个现代化”新长征号角之间的年份，社会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

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处于由恢复期迈入新时期的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枫桥经验”受到极“左”思想冲击和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枫桥经验”再次得到重视，公安部根据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指示分派两个工作组去基层调研，一组北上去了哈尔滨的东莱派出所，另一组南下来到诸暨县枫桥区。

“我们去枫桥的中心任务就是贯彻毛泽东思想，恢复巩固提高推广‘枫桥经验’，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稳定安全。”李先觉回忆，“当时赵明点的将，其中点到了我，一共5个人。”

1977年9月底，肩负重要使命的公安部工作组一行5人由赵明带队，从北京启程，经在杭州与省公安局联系后，于当年国庆节结束后进驻诸暨县枫桥区。

到了枫桥区后，公安部工作组与以省公安局副局长赵光华为首的工作组、以绍兴专署公安局局长刘邦俊为首的工作组和以诸暨县公安局局长阮超为首的工作组组成联合工作组，由赵光华任组长，赵明、刘邦俊和阮超任副组长。

为便于工作开展，当时中共浙江省委任命赵光华、赵明为中共诸暨县委副书记，中共绍兴地委任命公安部的卢才、王永廉分别为诸暨县公安局副局长和中共枫桥区委副书记，李先觉则被中共诸暨县委任命为枫桥派出所副所长，而工作组中年纪最小的女同志杨小妹当时才十几岁，被分在了公社工作。

“大家在一块共事，都住在枫桥，我当时住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主要负责政策性的宣传工作，赵明和王永廉住在区委的院子里，和许根贤（时任枫桥派出所教导员）他们住在一起。”李先觉说。

丰富“枫桥经验”内涵

进驻后，联合工作组主要对枫桥区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四类人的统称）的情况进行调研，筹备召开纪念“枫桥经验”14周年大会。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是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为主的对敌斗争经验，可到了1977年，联合工作组在枫桥看到、听到、面临着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情况。“以前被批斗的四类分子都老了，有的都走不动了，年纪大的甚至已去世了，可他们中很多人还戴着帽子呢，所以这时候不存在1963年那会儿捕人多少的问题。”李先觉说。而如何对待四类分子的子女是一个考量联合工作组的新问题，“其实这部分人好多都是有文化的，而且挺聪明能干，要尽量争取可教育的四类分子子女，把他们解脱出来，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我们挺重要的工作中心。”

试点工作初期，联合工作组给表现突出且未再犯罪的四类分子适当摘帽，经讨论后先摘掉了30%四类分子的帽子，当时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联合工作组又率先给符合要求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1979年党中央在全国开展“四类分子”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 调动几代人》，专题报道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政策、做好摘帽工作的相关经验。

除了给四类分子摘帽，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已开始向依靠群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的治安管理经验转变。“我们第二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延伸‘枫桥经验’内涵。文革期间，枫桥有些人离开家后跑到外面去作案，有些人则在本地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对社会危害挺大，所以枫桥当时成立帮教小组，派人把那些在外面的人找回来，并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帮教。”李先觉说。为搞好治安工作，当时枫桥区有的大队还根据党的政策和新《宪法》精神制定了《治安公约》，动员群众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治安。

另外，发展生产也是这一时期“枫桥经验”的重点内容。“生产若搞不上去那也不行啊！”李先觉说道，“当时主张和二学运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结合起来，我们也在调研这一主题，就因势利导地把推广落实‘枫桥经验’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通过调研，联合工作组发现枫桥人民不仅在实践中创造了“枫桥经验”，还总结出“枫桥经验”是否落实的标准——治安好、捕人少、产量高，并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一）党支部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对治保工作的领导；（二）治保组织健全，战斗力强，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三）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敢斗敢批；（四）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对外逃的及时追回，对有破坏活动的就地制服，矛盾不上交；（五）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六）发案少，治安好，巩固集体经济，发展了生产。全省各地按照“6条标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枫桥经验”。

1978年6月下旬，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到枫桥区视察，肯定枫桥区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和运用公约管束教育有不良行为的人的经验。同年8月底，赵苍璧在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枫桥区摘帽试点是个好经验。“我们离开浙江不久，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印发了《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全国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点带面开展了对四类分子的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定成分的工作。”

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 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文章指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因此，“枫桥经验”为全国的四类分子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摘帽问题树立了样板，提供了经验。

终身相随的枫桥情

李先觉与夫人

在14个月的调研中，李先觉先后跑遍了当时枫桥区的13个公社，走熟了28个大队，对枫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回顾这段经历，李先觉由衷感慨：“个人受教育不少！”

“我从学校毕业后就到了公安部工作，没在基层公安干过，在枫桥那会儿，那才叫干公安呐！一天到晚轮流转，哪里有案子就到哪里去，事无巨细都跟着。还学到好多东西，特别是枫桥人民群众的优良品质，他们斗争的艺术和方法，鲜明的政治态度立场，还有不断改进的‘枫桥经验’。”

1978年10月13日至18日，枫桥区委召开治安保卫工作会议。与会前，联合工作组成员都做足了功课，“我们要带头学习中央重要文件和精神，吃透摸准各项政策，打好自身底子，才好开始下一步工作——指导队员、训练队伍。这些思想政策不是自己懂了就行，得教给每个队员。”李先觉说。

当时，枫桥区每一个公社的公安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干扰、破坏“枫桥经验”的罪行，提出进一步落实“枫桥经验”的具体任务，每个人都发了言。会后，联合工作组分头下到各个公社、大队检查工作落实情况。

在调研中，令李先觉印象深刻的还有联合工作组通过树立典型等多种形式宣传推广“枫桥经验”，尤其是1978年夏天的“请您来、走出去”活动。所谓“请您来”就是请东莱派出所所长到枫桥作经验介绍，“走出去”就是由诸暨县公安局牵头，组织全县公安员去李先觉的故乡江苏宿迁取经。

“宿迁是当时全国治安最好的一个典型，大案不发、小案不犯，帮教工作搞得特别好，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在那里召开。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去考察后指示我们去那边看看。”李先觉说，“我当时是联络人，到了宿迁后，我们先传经，所长王光焕在会上做宣传。然后我们再取经，就是到各个点上听他们介绍工作经验。回来之后，我们把好的做法吸收了，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对方宣传搞得特别好，把改造违法犯罪分子的工作事迹编成戏剧。回来之后由小杨组织，用越剧编剧介绍‘枫桥经验’。”

14个月的调研使“枫桥经验”在李先觉心中扎下根，他谈了自己的三点感想：第一，“枫桥经验”说到底就是群众路线，离开群众就没有“枫桥经验”。枫桥群众长年累月一代一代住在那，他们就是力量，是开展工作的眼睛、耳朵，所以不依靠他们还依靠谁啊！没有群众和群众路线，就不存在“枫桥经验”。

第二，要坚持。“枫桥经验”是好东西，要坚持，要一直高举这面旗帜。文化大革命时“枫桥经验”之所以受到冲击，就是因为有人不坚持。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就不坚持了，那工作还怎么开展？所以贵在坚持。

第三，必须与时俱进。各个时期社会矛盾不同，需根据新形势不断充实“枫桥经验”内涵，这样“枫桥经验”才会有生命力。

在14个月的蹲点调研中，李先觉只中途回去和家人过了一次春节，其余时间都在枫桥。家中事务都由他妻子一人操持，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生活满是艰苦，所以李先觉至今对妻子当时的支持心怀感激。现在，李先觉腿脚多有不便，老伴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需要时常照料，李先觉鲜有机会再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看看新时代的枫桥新风貌，他饱含诚意地对我们说：“希望枫桥那里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