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实生于1901年，佐尔格间谍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他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二战第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41年12月，当时朱可夫元帅领导的苏联红军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防线，从而击溃了对于这座城市的围攻。但鲜有人知道，令朱可夫能够将急需的军事力量转移到莫斯科的至关重要的情报来自于一位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的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是日本的一名报社记者，也是苏联王牌间谍理查德·佐尔格领导的传奇的东京间谍组织的关键成员。

佐尔格最著名的功绩包括提前告知斯大林日军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这个情报被他的克里姆林宫老板忽略了。但是，可以说，他在这场战争期间所传递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据可靠消息人士证实，日军不会通过在苏联开放第二战场来缓解德国的压力。这份情报令朱可夫能够将其久经沙场的士兵和装备重新部署到莫斯科。关于日本将采取何种行动的最后证实，来自于尾崎秀实。

传奇身世

撰写二战情报战史的前美国外交官鲍勃·伯金说：“如果说有一份情报改变了二战轨迹的话，那就是佐尔格向莫斯科提供的日军不会入侵俄罗斯的报告。佐尔格的间谍组织——以及尾崎秀实在其中的角色——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间谍故事。”

尾崎秀实和佐尔格都因为间谍罪被日本当局逮捕并被绞死。但是尾崎是唯一在二战中因为叛国罪被处决的日本平民。

1901年5月1日，尾崎生于岐阜县的白河。他降生在一个旧式的武士家庭，但他父亲是一个几乎身无分文的记者。在他幼年时，随家迁往日本当时的新殖民地台湾。正是在这里，易冲动和思想开放的尾崎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并感到作为这个岛屿统治阶层一员的尴尬。

日本问题专家查莫斯·约翰逊1990年的传记作品《叛国实例：尾崎秀实和佐尔格的间谍组织》中记载了一段尾崎的话：“我与统治阶级的关联在我面前以日常生活具体现实的形式展开。这种经历后来引起了我对于民族解放问题异乎寻常的兴趣，也令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问题。”

1922年尾崎回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很快就退学，并且投身于共产党的活动之中。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与日本政府对立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当时他看到当地警察和官员煽动不理智的暴民，最终导致东京的6000多名朝鲜居民被杀戮。

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追随自己父亲的足迹成为一名记者。1926年，他被《朝日新闻》雇用，并且很快撰写了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报道。1928年《朝日新闻》将他派往上海，在那里他与左派美国记者阿格尼丝·斯梅德利成为好友。尾崎也开始为这座城市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秘密提供帮助。

决定性会面

斯梅德利在佐尔格某次来到中国时将尾崎介绍给了他。罗伯特·怀曼在其1996年的著作《斯大林的间谍》中写道：佐尔格问斯梅德利，“你能给我介绍一个能够帮助我增加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知识的日本人吗?”斯梅德利就把尾崎介绍给了自己当时的情人佐尔格。

二人一拍即合。怀曼如是描写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尾崎非常友好，风趣，乐于助人。他们认识到彼此的心智能力，而且不久就发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尾崎加入了佐尔格的组织。在为苏联军方间谍机构工作的佐尔格后来伪装成一名亲纳粹的记者被派往东京之后，这二人在日本展开了合作。组织的其他主要成员包括冲绳县人宫城与南斯拉夫人布兰科·武凯利奇和德国电报员马克斯·克劳森。

尾崎在被捕后说：“可以说，事实上遇到阿格尼丝·斯梅德利和理查德·佐尔格是我的宿命。正是遇到了这些人，才最终决定了我的人生路径。”

佐尔格是一名杰出的间谍，而且富有勇气。但是他对于日本几乎一无所知。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对他来说如同密码一般。尾崎帮助他了解了日本，而且正是这个健谈的日本记者招募了其他日本人，组成这个组织在日本的反军国主义中坚力量。

如果没有尾崎帮助佐尔格(既不能讲也不能读日文)进入日本政府最内部的圈子，佐尔格是否还能取得成功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一名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尾崎凭借自己独有的魅力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和其他官员的顾问和亲信。他与近卫文麿及其小圈子在东京的近卫府邸定期举行会面。正是在这里，尾崎获得了关于日本对于亚洲大陆的军事战略和政策的关键性情报。

代号“奥托”的尾崎和代号“乔”的宫城承担了在日本、满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报告日军行动的危险任务。他们还负责证实佐尔格从德国外交官处获得的情报。

为信仰赴死

尾崎是一位在对抗轴心国的战斗中选择了自己立场的忠实信徒。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能及时了解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等情报，尾崎秀实功不可没。对于这些重大战略情报，尾崎主要通过在上海的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发往延安。看到这些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简直就等于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尾崎秀实所做的一切，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战。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出了极高评价。对于尾崎秀实，周恩来曾经赞之为“国宝”。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作为佐尔格“拉姆扎”小组核心成员的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

佐尔格后来谈起尾崎秀实时说：“尾崎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他所提供给我的日方情报，占了我的情报来源的四分之一。尾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941年8月底，尾崎以参加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在大连举行的一次会议为借口来到日本占领的满洲国。他的真实目的是核实日本关东军的部署，以证实他们是否准备入侵西伯利亚。他还搜集了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库存油数量的数据以寻找关于军队部署的线索。

尾崎很快带着“拼图的最后一块”回到东京。佐尔格当时在日记中回忆尾崎对他说：“危险已经解除。”日本人正在从满洲国撤军，而且并没有将其他军队自中国向北方调动。一场对于苏联东部前线的入侵显然并没有在酝酿中。所有迹象都表明，日本将向南——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进行打击。

伯金在接受亚洲时报在线采访时说：“这起案例中真正的间谍是尾崎。”

“尾崎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采取的方式无疑应当获得大量的赞誉，或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他来到佐尔格身边时，并非是一个已经在恰当位置的线人，而是一个局外人。正是通过他孤注一掷的努力，才令自己跻身于日本政府的最上层，并且成为日本首相的一名心腹。这是所有间谍都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几乎从没有人实现过。”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

东京法庭宣判时称尾崎秀实为：“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在被处决之前不久，尾崎对一名访客说：“我愿意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壮丽赴死。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而且我完全准备好了。”

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将尾崎秀实等人秘密绞死。

尾崎秀实一直对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尾崎秀实坚信，只有制止日本侵华战争，才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与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尾崎秀实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的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强大吸引力。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在隐蔽斗争中同样是得人心者得情报。抗战时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证明，靠战争的正义性感召了广大爱国者，就不仅在战场上能陷敌于汪洋，在隐蔽战线上也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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