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卢辩传》中说：“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 唐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有诗云：“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官员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具有参与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制定的决策权与及自由分配手中国有资源的决定权，所以，他们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腐败不堪，以至于“好官”实在难得。

那么，一个官员要如何才能更好的治下，要如何才能让民众更为信服呢？史料《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论》有载：“子产治理郑国，民不能欺；子贱治理单父县，民不忍欺；西门豹治理邺县，民不敢欺。”尽管效果一致，但是，三者的差别却很大。

子产在任职郑国相国之时，能够做到仁爱，明理，得到人民的理解，所以，大家做不到欺骗他；宓子贱在治理单父县时，为官清廉，其自身寡淡无求，只喜爱弹琴弄乐，一心操持政务，人们的内心始终惦念着他，从而不忍欺骗他；西门豹在邺县任职县令之时，为政严苛，手段凌厉，以至于，百姓都不敢欺骗他。

可以说，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做事方法不同，其导致的行政效果也大有不同，这也体现了风格各异的为官之道。实际上，以上所述三人风格不同的为政方法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自身地位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子产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大家，法学大家，连孔子都非常推崇他，认为他的品德极为高尚。子产在治理郑国期间，严明律法，在经济方面大力实行改革措施，在执政方面可谓全权把控，不管事务大小都必定会亲而为之，由此他也得到的当时人们的高度赞誉。

他的执政手段有着浓烈的法家思想，处处都充满着变革，但是内在却又饱含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最终他是以高超的个人魅力使得民“不能欺”。

接下来再看宓子贱，此人乃是孔子门下高徒。其一贯的执政理念为“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他极其注重任用辖区内的“贤人”，深刻贯彻了儒家“德治”的思想，处处为他人着想，以高尚的品格感化当地百姓，做到了民“不忍欺”，最终实现了“鸣琴而治”。

西门豹生活在战国时代，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法学大家。西门豹到达邺地之后，深入基层走访调查，他发现下级官员和民间神棍巫婆等相互勾结，为了消除水患，以“河伯娶妻”为名，欺诈无知百姓的钱物，他挑选好机会，亲自来到仪式现场，当着众多百姓的面，说：“这个新娘实在是太丑了，河神必定不会接受。”

然后，非常凌厉的将那些个装神弄鬼之人尽数扔到了河水之中，由此，他在百姓之间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使得当地的官民都非常怕他，以至于，后来他在推行治理河道等民生工程上非常顺利，他以自身威严，最终，使得民“不敢欺”。

以上所提到的三个人，一个身为国家高层管理人员，另外两个是基层干部，他们的执政风格均带有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色，实在可以看做是三种风格迥异的为官之道。这三种执政手段都取得了一致的效果——“民不欺”，而且，他们均在自身职务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后人，曾对这三人作出评价：子产——事必亲为的模范，宓子贱——委任责成的典范，西门豹——执政严明的担当。现今，我们细细品味这三种风格迥异的为官之道，不难发现其中乃是蕴含着古人满满的智慧，体现了古人对于握权执政的独特理解。

古时候的官员执政之时最为看中的乃是官民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能够更好的治理国家或郡县，从而能够达到民“不欺”的效果，使“民服”是他们在始终追求的目标，他们也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古时的官员往往会设身处地的为各阶层人士考虑，而且，他们一般在处理政事时会参杂浓烈的个人主观意愿，因此，他们的执政风格会因为个人的观念而大不相同。

那时的官员有的看中德行，有的注重揽权，有的希望能够“以德服民”，有的希望能够以执政严厉使 “民服”，这些个性鲜明的执政方式给官场带来极大的丰富性及多变性。而且，古时候的人极为看中一个官员的个人品格形象，并将这一点视为是否可以实现服从，以及如何达到服从的本质。

可以说，历史上大有关于为官之道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人的特性及灵性在这方面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有效、高明的执政手段和制度是实现“不能欺”的重要因素；而“不忍欺”则需要官员有着非常高尚的品行和修养，推行仁政；“不敢欺”则需要官员行事风格凌厉，手段狠辣。

而在当今这样的法治社会，法律既赋予了官员权利，也对他作出了种种限制，如今，执政者必须严格依律行事，应当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与古人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如今大可不必将“民服”视为权力的本质，更应当摒弃古时候官员阴狠诡异的执政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