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恩特曼 (Robert M. Entman)： 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妮基·厄舍 (Nikki Usher)：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编译：谢张天

原文刊载于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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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deology, Power and 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政治传播形态日益成熟，而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却不断衰落。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必须重新评估信息生产、传播、接收以及促成行动的过程。 恩特曼在这篇论文中便重新审视了他在1993年提出的框架概念，并完善了瀑流式网络激活模型（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 Model）。

本文探讨了社会政治信息流动和框架中五个重要的新数字化“泵阀”（pump-valve）：平台、算法、数字化分析、意识形态媒体和破坏者。更新后的瀑流网络网络激活模型阐明了这五个数字化特征如何影响精英、传统媒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研究问题：它们是否能够使信息控制和权力的层次结构扁平化和民主化，亦或是巩固了现有结构。

在恩特曼先前提出的瀑流式网络激活模型中，尽管在各个层级都存在着反馈机制，但美国的信息传播主要是从上到下进行的，从最高管理层（总统、白宫和内阁机构）到非行政精英（国会议员和议员、前官员、专家、游说者），再到制度化的主流媒体（接触大众并遵守客观规范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新闻文本（基于框架的文字和图像网络），最后到达最底层的公众。图1是这一模型的简化版本，呈现了三个阶层（精英、制度化主流媒体和公众）以及三类传播路径（路径A、B、C）。

图1 原瀑流式网络激活模型

理论上讲，潜在的颠覆性数字技术可以使框架流动多样化和民主化。 然而，它们的影响也可能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极化公民、减少社会资本，从而破坏对民主稳定至关重要的合作规范。权力法则表明精英仍然会创造和塑造最广泛传播的框架，甚至是那些看似从基层产生的框架。

作者随后分析了五个重要的新数字化“泵阀”的特征，即平台（例如谷歌、脸书、推特）、算法、数字化分析（关于受众行为的数据）、意识形态媒体（例如Fox、Limbaugh、Breitbart.com）和破坏者（黑客、机器人程序）。 泵阀的比喻反映了这些新功能如何增强（泵）和减少（阀门）信息流量。

平台

平台使得精英可以绕过媒体机构直接与公众联系。特别是在右翼，这种趋势使精英的框架战略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成为可能，因为这些媒体的商业模式强调意识形态叙述的连贯性而不是客观性。此外，平台削弱了传统媒体的“看门人”角色。精英们可以通过推特同时向公众和其他所有人传播信息，而原先最早获取新闻的记者变成了追赶新闻的角色。平台为公民创造了大规模互动、以及直接与精英和媒体进行互动的可能。

算法

算法根据过往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对下一步应该发生的事情进行自主决策。一旦设定，算法就会强制执行一系列严格的逐步决策，这些决策不考虑人类思维和行为所固有的不可预测性、自发性和突破性。用户做出的每个选择都决定了算法对未来内容的预测，且算法无法重置。因此，算法塑造了用户的体验甚至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具备了传统媒体在控制传播框架上的影响力。

数字化分析

精英和媒体利用数字化分析工具，不仅可以了解谁在接收他们的信息，还可以挖掘相关受众的数据，并有选择地针对用户定制广告。通过分析，机构可以将公民接受的信息与他们的品味、习惯、世界观和购买偏好的精确数据进行匹配。因此，分析可以让机构更有效地对选民和消费者行使自上而下的权力。

意识形态媒体

由于意识形态媒体通常忽视客观性，因此他们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分割和两极分化。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媒体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保守派精英开展了长期活动，削弱主流媒体的合法性以创建商业上成功的意识形态机构，如福克斯新闻和Brietbart.com等在线平台;与自由主义者相比，他们也有更好的跨媒体协调机制，通过操控算法获得对他们有利的结果。2016年的选举证明了保守派媒体生态系统的成熟，他们有效地将框架传播给对事实证据没有高要求的追随者。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Breitbart比CNN.com获得了更多的流量，只有14％的共和党支持者信任主流媒体，而在2002年这一数值约为50％。

破坏者

破坏者是指那些在规范之外行事的人，包括技术赋能的黑客、“假新闻”制造者和机器人（程序）。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等黑客的工作可能会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但在最坏的情况下，黑客与国家精英保持一致，加剧阴谋论，传播错误信息，甚至影响选举结果。机器人（bot）是执行自动、重复、例行任务的程序，他们可以欺骗用户（和算法），传播分歧，破坏集体行动。而毫无根据的虚假信息通常由居心叵测的精英控制。假新闻仅在其框架与受众的框架相匹配时才有效。

基于上述新特征，作者更新了瀑流式网络激活模型，试图阐明框架的数字化传播对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及对民主的影响。

图2 更新后的瀑流网络激活模型

新模型认为，经济激励对数字化系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强化了“内容为王”。在媒体层面（路径1），平台的介入扼杀了传统新闻业务模式，破坏了传统新闻发布体系。在精英层面，精英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直接向公众传播信息（如推特上的特朗普），这一过程无需主流媒体介入（路径2）。而意识形态媒体、精英和公众（特别是右翼）之间的强大网络（路径3和路径4）反映并促进了精英的框架。在公众层面，公民有了新的互动渠道（路径5），连接主流媒体和公众的路径6仍然很重要。

在新模型中，精英对框架的控制力不减反增。由于精英和媒体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尤其是保守派：例如，共和党和福克斯新闻），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网络可以通过路径2来强制执行领导者的意识形态。然而，如果这些领导人早些时候通过路径2、3和4发起并传播了破坏性框架，那么民主就不会真正得到加强。这种机制很可能导致了共和党领导人对传统的党派谈判和妥协规范的拒绝，从而强化了僵局。功能失调的政府助长了公众的愤怒，传播网络使之进一步分化，民主因而进入了螺旋式下滑。此外，破坏者败坏了公众之间的路径5沟通，以及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路径4和路径6，减少了公民获得高质量信息以开展集体行动的有效力量。

前文提到的五个数字化泵阀尽管未在图2中标出，但蕴藏在连接各个级别的路径中。在新模型中，社交和搜索平台使用了不透明的算法，不可预测地分发精英框架下的内容。 这显着地塑造了新闻选择，因为记者通过强调或不强调新闻和框架来最大化访问量和阅读量。而来自数字化分析的反馈被用于监控受众，通常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点击次数，这使得记者不再关注细微差别和细节，从而降低了新闻质量以及对精英的压力。此外，数字普及化以及意识形态媒体的兴起增加了精英力量。 算法以及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化营销可以提高精英框架的传播效率。

除了精英框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之外，大量扩张的线上和线下媒体，包括视频游戏和非政治社交媒体，都可能增加信息鸿沟，导致冷漠和无知的现象。这也使那些希望利用在线渠道来组织集体行动的公民丧失信心。与此同时，公众之间的等级也逐步建立。公众的框架如想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必须获得精英的支持和赞助（经常重新构建）。总体而言，网络的政治经济学表明，发表言论的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被听取。而且，公民制造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并不一定会导致更明智的选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关于数字化对公民权力影响直截了当的结论仍然存在问题。

结论

在数字化时代，精英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变得更为更快速和有效，从公众到新闻机构和精英的反馈更为精确，公众之间的互动更为方便。然而，这并没有带来更为负责任的政府，也没有增加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权力和控制的等级甚至变得更加分明，因为精英具备了更加精确操纵公民的能力。分析、算法和平台的运营商通常拒绝承担传播内容上的责任，因而给了破坏者和意识形态媒体扭曲民主的机会。此外，这些因素严重威胁到制度化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无论如何，传统的新闻业限制了不受约束的精英权力，维护了民主理想，并滋养了一个共同的公共领域。

因此，作者呼吁研究者关注那些尚未依赖极端化内容的主流媒体受众。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他们放弃传统媒体，转而支持意识形态媒体或破坏者？破坏者如何从边缘走到中心舞台？更广泛地说，学者应该研究所有六种路径中的新闻生产和消费。

整个传播界必须应对传统媒体式微所蕴含的深刻变化，重新思考人们如何在群体、家庭和组织中相互沟通，如何吸收文化，如何构建和叠加网络，以及如何借助修辞的力量，这些都深受数字化媒体的影响。